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10-31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将丞相之位废除,分权于六部百司。朱元璋还下令:「 ”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这件事情引起了朝野巨震,千百年来,皇权与相权一直都交织在中央 *** 权力的中心地带,两者自诞生起便互有压制作用,有时相权甚至还要压过皇权一头,比如霍光与汉宣帝。 朱元璋画像 从朱元璋废丞相,及其大肆屠杀开国元勋(胡蓝党案)之事,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本意实为巩固皇权,消灭殆尽一切可能影响朱家权位之因素。然而,朱元璋绝不会想到的是,因为他废除丞相,后世又多出了一个「 ”有相权而无相名”的机构,这就是内阁。 内阁的权力,从最初的「 ”只备顾问”猛然变换到后来的「 ”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其中反差之大,足令人瞠目结舌。事出必有其因果,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内阁的权力因何而变化。笔者学识浅薄,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赐教。 明朝官制的特点与内阁的产生 朱元璋在官制上的变革,可用一语概括:「 ”分权于百司,帝方自操威柄。” 这是一种权力上的制衡,在这之前,丞相统领百官,开府领政,权力仅次于帝王。势力庞大的相权带来的威胁总让皇帝们在夜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俗语云:「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朱元璋又是个权欲心极重的人,所以他才做出来如此举动。 其实在废丞相之前,朱元璋就开始着手削弱能够专断独行之官职了。洪武九年,他废掉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把军政大权与司法权分于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长官每逢大事皆不能自作主张,必须会同三司商议后上报于中央决定。 布政使官契 明史记载,废丞相后:「 ”......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 *** 则参之大理寺......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 表面上,丞相的权力被各部分管,但实际上,是皇帝兼任了丞相之职。这样一来,每天的奏章堆积成山等待皇帝一人处理,朱元璋只能「 ”星存而出,日入而休”,劳累不已,故他设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备顾问,此为内阁之前身。 权力全部汇集于皇帝身上,这种模式似乎是只适合朱元璋的,原因大概有三: 朱元璋权欲之心极重 其拥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繁琐的奏章 政治上的才能让他能完善处理政事 文渊阁 虽说朱元璋勤于政事,但其后世的皇帝或懒惰、或怠慢,没有能力做到祖先这样的高度,对相权反而感觉到是一种累赘,他们又不好直接违抗祖宗的法令,于是内阁便应运而生。 明成祖时,「 ”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至此正式成立。 内阁权力的发展 太祖初,大学士尚无权力而仅备顾问,等到明成祖时,开始参与机务。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仁宣两朝的内阁开始执掌朝政。 宣德年间,内阁之阁臣大多由各部尚书担任,且阁臣们又为皇帝之师,故内阁在朝地位崇高,声望日隆,宣宗更是试验性的给予了内阁「 ”票拟”的权力。 票拟,指奏章先由阁臣阅览商议后,将处理的意见写在小票上连同奏章一起呈给皇上,选择与否还要看皇帝的「 ”批红”。 票拟虽说可以参与机务,但其初却无法决策政事,其权力也受到皇帝「 ”批红”的限制。但是到后来,票拟却变了个样,阁臣甚至可以利用他来压制皇上。 当是时,健等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 ”先生”而不名。——《明史·刘健传》 孝宗年间,刘健等人所奏请的票拟「 ”无不纳”,其形成之原因该是皇帝承认阁臣之威望与能力,全权放任与内阁,故孝宗「 ”呼为先生而不名”。这个时候可以说,内阁已经拥有了宰相的性质了。 孝宗之前,景泰年间亦有如此的记载:「 ”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陈)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镃半之。”皇帝想要更换太子,首先考虑的竟是贿赂阁臣,其中之意思,莫不是皇帝在某些方面还要受阁臣限制? 刘健画像 孝宗逝世,武宗继位,内阁此时已经有抑制皇权的意思了。是时,刘瑾等太监弄权,刘健等人力谏,终于将自己的想法加于皇帝身上并逼迫其实行。据记载: 刘瑾者,东宫旧竖也,与马永成......等八人俱用事,时谓之「 ”八党”。日导帝游戏,诏条率沮格不举......健等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所拟四疏,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居数日,又言:「 ”......(以辞职相威胁)”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 我们可以看到,武宗由最开始的「 ”不从”到「 ”勉从之”这个过程,是内阁权力逼迫所至。此时,皇帝要是没有适当的理由,是无法否决内阁的票拟的,所以武宗以「 ”不从”来拖延时间,但最后,他还是因「 ”所司祥议”后被迫遵从内阁之决策。众所周知,武宗一直是一个「 ”洒脱”的君王,连他都为内阁所限制,这足以说明内阁在此时地位之崇高。 明武宗朱厚照 嘉靖时期,世宗痴迷道教,一心修道,深居简出,他为了不被俗物缠身,便选取严嵩为代理人,所有政事都放任不再过问。这个时候的内阁,已经是权压六部、赫然真宰的存在了,而其权力的扩大虽说是皇帝昏庸所至,但亦可以说是沿用前习了。 内阁之权鼎盛时期,该是神宗时张居正执政的时候,这一段我们要重点讲讲。 张居正时期内阁的鼎盛 张居正自叔大,号太岳,荆州人士,是明代著名的改革家。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曾经开玩笑似的说过这样一句话,明朝的国运是一个「 ”M”型的走势,张居正改革就位于最后的那个尖上。 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是一个政治天才,他对于权势有着超乎常人的欲望,明史谓其「 ”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令人佩服的是,嘉靖、隆庆时期的各代首辅之间势同水火,但他们都与张居正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这让人不得不赞叹其在官场的游刃有余。 神宗继位时年仅十岁,张居正出任首辅兼帝王师,颇受太后信任。居正勾结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把持朝政开始一系列改革。 为什么要勾结太监?这与明代宦官干政的事情有关。明初,太监本不许识字,后来宣宗破例,允许太监读书识字。太监们因为整日侍奉于皇帝身边,某些懒惰的皇帝便将「 ”批红”交于太监执行,后来转为惯例。而批红又限制「 ”票拟”,故出现如此现象:「 ”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 张居正改革最出名的,莫过于用考成法来肃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官员的大小事情将被记载在三本账簿上,一本送往六部与都察院,一本送往六科,一本送往内阁。六部与都察院根据账簿审查官员;六科根据其账簿审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最后内阁根据账簿审查六科的工作如何。 这是一个金字塔一般的结构,内阁控制六科,然后通过六科来控制六部、百司。 六科,乃是言官之一,为明代监督机构,六科官员俗称谏官。其职责为规劝圣上,纠察百司。谏官们虽品级低下(七品),但手握之权力甚大。 天下事惟辅臣得议,惟谏官得言,谏官虽卑,与辅臣等。这句话是居正为首辅之前的状况,谏官设立之初本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居正却将他变成了附属,成为把持朝政的工具。这为张居正死后被弹劾埋下伏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结语: 明代内阁到万历年间张居正为首辅时,权力达到顶峰。此时皇帝年幼,百官尽受辖于内阁,大臣专权擅政,把持朝政,皇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在万历皇帝亲政后,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一切措施,并刻意压制内阁之权力,内阁由此衰弱,再无法达到张居正时的巅峰状态了。 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 《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 《张居正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