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0-11-04
（1）40年前，她们生父的骨灰被伯父从上海带回高邮老家；10多年前，她们全家从上海到了新西兰；在海外生活10多年后，为了找回生父的骨灰，如今她们向高邮市政府求助，打听亲友的下落。在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倾力相助下，她们终于圆了寻根梦……
越洋电话只为寻亲
今年年初的一个星期五，在单位加班的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乔杰正准备下班，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电话，原来是从新西兰打来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子希望政府帮她寻找高邮的大伯父。
“我叫陈文静，10多年前我们全家从上海迁到新西兰。我生父原是上海铁路局列车员，40年前去逝时我只有4岁，妹妹只有2岁。当时父亲的骨灰被大伯父从上海带回高邮老家。如今，我们想寻找大伯父，找到父亲的骨灰，拜祭父亲的在天之灵。这么多年，我们与大伯一直没有联系，只知道他名叫陈庆宏，大约70多岁，无奈之下，只好请政府帮助寻找。”
听了电话后，乔杰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但是事隔近半个世纪，陈女士寻访的对象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仅凭这点线索，在浩瀚人海中寻人，困难可想而知。于是乔杰问道：“除了这些，有没有其它线索。”
“没有，如果没有困难我们也不会打电话向政府求助。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伯父是否还在世，我们想找到大伯父，看一看父亲的骨灰，完成母亲多年的心愿，政府能帮我们吗？”听着陈文静焦虑和无奈的回答，乔杰为这份亲情所感动：“请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力帮助寻找。”
艰难寻人几经周折
根据陈文静提供的信息，乔杰立即打电话请求蝶园派出所的朋友帮助，朋友答应第二天帮他。
周六上午一大早，乔杰来到蝶园派出所，在朋友帮助下，很快查到两位名叫陈庆宏、年龄70多岁的老人。“请问陈庆宏先生，你是否有一个弟弟40年前在上海铁路局工作？”通过电话了解，这两人都不是陈文静的大伯。
初次寻找并不顺利。周日，朋友又陪着乔杰来到珠湖派出所查寻。珠湖派出所的电脑显示有20多位叫陈庆宏、年龄70多岁的老人。电话一个个拨出，依然没有半点有价值的线索。
难道是思路出了问题。乔杰分析，陈文静只讲伯父从上海回到高邮老家，不一定是在城区，如果是这样，寻找范围应该扩大到乡镇。热心肠的乔杰利用平时休息时间，与各乡镇派出所进行联系，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终于从八桥镇城堡村传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城堡村中兴组有一位82岁的老人叫陈庆宏，曾经有一位弟弟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已经去世40年了。会不会就是这个老人呢？乔杰请城堡村支部书记联系老人。遗憾的是，老人家中没有电话，乔杰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一个半小时后，乔杰终于接到陈文静的伯母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在半个多小时的通话中，老人非常激动，讲述了当年陈文静父亲去世后，老伴陈庆宏将其骨灰带回家的经过。老人话语有些哽咽：“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她们还能找到我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老陈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也特别想见见亲侄女。”
热心相助终圆梦
乔杰及时与陈文静取得联系，把他了解的情况如实告知。
3月25日，陈文静和妹妹陈晓萍从遥远的新西兰飞到上海，又驱车赶往高邮。26日上午，在市行政中心7楼会议室内，陈文静、陈晓萍见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亲人（大伯父陈庆宏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她们激动万分，陈文静激动地拉着乔杰的手说：“多亏你们的帮助，才圆了我们的‘寻根’梦。”
陈文静和妹妹陈晓萍在离开市政府办公室去大伯父、伯母家前，向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们深深鞠躬，连声道谢。
(2)在美国，21岁的钱向民出生于学识渊博且十分富有的美国华裔家庭，住在美国著名的科学城硅谷。她是美国第三代华人。她小时候，父母工作都非常忙，只好请保姆照料她和弟弟妹妹们。家里一个保姆来自，对她特别好。从保姆的讲述中，小钱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生活着许多贫穷的人。17岁那年，她一个人去了趟非洲。在非洲时，有人问她是哪国人
，她很自然地回答她是美国人。可是人家又问，怎么看你长得像中国人呢？她说是的，我是华裔。人家就说，那你了解中国吗……每到这时，她都不知应该如何回答，因为她对中国的事一无所知。
回到家里，她开始缠着爸爸妈妈给她讲中国，她说她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根！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在哈佛，小钱遇到了一个从中国成都来的女生，她告诉小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很多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她一边向这个女生学习汉语，一边向学校申请奖学金。去年，她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她获得了数千美元的奖学金。小钱对父亲说，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受去了解中国，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经验。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告诉她，你如果要去中国，就去云南。
人物名片
她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女孩子。
她的爷爷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弟弟。
她的父亲是美国斯坦佛大学的院士和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医学教授。
她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
她的名字是SarahTsien。她的中文名字叫钱向民。
在她的名片上印着：全球网络金融服务机构中国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导师的实习生。
机会：在云南研究扶贫
钱向民回国来到了中国云南。
小钱的中国之行，带动了全家人的故国情，他们一起回来了。一家人先到北京登上了长城。
家人回美国去了，小钱留下来。她与一个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团体一行25人一起到达昆明，先在云南师大学了3个月的中文，然后那些美国学生也回美国了，只有小钱留了下来。她独自一个来到了边远的麻栗坡县。
小钱告诉我，她申请的这个项目，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搞的一项名为“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的研究。小钱解释说，小额信贷从20年前就已经在世界上好多国家开始进行，并且非常成功。在这些国家，大部分穷人贷不来款。而他们又非常需要银行的扶持，有时就是几百元或者上千元。可银行一来怕他们还不起钱，二来又嫌小额信贷比较麻烦，这样就需要一种保证和信誉。于是，乡村银行的信贷业务不对个人，而是对小组。通常是若干户组成一个小组，彼此都是邻居，相互信任，如果一个人还不起，另外几家就都有责任。乡村信贷员还到那些还不起钱的农民家里去，和他们一起打工，帮助他们还钱。我国也从数年前就开始推行这一做法，各地的扶贫组织都有这个项目。小钱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项目进行考察。她到达中国以后了解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父亲先前的一些说法不一样。她打电话告诉了父亲，父亲佩服女儿的闯劲，并向女儿认输。
一开始，云南当地的项目办公室安排小钱住在乡招待所里。可她一到那儿，就在菜园子里和一群当地孩子玩起来。她看到那些男孩子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比他们身体大得多的玉米秆的柴垛，很重，就跑过去帮他们背，一直背到了男孩的家里。
磨炼：在贫困农家调研
这家有两个男孩子，姓李，哥哥15岁，弟弟11岁。除了父亲母亲外，还有一个老奶奶。一家4口人都非常欢迎小钱的到来。于是，小钱当即决定，就住在他们家了。她叫男孩的父亲叔叔，叫母亲阿姨。
李叔叔家在村子里算是穷的。他家的房子是用草和泥巴盖的，虽然家里养着猪，但是吃的都是包谷饭，没有肉，菜是从菜园里摘的。叔叔天天出去打工，阿姨一天学都没上过，她做小生意也不识字，就是从这个集市上买点大米，再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从早到晚在集市上，有时赚不到钱，最多也就赚上5元钱。奶奶已经老得没有牙了，驼着背，挪着一双小脚，却承担着喂猪的重担，她每天都在不停地切着猪草。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有一次小钱晚上从项目办公室回来，黑漆漆的，她摸着石头走了一个多小时，差点迷了路。这里也没有自来水，还经常停电。厕所连着猪圈，每次上厕所不仅要先轰猪，还要再撵狗。小钱蹲在我面前边比划边“呼呼呼”地“再现”她轰猪撵狗时的状态。上厕所如此，就更谈不上洗澡了。“我就端一个脸盆倒点水，然后把头放进去洗……”小钱生怕我不明白，又是一通连说带比划。虽然她的动作依然是美国式的，但她的神情倒很像一个刚从山里出来的乡村女孩。
这个哈佛女孩把自己当成了这个贫穷家中的一员。每天她帮着阿姨和奶奶做家务，和阿姨一起去赶集。她深深感受到李叔叔一家人对她真挚的感情，家里那么困难，还特意给她买了一床新被子。临走的时候，她悄悄去了趟乡里的学校，把叔叔家两个孩子的学费交上了。她记得叔叔对她说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能读上书！
成长：继续关注祖国
后来，小钱只身到印度参加一个世界小额贷款方面的会议，会议结束，她在印度的加尔格达买好了第二天飞曼谷的机票，没钱住饭店，她就想在机场大厅凑合一夜。她看到一个清洁工在洗手间的地上铺了一块布准备休息，灵机一动，在挨着清洁工的地方，就着清洁工“床单”的一边睡下了。“我睡得很香。通过出来考察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的生活费都在两美元之下，在有钱人看来，两美元连一杯茶都买不了。”
“你一个女孩子到处跑，难道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道。
“我遇到过坏人，有人要抢我的包，我就大喊一声，挥拳就打；火车上有人想摸我，我就大叫一声：‘嘿！我会中国功夫！’”她边说边比划，跟真事儿似的。
为了省钱，小钱出行甚至坐拉货的拖拉机。身边是猪和鸡的尖叫，身体随着拖拉机一路狂颠，颠得肠子都要掉下来了。在印度的火车上，人多得像粥锅一样，双层卧铺上被放满了大米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去的人随便乱挤，你买了票也白买，根本没人理你。小钱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她发现在乱七八糟的货物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空儿，就钻进去，缩成一团，睡了。
小钱的研究项目基本结束，她要回哈佛继续上学去了。她说：“在中国的这10个月对我影响很大。我自己的思想也变了很多。有很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就随便地讲这讲那。其实美国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比美国人好得多！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多好人，只在中国我才碰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学好中文，以后能够比较流畅地说中文、读中文，毕业以后再回到中国来！”
越洋电话只为寻亲
今年年初的一个星期五，在单位加班的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乔杰正准备下班，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电话，原来是从新西兰打来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子希望政府帮她寻找高邮的大伯父。
“我叫陈文静，10多年前我们全家从上海迁到新西兰。我生父原是上海铁路局列车员，40年前去逝时我只有4岁，妹妹只有2岁。当时父亲的骨灰被大伯父从上海带回高邮老家。如今，我们想寻找大伯父，找到父亲的骨灰，拜祭父亲的在天之灵。这么多年，我们与大伯一直没有联系，只知道他名叫陈庆宏，大约70多岁，无奈之下，只好请政府帮助寻找。”
听了电话后，乔杰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但是事隔近半个世纪，陈女士寻访的对象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仅凭这点线索，在浩瀚人海中寻人，困难可想而知。于是乔杰问道：“除了这些，有没有其它线索。”
“没有，如果没有困难我们也不会打电话向政府求助。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伯父是否还在世，我们想找到大伯父，看一看父亲的骨灰，完成母亲多年的心愿，政府能帮我们吗？”听着陈文静焦虑和无奈的回答，乔杰为这份亲情所感动：“请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力帮助寻找。”
艰难寻人几经周折
根据陈文静提供的信息，乔杰立即打电话请求蝶园派出所的朋友帮助，朋友答应第二天帮他。
周六上午一大早，乔杰来到蝶园派出所，在朋友帮助下，很快查到两位名叫陈庆宏、年龄70多岁的老人。“请问陈庆宏先生，你是否有一个弟弟40年前在上海铁路局工作？”通过电话了解，这两人都不是陈文静的大伯。
初次寻找并不顺利。周日，朋友又陪着乔杰来到珠湖派出所查寻。珠湖派出所的电脑显示有20多位叫陈庆宏、年龄70多岁的老人。电话一个个拨出，依然没有半点有价值的线索。
难道是思路出了问题。乔杰分析，陈文静只讲伯父从上海回到高邮老家，不一定是在城区，如果是这样，寻找范围应该扩大到乡镇。热心肠的乔杰利用平时休息时间，与各乡镇派出所进行联系，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终于从八桥镇城堡村传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城堡村中兴组有一位82岁的老人叫陈庆宏，曾经有一位弟弟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已经去世40年了。会不会就是这个老人呢？乔杰请城堡村支部书记联系老人。遗憾的是，老人家中没有电话，乔杰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一个半小时后，乔杰终于接到陈文静的伯母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在半个多小时的通话中，老人非常激动，讲述了当年陈文静父亲去世后，老伴陈庆宏将其骨灰带回家的经过。老人话语有些哽咽：“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她们还能找到我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老陈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也特别想见见亲侄女。”
热心相助终圆梦
乔杰及时与陈文静取得联系，把他了解的情况如实告知。
3月25日，陈文静和妹妹陈晓萍从遥远的新西兰飞到上海，又驱车赶往高邮。26日上午，在市行政中心7楼会议室内，陈文静、陈晓萍见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亲人（大伯父陈庆宏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她们激动万分，陈文静激动地拉着乔杰的手说：“多亏你们的帮助，才圆了我们的‘寻根’梦。”
陈文静和妹妹陈晓萍在离开市政府办公室去大伯父、伯母家前，向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们深深鞠躬，连声道谢。
(2)在美国，21岁的钱向民出生于学识渊博且十分富有的美国华裔家庭，住在美国著名的科学城硅谷。她是美国第三代华人。她小时候，父母工作都非常忙，只好请保姆照料她和弟弟妹妹们。家里一个保姆来自，对她特别好。从保姆的讲述中，小钱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生活着许多贫穷的人。17岁那年，她一个人去了趟非洲。在非洲时，有人问她是哪国人
，她很自然地回答她是美国人。可是人家又问，怎么看你长得像中国人呢？她说是的，我是华裔。人家就说，那你了解中国吗……每到这时，她都不知应该如何回答，因为她对中国的事一无所知。
回到家里，她开始缠着爸爸妈妈给她讲中国，她说她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根！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在哈佛，小钱遇到了一个从中国成都来的女生，她告诉小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很多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她一边向这个女生学习汉语，一边向学校申请奖学金。去年，她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她获得了数千美元的奖学金。小钱对父亲说，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受去了解中国，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经验。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告诉她，你如果要去中国，就去云南。
人物名片
她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女孩子。
她的爷爷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弟弟。
她的父亲是美国斯坦佛大学的院士和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医学教授。
她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
她的名字是SarahTsien。她的中文名字叫钱向民。
在她的名片上印着：全球网络金融服务机构中国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导师的实习生。
机会：在云南研究扶贫
钱向民回国来到了中国云南。
小钱的中国之行，带动了全家人的故国情，他们一起回来了。一家人先到北京登上了长城。
家人回美国去了，小钱留下来。她与一个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团体一行25人一起到达昆明，先在云南师大学了3个月的中文，然后那些美国学生也回美国了，只有小钱留了下来。她独自一个来到了边远的麻栗坡县。
小钱告诉我，她申请的这个项目，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搞的一项名为“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的研究。小钱解释说，小额信贷从20年前就已经在世界上好多国家开始进行，并且非常成功。在这些国家，大部分穷人贷不来款。而他们又非常需要银行的扶持，有时就是几百元或者上千元。可银行一来怕他们还不起钱，二来又嫌小额信贷比较麻烦，这样就需要一种保证和信誉。于是，乡村银行的信贷业务不对个人，而是对小组。通常是若干户组成一个小组，彼此都是邻居，相互信任，如果一个人还不起，另外几家就都有责任。乡村信贷员还到那些还不起钱的农民家里去，和他们一起打工，帮助他们还钱。我国也从数年前就开始推行这一做法，各地的扶贫组织都有这个项目。小钱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项目进行考察。她到达中国以后了解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父亲先前的一些说法不一样。她打电话告诉了父亲，父亲佩服女儿的闯劲，并向女儿认输。
一开始，云南当地的项目办公室安排小钱住在乡招待所里。可她一到那儿，就在菜园子里和一群当地孩子玩起来。她看到那些男孩子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比他们身体大得多的玉米秆的柴垛，很重，就跑过去帮他们背，一直背到了男孩的家里。
磨炼：在贫困农家调研
这家有两个男孩子，姓李，哥哥15岁，弟弟11岁。除了父亲母亲外，还有一个老奶奶。一家4口人都非常欢迎小钱的到来。于是，小钱当即决定，就住在他们家了。她叫男孩的父亲叔叔，叫母亲阿姨。
李叔叔家在村子里算是穷的。他家的房子是用草和泥巴盖的，虽然家里养着猪，但是吃的都是包谷饭，没有肉，菜是从菜园里摘的。叔叔天天出去打工，阿姨一天学都没上过，她做小生意也不识字，就是从这个集市上买点大米，再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从早到晚在集市上，有时赚不到钱，最多也就赚上5元钱。奶奶已经老得没有牙了，驼着背，挪着一双小脚，却承担着喂猪的重担，她每天都在不停地切着猪草。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有一次小钱晚上从项目办公室回来，黑漆漆的，她摸着石头走了一个多小时，差点迷了路。这里也没有自来水，还经常停电。厕所连着猪圈，每次上厕所不仅要先轰猪，还要再撵狗。小钱蹲在我面前边比划边“呼呼呼”地“再现”她轰猪撵狗时的状态。上厕所如此，就更谈不上洗澡了。“我就端一个脸盆倒点水，然后把头放进去洗……”小钱生怕我不明白，又是一通连说带比划。虽然她的动作依然是美国式的，但她的神情倒很像一个刚从山里出来的乡村女孩。
这个哈佛女孩把自己当成了这个贫穷家中的一员。每天她帮着阿姨和奶奶做家务，和阿姨一起去赶集。她深深感受到李叔叔一家人对她真挚的感情，家里那么困难，还特意给她买了一床新被子。临走的时候，她悄悄去了趟乡里的学校，把叔叔家两个孩子的学费交上了。她记得叔叔对她说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能读上书！
成长：继续关注祖国
后来，小钱只身到印度参加一个世界小额贷款方面的会议，会议结束，她在印度的加尔格达买好了第二天飞曼谷的机票，没钱住饭店，她就想在机场大厅凑合一夜。她看到一个清洁工在洗手间的地上铺了一块布准备休息，灵机一动，在挨着清洁工的地方，就着清洁工“床单”的一边睡下了。“我睡得很香。通过出来考察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的生活费都在两美元之下，在有钱人看来，两美元连一杯茶都买不了。”
“你一个女孩子到处跑，难道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道。
“我遇到过坏人，有人要抢我的包，我就大喊一声，挥拳就打；火车上有人想摸我，我就大叫一声：‘嘿！我会中国功夫！’”她边说边比划，跟真事儿似的。
为了省钱，小钱出行甚至坐拉货的拖拉机。身边是猪和鸡的尖叫，身体随着拖拉机一路狂颠，颠得肠子都要掉下来了。在印度的火车上，人多得像粥锅一样，双层卧铺上被放满了大米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去的人随便乱挤，你买了票也白买，根本没人理你。小钱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她发现在乱七八糟的货物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空儿，就钻进去，缩成一团，睡了。
小钱的研究项目基本结束，她要回哈佛继续上学去了。她说：“在中国的这10个月对我影响很大。我自己的思想也变了很多。有很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就随便地讲这讲那。其实美国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比美国人好得多！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多好人，只在中国我才碰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学好中文，以后能够比较流畅地说中文、读中文，毕业以后再回到中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