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酷吏张汤的资料

张汤（？—公元前116年12月）又名张固，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 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据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载：“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说的是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由此可见，张汤自小就表现出了当酷吏的天赋。
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多年。后因为救助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被牵连者达上千人。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张汤与另一酷吏赵禹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后，武帝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次年，张汤加官进爵任御史大夫。
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时候。被免官治罪。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此时，又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武帝还派出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原意欲辩解，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又被皇帝所弃。张汤在万般无赖在下只得自杀。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家人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武帝知道后，很为张汤之死惋惜，并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

张汤（？－前115年），西汉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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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
西汉政治家
姓 张
名 汤
族裔 汉族
出生 不详
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
逝世 前115年
京师
显示▼隐藏▲亲属
子 张贺、张安世、张卬

显示▼隐藏▲经历
年份不详 任栘中厩监
天汉元年（前100年）任中郎将
始元六年（前81年）任典属国
元平元年（前74年）任右曹典属国

显示▼隐藏▲著作
《苏武李陵诗集》

张汤（？－前115年），西汉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

目录 [隐藏]
1 生平
2 家族
2.1 子
3 世系图
4 参考书目

[编辑] 生平
张汤幼时贪玩，他的父亲出外，叫张汤看家。父亲回来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老鼠，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立案审讯老鼠，“传爰书，讯鞫论报”，文辞如老狱吏。让父亲感到惊讶。父亲死後，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

张汤年轻时喜欢研读法律，後来任长安吏和茂陵尉，在审理陈皇后巫蛊案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等谋反事件中办事得力，受到武帝器重。他和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和“见知故纵”等法律。还参与了币制改革、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事务。当时有“天下事皆决汤”的说法。权势一时威震朝野。

但是，张汤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过於严酷，甚至发明了“腹诽罪”。汉武帝与张汤研商发行「白鹿皮币」，变相勒索王公贵族。武帝徵求大农令颜异意见，颜异提出异议：“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武帝大不高兴。张汤本与颜异有仇隙，後来有人告发颜异，於是武帝命令张汤审理颜异一案。据《史记·平准书》载“（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脣。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後，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武帝元鼎二年，有人盗走了孝文帝陵园的下葬钱，武帝下令张汤彻查，张汤打算将丞相庄青翟治罪。庄青翟联合长史朱买臣、王朝与边通等人诬陷张汤和商人田信暗地来往，谋取暴利。武帝将信将疑。后另一酷吏减宣又诬告张汤和御史鲁谒居合谋害死御史中丞李文。武帝派御史中丞赵禹审讯，赵禹向张汤严厉诘责：“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张汤被迫自杀，并留下遗书说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陷害他。张汤死後，抄没的财产只五百金，大多来自俸禄和赏赐。武帝知道真相後大怒，将朱买臣等人诛杀。

[编辑] 家族
[编辑] 子
张安世：次子，性谨慎，以父荫任为郎。汉武帝时，因其记忆力强，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汉昭帝即位，拜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昭帝死后，他与大将军霍光谋立宣帝有功，拜为大司马。汉宣帝时麒麟阁功臣之一。
张贺：长子，卫太子刘据的门客，为太子家令。巫蛊之祸起，太子宾客皆被处死。弟张安世为之求情才得已免死。不过却被处以宫刑。后来出任掖庭令。汉宣帝出狱后归掖庭抚养，张贺感于卫太子死的冤枉，而他的孙子又孤苦无依，因此对汉宣帝照顾地无微不至。汉宣帝长大后，张贺亲自教他识字，学习《诗》、《书》。
张贺曾在弟弟张安世面前称道时为皇曾孙的汉宣帝。张安世认为现在的皇帝年轻有为不宜称道皇曾孙。汉宣帝成年，张贺为其聘部下许广汉之女许平君为妻，聘礼全部是由张贺自掏腰包。许广汉是当时的一个暴发户，家财丰饶。为此汉宣帝不仅有张贺及祖母史良娣娘家人照顾，而且还有许家雄厚财力的支持，得以游侠于三辅之地。 张贺去世于汉照帝时期。张贺有一子，早死，仅有一个孙子，叫张霸。汉宣帝当上皇帝后，曾对张安世说：“掖廷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并追念张贺对他的恩情，赐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为关内侯以承继张贺，后进封为阳都侯，追谥张贺为阳都哀侯。张彭祖年龄与汉宣帝相当，曾与汉宣帝是同窗。张贺的孙子张霸赐爵为关内侯，拜为散骑、中郎将。

[编辑] 世系图
过继

张汤

阳都哀侯张贺 富平敬侯张安世 张卬

□ 富平爱侯张延寿 张千秋 阳都侯张彭祖

关内侯张霸 富平缪侯张勃

富平共侯张临

富平思侯张放

武始节侯张纯 □

张根 武始侯张奋 张升

武始侯张甫

武始侯张吉

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一向以为是法儒并称的，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治理，都是法儒并用的，或外儒内法，或外法内儒的。也因此，中国古代官场上的官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循吏，也就是儒家出身的官员，一种是酷吏，是法家出身的官员。皇帝一般是两种官员都重用，因为这两者都很重要。而且，在中国古代，一个特点是，凡是大的重要的，伟大的朝代，皇帝一般都要重用酷吏，如汉代，唐代，汉武帝和武则天，都大量重用酷吏治国，这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按儒家传统，重用儒生治国不就行了吗？但现实是，仅仅重用儒生来治国，也就是仅仅重用循吏来治国，肯定不行，问题很大。原因很简单，你如何对付那些的豪强恶霸，不法之徒呢？儒生对付这些人，循吏对付这些人，一般是没有办法的，而酷吏，就可以对付这些人。但是，历史上的酷吏，最后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如张汤，其实也不仅仅是张汤，《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了12个酷吏，有9个都没有善终，也就是大部分都阵亡了。包括酷吏张汤在内，也是自杀了事。
那么我们看，酷吏有什么特点呢？大概有四个特点，一个是有能力，一个是个性毒辣，一个是忠心，一个是不能善终。这很有意思吧。而且酷吏一般都在政法系统做事，掌握政法大权。其实酷吏不能善终也很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得罪了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了太多的豪强恶霸，甚至是官员。这些官员，最后会群起而攻之，罗织罪名，酷吏最后大多要倒台，皇帝也保不了他们。
汉武帝时时代的酷吏张汤，非常有名。张汤从一个小吏，最后升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非常显赫了。张汤亲手主办了汉武帝时代的几个大案，包括陈阿娇与卫子夫争皇后位子的大案，也就是巫蛊大案，最后阿娇倒台，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前后牵扯人物达上千人。第二个大案就是淮南王谋反案，前后牵扯上万人。而张汤在后期的时候，还曾经主管全国的经济，主持经济改革，也就是想办法为汉武帝筹钱。但令人叹息的是，张汤此人不仅非常忠心，而且非常廉洁，张汤死后，家中只余留有五百金，都是其应得的俸禄，家徒四壁，而张汤曾经是大汉朝经济大权在握的显赫人物呀。
张汤的性格为人，有特点，从小时候就能看出来，一个是能断案，一个是性格毒辣，如《酷吏列传》记载的：“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意思是，张汤小时候因为被老鼠偷吃了肉，而遭到父亲的责罚，于是张汤就掘地三尺，挖出老鼠，置以极刑，但张汤有意思的是，还开堂审案，审了老鼠，公布其罪名，然后才判其极刑，即将老鼠五马分尸。张汤后来在地位上升以后，还恢复了秦法，也就是连坐和灭族制度，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最后还开创了一个莫须有的腹诽罪，张汤真是太有才了。张汤最后因为得罪人太多，树敌太多而获罪，连皇帝都怀疑他了。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
中国的官场，现在还可以将官员分为循吏和酷吏两种，或儒家和法家两种。这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几千年下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至于儒家和法家，谁更正确，或谁更错误，还言之过早。儒家有儒家的用处，法家有法家的用处。按孔子的观点，孔子还是倾向于以德治国，以礼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在《史记。酷吏列传》的开头，司马迁就引用了孔子的话，作为一个提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这是儒家立场，司马迁也是儒家人物呀。

张汤（？—前115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中国古代著名的酷吏，又以廉洁著称。
张汤[1]（？—公元前116年12月）又名张固[2]，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 电视剧《汉武帝》中的张汤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 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