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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 “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 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不悼鲁迅,因为鲁迅不怕死,但是最后林语堂又说:“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可见林语堂心情的沉痛。 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的,鲁迅对林语堂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性格为人处事的差异。 林语堂为人诚恳,有时诚恳到可笑的地步。据说林语堂对他夫人求婚的时候,第一次送给他夫人的礼物是他夫人的一本书,第二次送的还是同样一本书----他居然忘了第一次送过这本书了。 鲁迅敏感,敏感到多疑不自信的地步。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意见不合,鲁迅也经常是严肃的沉默的,丝毫不苟且。许广平后来形容,有时候鲁迅因为和她有什么地方意见相左,鲁迅就一个人默默地跑到空地上躺倒,让她经常“抑郁、彷徨和怅惘”得想大哭一场。 据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对她讲到关于婚姻的笑话:“结婚前请客,就犹如贿赂”----后来他们就没有请任何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林语堂直到海婴出生以后还悄悄问郁达夫:“鲁迅和徐小姐怎么回事?” 林语堂自称受老子的影响很大,鲁迅大家认为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这确实很有道理。林语堂有老子无为的想法,对于别人的意见经常是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不太愿意太认真。鲁迅却学会了庄子对儒家的态度,辩论的技巧,求真的执着,无一不达到了挑剔的地步。所以鲁迅和林语堂的相得疏离,实在也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林语堂,倒是因为他对“文人”的态度。我实在没有想到,也只是在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我对文人的态度,居然是从林语堂那里遗传过来的。 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也可,作文人不可”。 林语堂反对文人应穷的说法,并且对文人的穷作了中肯的分析。文人的穷,问题主要在文人身上,一来是文人好论是非,二来是文人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事故。但文人因为穷就找出很多穷的理由和高尚来,说什么“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 林语堂主张文人要规规矩矩做人,文人的种种恶习譬如懒、借钱不还、颓唐、放浪、傲慢都应该改掉。可见林语堂的骂文人,主要是骂穷文人。 但林语堂骂穷文人的时候,并没有加“穷”这个修饰词,很多不穷的文人就觉得林语堂“逻辑”混乱,一棒子“骂”倒了一片。 于是鲁迅就写文章帮林语堂的忙。鲁迅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因为揭穿了假面。可见鲁迅骂的主要是假文人,至于文人穷不穷,他倒是不怎么管的。 再譬如林语堂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却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要恕道,鲁迅要直道,鲁迅可以宽恕人,但绝不宽恕狗。 林语堂后来尊鲁迅为打狗的英雄,自己却不热衷于打狗----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得和疏离的另外一种解释吧。 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友情甚于争论,很难算得上是论争的对手的。 譬如同学之间,家人之间,夫妻之间,难免一件事的看法不同,这实在是真理一样的准确了。总不能说,因为昨天谁和他的老婆争论谁做饭洗碗,就变成了死对头了吧。 “被鲁迅骂过”的那些人中,陈西滢算是真正的对立,鲁迅后来也极少提起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立关系也将逐渐淡化。鲁迅和林语堂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陈漱渝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论争的对手。因为这个不知道,我只能用另外一种观点来介绍林语堂了。 鲁迅死的时候,林语堂在纽约。林语堂听到鲁迅的死讯以后,特意写了一篇《悼鲁迅》的文章,说了他和鲁迅的关系: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这段叙述,可为至论,从来没有人再在这个方面怀疑林语堂的诚恳。林语堂说不悼鲁迅,因为鲁迅不怕死,但是最后林语堂又说:“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可见林语堂心情的沉痛。 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的,鲁迅对林语堂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性格为人处事的差异。 林语堂为人诚恳,有时诚恳到可笑的地步。据说林语堂对他夫人求婚的时候,第一次送给他夫人的礼物是他夫人的一本书,第二次送的还是同样一本书----他居然忘了第一次送过这本书了。 鲁迅敏感,敏感到多疑不自信的地步。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意见不合,鲁迅也经常是严肃的沉默的,丝毫不苟且。许广平后来形容,有时候鲁迅因为和她有什么地方意见相左,鲁迅就一个人默默地跑到空地上躺倒,让她经常“抑郁、彷徨和怅惘”得想大哭一场。 据许广平后来回忆,鲁迅对她讲到关于婚姻的笑话:“结婚前请客,就犹如贿赂”----后来他们就没有请任何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林语堂直到海婴出生以后还悄悄问郁达夫:“鲁迅和徐小姐怎么回事?” 林语堂自称受老子的影响很大,鲁迅大家认为受庄子的影响很大,这确实很有道理。林语堂有老子无为的想法,对于别人的意见经常是这样可以那样可以,不太愿意太认真。鲁迅却学会了庄子对儒家的态度,辩论的技巧,求真的执着,无一不达到了挑剔的地步。所以鲁迅和林语堂的相得疏离,实在也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我之所以特别喜欢林语堂,倒是因为他对“文人”的态度。我实在没有想到,也只是在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我对文人的态度,居然是从林语堂那里遗传过来的。 林语堂说:“做文可,做人也可,作文人不可”。 林语堂反对文人应穷的说法,并且对文人的穷作了中肯的分析。文人的穷,问题主要在文人身上,一来是文人好论是非,二来是文人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事故。但文人因为穷就找出很多穷的理由和高尚来,说什么“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 林语堂主张文人要规规矩矩做人,文人的种种恶习譬如懒、借钱不还、颓唐、放浪、傲慢都应该改掉。可见林语堂的骂文人,主要是骂穷文人。 但林语堂骂穷文人的时候,并没有加“穷”这个修饰词,很多不穷的文人就觉得林语堂“逻辑”混乱,一棒子“骂”倒了一片。 于是鲁迅就写文章帮林语堂的忙。鲁迅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是因为揭穿了假面。可见鲁迅骂的主要是假文人,至于文人穷不穷,他倒是不怎么管的。 再譬如林语堂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却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要恕道,鲁迅要直道,鲁迅可以宽恕人,但绝不宽恕狗。 林语堂后来尊鲁迅为打狗的英雄,自己却不热衷于打狗----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相得和疏离的另外一种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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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9-14
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共党领袖毛泽东虽对鲁迅评价甚高,但他对鲁迅的内心一无所知,徒以几顶高帽子抛在鲁迅先生的头上。革命需要的是立场坚定的服从者,而不是“横站”的怀疑者。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相知甚深。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前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的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现在看来,这是人生的两种选择,说不上谁对谁错。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可以投枪,可以匕首,但同样可以幽默,可以性灵。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人生离不开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作《忆鲁迅》一文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有不同的解释。“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可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林语堂:《行素集·序》),同时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后世论者一般都站在鲁迅这一边,对林语堂大加挞伐。这时讲究的是二分法,好坏分明。鲁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于是乎被好人鲁迅骂过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与鲁迅这样伟大的好人论战,对方自然也就是坏人了。然而世间的事又不是那样清楚明白的,鲁迅的笔战中常常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些争论认真说起来,其责任鲁迅倒是要承担一些的。譬如广东的学者胡文辉先生就写过一篇考证文章“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其文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这固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语堂对鲁迅还是怀有敬意的,《鲁迅之死》也证实了这一点。“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不过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中,《鲁迅之死》这篇确有其特色,它并非仅仅是吹捧与高唱赞歌的,其中也还有些隐隐约约的批评。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恕道精神,但正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的主张相仿佛呵。“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如此笔墨,确实活画出鲁迅先生之本来面目也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