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10
图书名:《风流去》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此书原本不该此时推出,两方面原因:第一,读一遍不过瘾,应数遍阅读之后方可深入理解这些文化人物;第二,汾阳之行让我看到了历史上的某些文化人物的影子。郑重声明:本篇文章仅抛砖引玉之用,推荐之言,若想读明白,强烈建议买一本书,细细品味鲍鹏山老师精彩的文笔以及浓重的感情。
鲍鹏山老师将眼中的文化人物娓娓道来,从老子开始到谢灵运止,中国的众多文化名人一一呈现出最接近真实的姿态。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仅拿出几个读书笔记摘抄片段,以飨读者。
老子神出鬼没,出现在这个民族的童年时代,却突然消失。老子出关意义重大,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也抛弃了哲学,沉醉于现实世界的追逐。老子是周王朝的档案馆馆长,所以看遍了历史上的各种丑恶和内部资料。他的道德经就讲两件事:处世和治国。
老子的治国之道是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别折腾!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工放下,少管,少干,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当然,前提是要国小民少。可以说老子的建议是非常大胆的,而且逆时代潮流。
老子的处世之道是柔弱胜刚强,坚强者死之道,柔弱者生之道。老子说他自己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不但要学会勇敢,更要学会勇于不敢。
老子的建议听起来和普通人都不一样,因为老子是一个孤独的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他最终选择出关,大概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吧。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孔子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确混乱无道,而孔子却以复兴文化为己任。所以一辈子不断碰壁却不断努力。直到最后感叹:逝者如斯夫!多像一盏摇曳不定的烛灯,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暖。
孔子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难得的是,他并没有躲在书斋里搞纯学术,而是怀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四处奔走希望能够做些事。历史没有让他成为子产或者晏婴,而是让他成为了孔子。
孔子官场失意却并不痛苦,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除了论语之外,《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这些对整个民族都非常重要的典籍都与他有关。
孔子之所以是万世师表,因为他开创了私学,倡导有教无类。他的学生既有王公贵族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巨富商贾也有寒门子弟。在他死后,弟子们守孝三年,对他最忠诚的学生子贡甚至守孝六年。每念及此,都不由得我们感叹唏嘘。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他在孔子之后再次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短布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墨子最早学儒,后来发现不对胃口。儒者的礼太繁琐而不实用。于是他背叛师门,同时也背叛了周王朝。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学派,简直就是一只敢死队。墨子的队伍重视防守,他反对战争的方式是以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防守方式来阻止战争。中国的机械和技术都因此而得到了发展。
墨子最锋利的剑不是他的守城之具,而是他思想的锋芒。孔子维持着周的尊严,而墨子在推翻周朝的进程中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方法是忽略周的存在,在他的理论里,已经早于秦始皇扫平了周王朝。他抬出了天,他认为没有天子,只有天。没有天子,也就没有了天下。墨子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国家”这个词的人。墨子在呼唤着新的世界。墨子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墨子也提出需要一个天子,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尚贤”选出来的。但墨子毕竟不是卢梭,他认为选出了天子,就要完全听他的,哪怕专制也认了。不过他安排了“天”作为对天子的制衡。希望让天子有所收敛。
孟子之所以是亚圣,因为他为儒门做了至少三个大贡献。
第一,他把“仁”发展到了“义”。仁是内心,义是表现。他把评价人从内在转为外在,很明显更具可操作性。
第二,他把“仁政”发展为更加具体的“王道”。王道就是对人的“仁心”加以培植,无论在家在国,都将无可匹敌。这个想法当然幼稚,但中国人就信这个。直到民国时还有很多学者倡导“好人政府主义”。
第三,孟子强调了“性善论”。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失去了性善论,儒家的一切方法和理论都将受到挑战。但可惜孟子的论证方法大多使用类比,这实在不太严谨。
但孟子并不严谨的论证常常让人很难辩驳,因为他并不是在说“这样是真的”,而是说“这样是好的”。他强大的语言能力和道德感召力,让他能够成为王者师。孟子在后世常被人攻击,普遍不是攻击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态度。他太具有“大丈夫”气概了。不但骂杨朱和墨子是禽兽,而且骂国君帅兽而食人。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夫妻关系,可以吵架可以骂。孟子就做到了这一点。但后来文化就逐渐变成了妾和奴才。朱元璋对孟子恨之入骨,他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今天,他能免于一死吗?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我们这些平常人说话的人。当别人都在对诸侯献计献策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恳切地告诉我们如何自救与解脱,如何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如何在丑恶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自尊自爱。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最有魅力的。他的魅力在于他能够把激情与超脱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世界生机勃勃充满想象,他充满激情的和我们讨论如何超脱于俗世之外。除了庄子,谁能做到?庄子的文章甚至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天才。
庄子也反对战争,但他不像墨子那样着急,也不像孟子那样愤怒。他只是讲了个小故事:一个蜗牛左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触氏,右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发生战争,伏尸百万,战胜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竟然追了15天才回来。还有比这更狠的讽刺吗?这就是庄子的风格。
庄子为我们齐贵贱等生死,安慰了多少失意的灵魂。古代的学子们赴考时都要带着四书五经,但翻一下枕头下面,一定藏着一本庄子。
荀子是把儒家嫁出去的人,嫁给了帝王,嫁的不太好,是个妾。荀子没有孔子的情怀,没有孟子的气概,更没有庄子的潇洒。荀子希望儒生放下独立人格,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剥夺人的思想独立和行为自由。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荀子强调顺!一切行为以是否有利于君为标准,怪不得很快就嫁与帝王家了。荀子应该和孟子见过面,他比孟子年轻。但对孟子很不感冒,说孟子很怪不能理解。
荀子倡导性恶论,这其实已经是儒家的叛徒了。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专制统治。这更是为帝王的独家专制提供的理论依据。所以荀子在80多岁的时候去了秦国,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在秦国不断兜售他的主张,回来后又对专制的秦国大加赞赏。可惜还是没有被用。
看看荀子的主张: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屈原对中国的影响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他的事迹,而是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是个性对社会的失败,是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表达了这种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
屈原追求至善至美,但“君可思而不可恃”,楚怀王背弃了他。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他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对立面上。《离骚》中的“求女”就是求知音,然而“无女”,也就是没有知音。屈原可能的知音应该是汉代的贾谊。他还没有出生。
屈原没有底层生活经验,他的人生开始的太纯洁。所以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与他们和平相处,哪怕虚与委蛇。因为他的决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屈原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绝不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不追求中庸,他要求纯粹。
商鞅为了秦国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名誉、人格、朋友都不要了。他为了秦国出卖了自己的朋友魏公子卬,以至于当他后来逃亡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因为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握。
他为了秦国,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推行法治,连即将继承王位的太子的鼻子也敢割掉。这样怎能不被到处追杀?商鞅被车裂,全家不能幸免。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看看商君书,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并不值得同情。
商君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为了用极其单一残酷的手法约束老百姓,让他们只能从事耕战。不耕战的其他职业一律视为非法。关进监狱里还不给饭吃。
所以当时的秦国是个怪胎,国土很大,人不多,打仗很厉害,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愿意迁徙过来。因为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而且动辄受罚,割鼻子、砍大腿、切生殖器、砍头、车裂……
商鞅强调国强民弱,不能让老百姓有钱,不能让老百姓有余粮,不能让老百姓有尊严,因为这样都会让老百姓挑战皇权。
他还发明了流氓管理好人的方法,要求人们互相监督举报,哪怕是夫妻父子也要举报和监督。所以后来“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和李斯是同学。韩非和李斯都背离了儒家,成为法家。
事实上,苏东坡就说过应该是荀子为秦国的暴政负理论的责任。韩非子对人性毫无信心,他认为尧舜只是守株待兔式的运气,期待尧舜不如实行法治。这个观点无疑是进步的。韩非认为人与人的感情其实也只是利益关系而已。
至于君臣,就更要用法严加提防。所以韩非要求剥夺一切独立的经济自由,只有失去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才会完全依附于王权。“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如果权势不能使之驯化,就除掉他!在韩非眼中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国家的工具、权势的工具。
韩非认为道德是功利的,实用的。他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其动力都是“利”而不是道德。所以他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法,而彻底背弃了道德治国的思想。他不是说道德不好,而是无用。
韩非子的思考的确非常有价值,但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解决执法者权力如何约束的问题。认为对王权的无条件服从是根本的前提。为了防止人们思想混乱,韩非提出了扫除私学的建议。他痛恨私学,但他自己就是私学的受益者啊。韩非的建议后来得到了实行,就是焚书坑儒。
韩非不断强调利,自己却死于义。他为保全韩国,向秦王进言。还写了一篇《说难》,表示自己知道这事很危险。最终,被杀。这把双刃剑伤到了自己。
司马迁写李斯,一开篇就写他看到仓鼠时感叹“人混得好不好和老鼠一样啊,关键是看他在哪里混?”这个开场就给李斯定了调,成了鼠类。先秦诸子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结束了,政客的时代到来了。李斯就是亢奋的政客。据说李斯当了宰相的消息传到荀子耳中时,荀子并不高兴,而是很替李斯担心,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弱点。
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以聪明处世。他是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力主郡县制,解决了封建诸侯的问题,保证了大一统的实现。如果说不得志的韩非是黑格尔,那李斯就是罗伯斯皮尔。他的志向不在学术,而在政治。
李斯给秦国出的主意是暗杀和贿赂,为了成功,毫无原则。在成功的帮助秦统一六国之后,这种无原则的政策演变为更加残酷的举措。秦二世登基后秦国十二公子被砍头,十个公主被肢解,公子高甚至要求殉葬秦始皇。李斯用这样的方法帮助新君,所以后人说:李斯亡秦,兆端厕鼠”。后来出现了比他更无底线的赵高,当李斯发现赵高可能威胁到他做老鼠的资格的时候,他选择了和赵高合作。但小人同而不和,最终赵高还是杀了他三族。李斯死前受五刑(黥面、割鼻、斩足、割生殖器、砍头)最后腰斩。一年以后赵高逼杀二世,又二月,刘邦入咸阳。再两月,项羽入关,杀子婴,烧阿房宫。
张良是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
张良是韩国贵族子弟,韩被秦灭,张良散尽家财求客刺杀秦王。秦始皇东游,张良与力士以大铁锤掷出击杀始皇,可惜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力搜捕刺客。张良于是隐姓埋名。在隐居时张良遇到了桥上丢鞋让他去捡的老翁,耐着性子捡了鞋,于是得到太公兵法。从此成为道家人物。
张良找到了刘邦,就好像当年找到博浪沙的力士。甚至可以认为刘邦只是张良复仇的工具而已。他对于刘邦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似乎很少君臣之礼。他堪称孟子后又一个王者师。
项羽在楚汉相争时动辄大怒,仅有一个亚父范增尚不能听,而很有耐心的刘邦遇到了智慧的张良,言听计从,最终取得了胜利。
张良对于坐江山的事情毫无兴趣,他的目的只是复仇,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做做顾问,偶尔指点一下。最后可能专心修道了。刘邦死后八年,张良升天。
贾谊是个天才,却生在了不需要天才的时代。贾谊成名很早,二十二岁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在博士中他年龄最小,但学问最好。一年之内别提拔为太中大夫。
短短两年之内,贾谊提出了大量富有远见的政治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抵抗匈奴,倡导农业,建立道德根基……他写了《过秦论》《论积贮疏》《六术》《忧民》这些重要的文章。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跻身中国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很可惜,连文帝也是被开国功臣们接回来做皇帝的。开国功臣们已经把发言的席位占完了,况且贾谊还不太会说话,动不动就说这些人没什么用。所以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帝只好把贾谊放到了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和屈原将有着共同的命运了。但四年后贾谊又被召回长安,和文帝见了面。“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次谈话的写照。贾谊一生建议削藩,最终经晁错和主父偃完成。文帝把贾谊留给了下一代,让他做怀王太傅。可惜怀王骑马竟然摔死了,贾谊多日哭泣后赍志而没。
汉武帝爱说大话,也爱听人说大话。所以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他写了一封自荐信,说自己特别牛,汉武帝看的好笑,又觉得确实吹的厉害。就把他招来,每月发一袋粟和二百四十个零用钱。
后来东方朔觉得没劲,就找了一大堆宫里的侏儒说汉武帝要杀他们,让他们去拦汉武帝的皇驾。汉武帝一听就生气了,东方朔说:我身长九尺多,每月一袋粟,这些侏儒身长三尺也是一袋粟。他们撑死了,我却饿死了。你要用我就区别对待我,如果不用,就让我走吧。武帝大笑,让他在身边留用。
东方朔就是有这个本事,总是能把汉武帝逗笑。比如射覆屡中,认识驺牙,自己骂自己等等。以滑稽侍奉喜怒无常的汉武帝,还能全身而退,真是一个高人。最后晚年的东方朔曾经劝过汉武帝:希望陛下远离奸巧佞臣,斥退那些好进谗言的人。武帝说:原来你也会说一些正经话啊?说完了这些正经话之后,东方朔就死了。
东方朔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优”的时代。想要全身,只能以优的姿态出现在皇帝身边。东方朔的“谈何容易”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
司马迁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他与自己笔下的人同生死共挣扎,让我们看到了“活的历史”。他没有延续孔子定下的纪年法,而是改用了纪传体。这样大胆的写史,因为他更重视人,而不是事。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让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司马迁年轻时是个富有激情的事功追求者,希望能够封侯拜相。父亲司马谈临终时把写史的责任交托给了他,所以司马迁后来自请降薪去做了太史令。他知道自己的宿命在这里。这就是当仁不让。就在他工作了六年之后,李陵战败被俘,整个朝廷的人一致谴责。汉武帝阴森森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的意思呢?司马迁为那些无辜的老小妇孺说了求情的话。汉武帝大怒,判了司马迁死刑。死刑即可以用钱免死也可以换为宫刑,司马迁没有钱,也没有亲戚朋友愿意帮他。
他一定犹豫过,生存还是毁灭?但最终他选择了宫刑,因为他还有大事没有完成。这一年他47岁。三年后,李陵冤情洗雪,司马迁出狱。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失踪。写历史的人在历史上失去了终点。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痛快淋漓的表达,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写出了自己遭受的不公和对汉武帝的控诉。要知道这封信是寄给监狱里的任安的,是注定要被政府看到的。可以相信,这封信是司马迁的绝笔。大事已了,再无牵挂!
书里还有谁?本书中的人物还有仲尼弟子、陈平、晁错、司马相如、董仲舒、朱买臣、杨雄、王充、李固、梁冀、宦官群体、党锢群英、桓帝与灵帝、建安烈士、魏晋名士、诸葛亮、孔融与祢衡、曹丕、阮籍与嵇康、元康之英、陶渊明、谢灵运。
最后以阮籍与嵇康这一章节里的一段话结尾。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此书原本不该此时推出,两方面原因:第一,读一遍不过瘾,应数遍阅读之后方可深入理解这些文化人物;第二,汾阳之行让我看到了历史上的某些文化人物的影子。郑重声明:本篇文章仅抛砖引玉之用,推荐之言,若想读明白,强烈建议买一本书,细细品味鲍鹏山老师精彩的文笔以及浓重的感情。
鲍鹏山老师将眼中的文化人物娓娓道来,从老子开始到谢灵运止,中国的众多文化名人一一呈现出最接近真实的姿态。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仅拿出几个读书笔记摘抄片段,以飨读者。
老子神出鬼没,出现在这个民族的童年时代,却突然消失。老子出关意义重大,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也抛弃了哲学,沉醉于现实世界的追逐。老子是周王朝的档案馆馆长,所以看遍了历史上的各种丑恶和内部资料。他的道德经就讲两件事:处世和治国。
老子的治国之道是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别折腾!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工放下,少管,少干,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当然,前提是要国小民少。可以说老子的建议是非常大胆的,而且逆时代潮流。
老子的处世之道是柔弱胜刚强,坚强者死之道,柔弱者生之道。老子说他自己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不但要学会勇敢,更要学会勇于不敢。
老子的建议听起来和普通人都不一样,因为老子是一个孤独的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他最终选择出关,大概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吧。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孔子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确混乱无道,而孔子却以复兴文化为己任。所以一辈子不断碰壁却不断努力。直到最后感叹:逝者如斯夫!多像一盏摇曳不定的烛灯,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暖。
孔子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难得的是,他并没有躲在书斋里搞纯学术,而是怀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四处奔走希望能够做些事。历史没有让他成为子产或者晏婴,而是让他成为了孔子。
孔子官场失意却并不痛苦,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除了论语之外,《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这些对整个民族都非常重要的典籍都与他有关。
孔子之所以是万世师表,因为他开创了私学,倡导有教无类。他的学生既有王公贵族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巨富商贾也有寒门子弟。在他死后,弟子们守孝三年,对他最忠诚的学生子贡甚至守孝六年。每念及此,都不由得我们感叹唏嘘。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他在孔子之后再次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短布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墨子最早学儒,后来发现不对胃口。儒者的礼太繁琐而不实用。于是他背叛师门,同时也背叛了周王朝。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学派,简直就是一只敢死队。墨子的队伍重视防守,他反对战争的方式是以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防守方式来阻止战争。中国的机械和技术都因此而得到了发展。
墨子最锋利的剑不是他的守城之具,而是他思想的锋芒。孔子维持着周的尊严,而墨子在推翻周朝的进程中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方法是忽略周的存在,在他的理论里,已经早于秦始皇扫平了周王朝。他抬出了天,他认为没有天子,只有天。没有天子,也就没有了天下。墨子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国家”这个词的人。墨子在呼唤着新的世界。墨子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墨子也提出需要一个天子,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尚贤”选出来的。但墨子毕竟不是卢梭,他认为选出了天子,就要完全听他的,哪怕专制也认了。不过他安排了“天”作为对天子的制衡。希望让天子有所收敛。
孟子之所以是亚圣,因为他为儒门做了至少三个大贡献。
第一,他把“仁”发展到了“义”。仁是内心,义是表现。他把评价人从内在转为外在,很明显更具可操作性。
第二,他把“仁政”发展为更加具体的“王道”。王道就是对人的“仁心”加以培植,无论在家在国,都将无可匹敌。这个想法当然幼稚,但中国人就信这个。直到民国时还有很多学者倡导“好人政府主义”。
第三,孟子强调了“性善论”。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失去了性善论,儒家的一切方法和理论都将受到挑战。但可惜孟子的论证方法大多使用类比,这实在不太严谨。
但孟子并不严谨的论证常常让人很难辩驳,因为他并不是在说“这样是真的”,而是说“这样是好的”。他强大的语言能力和道德感召力,让他能够成为王者师。孟子在后世常被人攻击,普遍不是攻击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态度。他太具有“大丈夫”气概了。不但骂杨朱和墨子是禽兽,而且骂国君帅兽而食人。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夫妻关系,可以吵架可以骂。孟子就做到了这一点。但后来文化就逐渐变成了妾和奴才。朱元璋对孟子恨之入骨,他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今天,他能免于一死吗?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我们这些平常人说话的人。当别人都在对诸侯献计献策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恳切地告诉我们如何自救与解脱,如何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如何在丑恶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自尊自爱。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最有魅力的。他的魅力在于他能够把激情与超脱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世界生机勃勃充满想象,他充满激情的和我们讨论如何超脱于俗世之外。除了庄子,谁能做到?庄子的文章甚至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天才。
庄子也反对战争,但他不像墨子那样着急,也不像孟子那样愤怒。他只是讲了个小故事:一个蜗牛左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触氏,右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发生战争,伏尸百万,战胜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竟然追了15天才回来。还有比这更狠的讽刺吗?这就是庄子的风格。
庄子为我们齐贵贱等生死,安慰了多少失意的灵魂。古代的学子们赴考时都要带着四书五经,但翻一下枕头下面,一定藏着一本庄子。
荀子是把儒家嫁出去的人,嫁给了帝王,嫁的不太好,是个妾。荀子没有孔子的情怀,没有孟子的气概,更没有庄子的潇洒。荀子希望儒生放下独立人格,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剥夺人的思想独立和行为自由。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荀子强调顺!一切行为以是否有利于君为标准,怪不得很快就嫁与帝王家了。荀子应该和孟子见过面,他比孟子年轻。但对孟子很不感冒,说孟子很怪不能理解。
荀子倡导性恶论,这其实已经是儒家的叛徒了。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专制统治。这更是为帝王的独家专制提供的理论依据。所以荀子在80多岁的时候去了秦国,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在秦国不断兜售他的主张,回来后又对专制的秦国大加赞赏。可惜还是没有被用。
看看荀子的主张: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屈原对中国的影响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他的事迹,而是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是个性对社会的失败,是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表达了这种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
屈原追求至善至美,但“君可思而不可恃”,楚怀王背弃了他。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他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对立面上。《离骚》中的“求女”就是求知音,然而“无女”,也就是没有知音。屈原可能的知音应该是汉代的贾谊。他还没有出生。
屈原没有底层生活经验,他的人生开始的太纯洁。所以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与他们和平相处,哪怕虚与委蛇。因为他的决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屈原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绝不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不追求中庸,他要求纯粹。
商鞅为了秦国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名誉、人格、朋友都不要了。他为了秦国出卖了自己的朋友魏公子卬,以至于当他后来逃亡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因为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握。
他为了秦国,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推行法治,连即将继承王位的太子的鼻子也敢割掉。这样怎能不被到处追杀?商鞅被车裂,全家不能幸免。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看看商君书,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并不值得同情。
商君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为了用极其单一残酷的手法约束老百姓,让他们只能从事耕战。不耕战的其他职业一律视为非法。关进监狱里还不给饭吃。
所以当时的秦国是个怪胎,国土很大,人不多,打仗很厉害,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愿意迁徙过来。因为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而且动辄受罚,割鼻子、砍大腿、切生殖器、砍头、车裂……
商鞅强调国强民弱,不能让老百姓有钱,不能让老百姓有余粮,不能让老百姓有尊严,因为这样都会让老百姓挑战皇权。
他还发明了流氓管理好人的方法,要求人们互相监督举报,哪怕是夫妻父子也要举报和监督。所以后来“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和李斯是同学。韩非和李斯都背离了儒家,成为法家。
事实上,苏东坡就说过应该是荀子为秦国的暴政负理论的责任。韩非子对人性毫无信心,他认为尧舜只是守株待兔式的运气,期待尧舜不如实行法治。这个观点无疑是进步的。韩非认为人与人的感情其实也只是利益关系而已。
至于君臣,就更要用法严加提防。所以韩非要求剥夺一切独立的经济自由,只有失去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才会完全依附于王权。“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如果权势不能使之驯化,就除掉他!在韩非眼中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国家的工具、权势的工具。
韩非认为道德是功利的,实用的。他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其动力都是“利”而不是道德。所以他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法,而彻底背弃了道德治国的思想。他不是说道德不好,而是无用。
韩非子的思考的确非常有价值,但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解决执法者权力如何约束的问题。认为对王权的无条件服从是根本的前提。为了防止人们思想混乱,韩非提出了扫除私学的建议。他痛恨私学,但他自己就是私学的受益者啊。韩非的建议后来得到了实行,就是焚书坑儒。
韩非不断强调利,自己却死于义。他为保全韩国,向秦王进言。还写了一篇《说难》,表示自己知道这事很危险。最终,被杀。这把双刃剑伤到了自己。
司马迁写李斯,一开篇就写他看到仓鼠时感叹“人混得好不好和老鼠一样啊,关键是看他在哪里混?”这个开场就给李斯定了调,成了鼠类。先秦诸子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结束了,政客的时代到来了。李斯就是亢奋的政客。据说李斯当了宰相的消息传到荀子耳中时,荀子并不高兴,而是很替李斯担心,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弱点。
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以聪明处世。他是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力主郡县制,解决了封建诸侯的问题,保证了大一统的实现。如果说不得志的韩非是黑格尔,那李斯就是罗伯斯皮尔。他的志向不在学术,而在政治。
李斯给秦国出的主意是暗杀和贿赂,为了成功,毫无原则。在成功的帮助秦统一六国之后,这种无原则的政策演变为更加残酷的举措。秦二世登基后秦国十二公子被砍头,十个公主被肢解,公子高甚至要求殉葬秦始皇。李斯用这样的方法帮助新君,所以后人说:李斯亡秦,兆端厕鼠”。后来出现了比他更无底线的赵高,当李斯发现赵高可能威胁到他做老鼠的资格的时候,他选择了和赵高合作。但小人同而不和,最终赵高还是杀了他三族。李斯死前受五刑(黥面、割鼻、斩足、割生殖器、砍头)最后腰斩。一年以后赵高逼杀二世,又二月,刘邦入咸阳。再两月,项羽入关,杀子婴,烧阿房宫。
张良是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
张良是韩国贵族子弟,韩被秦灭,张良散尽家财求客刺杀秦王。秦始皇东游,张良与力士以大铁锤掷出击杀始皇,可惜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力搜捕刺客。张良于是隐姓埋名。在隐居时张良遇到了桥上丢鞋让他去捡的老翁,耐着性子捡了鞋,于是得到太公兵法。从此成为道家人物。
张良找到了刘邦,就好像当年找到博浪沙的力士。甚至可以认为刘邦只是张良复仇的工具而已。他对于刘邦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似乎很少君臣之礼。他堪称孟子后又一个王者师。
项羽在楚汉相争时动辄大怒,仅有一个亚父范增尚不能听,而很有耐心的刘邦遇到了智慧的张良,言听计从,最终取得了胜利。
张良对于坐江山的事情毫无兴趣,他的目的只是复仇,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做做顾问,偶尔指点一下。最后可能专心修道了。刘邦死后八年,张良升天。
贾谊是个天才,却生在了不需要天才的时代。贾谊成名很早,二十二岁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在博士中他年龄最小,但学问最好。一年之内别提拔为太中大夫。
短短两年之内,贾谊提出了大量富有远见的政治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抵抗匈奴,倡导农业,建立道德根基……他写了《过秦论》《论积贮疏》《六术》《忧民》这些重要的文章。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跻身中国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很可惜,连文帝也是被开国功臣们接回来做皇帝的。开国功臣们已经把发言的席位占完了,况且贾谊还不太会说话,动不动就说这些人没什么用。所以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帝只好把贾谊放到了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和屈原将有着共同的命运了。但四年后贾谊又被召回长安,和文帝见了面。“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次谈话的写照。贾谊一生建议削藩,最终经晁错和主父偃完成。文帝把贾谊留给了下一代,让他做怀王太傅。可惜怀王骑马竟然摔死了,贾谊多日哭泣后赍志而没。
汉武帝爱说大话,也爱听人说大话。所以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他写了一封自荐信,说自己特别牛,汉武帝看的好笑,又觉得确实吹的厉害。就把他招来,每月发一袋粟和二百四十个零用钱。
后来东方朔觉得没劲,就找了一大堆宫里的侏儒说汉武帝要杀他们,让他们去拦汉武帝的皇驾。汉武帝一听就生气了,东方朔说:我身长九尺多,每月一袋粟,这些侏儒身长三尺也是一袋粟。他们撑死了,我却饿死了。你要用我就区别对待我,如果不用,就让我走吧。武帝大笑,让他在身边留用。
东方朔就是有这个本事,总是能把汉武帝逗笑。比如射覆屡中,认识驺牙,自己骂自己等等。以滑稽侍奉喜怒无常的汉武帝,还能全身而退,真是一个高人。最后晚年的东方朔曾经劝过汉武帝:希望陛下远离奸巧佞臣,斥退那些好进谗言的人。武帝说:原来你也会说一些正经话啊?说完了这些正经话之后,东方朔就死了。
东方朔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优”的时代。想要全身,只能以优的姿态出现在皇帝身边。东方朔的“谈何容易”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
司马迁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他与自己笔下的人同生死共挣扎,让我们看到了“活的历史”。他没有延续孔子定下的纪年法,而是改用了纪传体。这样大胆的写史,因为他更重视人,而不是事。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让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司马迁年轻时是个富有激情的事功追求者,希望能够封侯拜相。父亲司马谈临终时把写史的责任交托给了他,所以司马迁后来自请降薪去做了太史令。他知道自己的宿命在这里。这就是当仁不让。就在他工作了六年之后,李陵战败被俘,整个朝廷的人一致谴责。汉武帝阴森森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的意思呢?司马迁为那些无辜的老小妇孺说了求情的话。汉武帝大怒,判了司马迁死刑。死刑即可以用钱免死也可以换为宫刑,司马迁没有钱,也没有亲戚朋友愿意帮他。
他一定犹豫过,生存还是毁灭?但最终他选择了宫刑,因为他还有大事没有完成。这一年他47岁。三年后,李陵冤情洗雪,司马迁出狱。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失踪。写历史的人在历史上失去了终点。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痛快淋漓的表达,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写出了自己遭受的不公和对汉武帝的控诉。要知道这封信是寄给监狱里的任安的,是注定要被政府看到的。可以相信,这封信是司马迁的绝笔。大事已了,再无牵挂!
书里还有谁?本书中的人物还有仲尼弟子、陈平、晁错、司马相如、董仲舒、朱买臣、杨雄、王充、李固、梁冀、宦官群体、党锢群英、桓帝与灵帝、建安烈士、魏晋名士、诸葛亮、孔融与祢衡、曹丕、阮籍与嵇康、元康之英、陶渊明、谢灵运。
最后以阮籍与嵇康这一章节里的一段话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