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1-07-05
元明之交，战火纷起，时局动荡，给人们带来了种种灾难与痛苦，大多诗人生活在兵连祸结的年代，对词有着亲身的体验。生活的动荡，对时局艰难的惶恐不安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明初诗坛不少作品表现了时代的创伤与个人遭际，以及诗人在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忧郁、彷徨、孤独的情绪，基调凝重悲怆。
其中以高启、杨基、袁凯等人为代表。高启《秋日江居写怀》其一：“每看摇落即成悲，况在飘零与别离。……莫把丰姿比杨柳，愁多萧飒恐先衰。”流露出其忧郁、惶恐、孤独的情绪；而《孤鹤篇》吟咏“孤鸣迥且哀”“一飞四徘徊”的孤鹤，《孤雁》刻画“呼群云外急，掉影月中残”的孤雁，则更有自况的意味，曲折地表现出诗人在艰危处境中无从依傍的孤独。袁凯诗涉及个人身世遭遇，较有真情实感，如《江上早秋》“即丛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又如《久雨后寓所一首》“天意未教戎马息，老夫漂泊敢言归？”
散文创作领域，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一些人物传记、寓言散文及记事写景之作成就突出，尤具代表性。刘基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这些寓言散文吸取了先秦历史与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的艺术传统，往往将所要论说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反映出来，夹叙夹议，既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题材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
永乐以后，由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当时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局等因素，使“台阁体”在当时占文坛统治地位。其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讲究雍容典雅，实则空疏刻板，缺少生气。
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作为科举应试问题，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的八股文，其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成化至弘治年间，台阁体创作逐渐趋向衰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它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悲冗委琐的风气。在此，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学古上要掌握声调节奏等法度，并主张从文学本身立场出发去探讨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李东阳的复古论点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崛起于弘治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明中叶以后，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
面对文坛委弱悲冗的格局，李梦阳等前七子，以复古自命，重寻文学的出路。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这在李梦阳的复古主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一些作品，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的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强烈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李梦阳诗《述愤》、《离愤》等。“真诗在民间”之说，则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将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明代前七子的文学活动于嘉靖前期逐渐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瞩目。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在学古过程中后七子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显得尤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则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
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及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努力为文学寻找一席独立的地位；并给民间俗文学以应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质一种新的理解。但是由于他们过分注重法度等创作规则，未能摆脱拟古的窠臼，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针对“前后七子”复古倒退的主张，崛起了“唐宋派”，他们主要以学习唐宋古文为指归，但又主张要有时代性，“自为其言”，“直抒胸臆”，其中以归有光的创作最为突出，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能得其风神脉理”，又尊尚唐宋诸家，对学古对象的择取比起唐宋派其他文人更显得宽泛。他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在于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本身。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的出现，探讨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逐渐走出单一、僵化格局而谋求心路的动态。
晚明诗文领域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创作倾向，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反映在创作上则注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从而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逸趣横生的创作效果，很少让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他们并力矫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所难以克服的拟古蹈袭的弊病。他们的诗文，清新俊逸，语言“宁今宁俗”，尤其是传状、书简、游记、笔记，真情畅达，对晚明及以后的小品，取得了几乎支配性的影响。但公安派特别在具体创作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弱点，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上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袒露自我的勇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这些小品文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及趣味，真实生动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与审美意趣，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求真写实的创作特征。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明代末年，时局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等为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复古学”为宗旨，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作品多表现国变时艰及兴亡之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且不泥古不化，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同时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夏完淳，夏允彝之子，师事陈子龙，深受其影响，同有声名。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为人所称道。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受其师陈子龙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注重摹古，讲究音调辞藻。明灭后，诗风有所变化，多有掉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
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朱明王朝顷刻崩溃。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新的生命。
其中以高启、杨基、袁凯等人为代表。高启《秋日江居写怀》其一：“每看摇落即成悲，况在飘零与别离。……莫把丰姿比杨柳，愁多萧飒恐先衰。”流露出其忧郁、惶恐、孤独的情绪；而《孤鹤篇》吟咏“孤鸣迥且哀”“一飞四徘徊”的孤鹤，《孤雁》刻画“呼群云外急，掉影月中残”的孤雁，则更有自况的意味，曲折地表现出诗人在艰危处境中无从依傍的孤独。袁凯诗涉及个人身世遭遇，较有真情实感，如《江上早秋》“即丛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又如《久雨后寓所一首》“天意未教戎马息，老夫漂泊敢言归？”
散文创作领域，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一些人物传记、寓言散文及记事写景之作成就突出，尤具代表性。刘基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这些寓言散文吸取了先秦历史与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的艺术传统，往往将所要论说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反映出来，夹叙夹议，既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题材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
永乐以后，由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当时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局等因素，使“台阁体”在当时占文坛统治地位。其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讲究雍容典雅，实则空疏刻板，缺少生气。
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作为科举应试问题，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的八股文，其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成化至弘治年间，台阁体创作逐渐趋向衰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它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悲冗委琐的风气。在此，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学古上要掌握声调节奏等法度，并主张从文学本身立场出发去探讨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李东阳的复古论点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崛起于弘治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明中叶以后，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
面对文坛委弱悲冗的格局，李梦阳等前七子，以复古自命，重寻文学的出路。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这在李梦阳的复古主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一些作品，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的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强烈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李梦阳诗《述愤》、《离愤》等。“真诗在民间”之说，则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将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明代前七子的文学活动于嘉靖前期逐渐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瞩目。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在学古过程中后七子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显得尤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则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
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及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努力为文学寻找一席独立的地位；并给民间俗文学以应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质一种新的理解。但是由于他们过分注重法度等创作规则，未能摆脱拟古的窠臼，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针对“前后七子”复古倒退的主张，崛起了“唐宋派”，他们主要以学习唐宋古文为指归，但又主张要有时代性，“自为其言”，“直抒胸臆”，其中以归有光的创作最为突出，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能得其风神脉理”，又尊尚唐宋诸家，对学古对象的择取比起唐宋派其他文人更显得宽泛。他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在于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本身。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的出现，探讨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逐渐走出单一、僵化格局而谋求心路的动态。
晚明诗文领域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创作倾向，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反映在创作上则注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从而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逸趣横生的创作效果，很少让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他们并力矫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所难以克服的拟古蹈袭的弊病。他们的诗文，清新俊逸，语言“宁今宁俗”，尤其是传状、书简、游记、笔记，真情畅达，对晚明及以后的小品，取得了几乎支配性的影响。但公安派特别在具体创作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弱点，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上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袒露自我的勇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这些小品文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及趣味，真实生动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与审美意趣，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求真写实的创作特征。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明代末年，时局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等为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复古学”为宗旨，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作品多表现国变时艰及兴亡之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且不泥古不化，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同时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夏完淳，夏允彝之子，师事陈子龙，深受其影响，同有声名。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为人所称道。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受其师陈子龙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注重摹古，讲究音调辞藻。明灭后，诗风有所变化，多有掉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
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朱明王朝顷刻崩溃。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新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