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戏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赞曰∶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
此文为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译文：圣贤阐明永恒道理的著作叫做“经”，解释经典、说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论”。“论”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确，就不会违背圣人的意思。从前孔子所讲精微的话，他的弟子追记下来，因此谦逊地不称为“经”，而叫做《论语》。以“论”为名的各种著作，就是从此开始的。在《论语》之前，还没有以“论”为名的著作；《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这两个篇名大概是后人加上的吧！仔细考察“论”这种文体，其支流是多种多样的：陈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议论文、说理文相合；解释经典方面的，就和传文、注释相近；辨论历史方面的，就和赞辞、评语一致；评论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类。所谓“议”，就是说得适宜的话；“说”，就是能动听服人的话；“传”，就是转述老师的话；“注”，主要是进行解释；“赞”，就是说明意义；“评”，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讲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对正文的补充说明。这八种名目虽然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是论述道理。所谓“论”，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深入地探讨某一道理。所以，庄周的《齐物论》，是用“论”作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很明显地列有《开春论》、《慎行论》等六论。到了汉代，汉宣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前后两次召集儒生讨论五经的异同；根据圣人的意旨来贯通经书中的道理，这是论文作家应该采取的正当文体。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能够清楚地陈述感情，并善于借用史论的形式。曹魏掌权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学说，所以当时傅嘏和王粲的论文，能精练地考核名实，推论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于继承前代的论文；何晏等人，论述老庄玄学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于是老庄思想充斥文坛，而和儒家争夺思想阵地。细读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都是独出心裁，论点锐利而精密，这些都是当时论文中比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运命论》，在论述命运方面虽然和王充的《论衡》相同，《运命论》的文采却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有意摹仿贾谊的《过秦论》，却远远比不上它；但《辨亡论》也是陆机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能够敏锐地思考到精微奥妙的深处；王衍、裴頠等人的论文，在“有”或“无”方面进行争辨：他们都是在当时最突出，而又扬名后世的辩论家。但坚持“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体的作用；注重“无”的人，又死守着无声无形的虚无之说。他们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钻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确的道理。探索到深奥之理的极点，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种有无不分、无思无欲的最高境界。到东晋时期，各家所谈论的，就只有老庄玄学了。这时虽也谈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大多数是前代话题的继续。至于张衡的《讥世论》，调子好像开玩笑；孔融的《孝廉论》，只是作一番嘲戏；曹植的《辨道论》，就和抄书相同了。言论不保持正道，这样的论著还不如不写。考察“论”这种文体，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别清楚。不仅对具体问题进行透彻地研讨，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论述的难点攻破钻通，深入挖出理论的终极。论著是表达各种思考的工具，用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讲得全面而通达，避免写得支离破碎；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把论点组织严密，没有漏洞；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使论敌无懈可击：这就是写论文的基本要点。因此，写论文和劈木柴一样，以正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如果斧子太锐利，就会超出纹理把木柴砍断；巧于文辞的人，违反正理而勉强把道理说通，文辞上看起来虽然巧妙，但检查实际情形，就会发现是虚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当的道理来说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讲歪道理呢？至于注释经典的文字，是把论述分散在注释中，这种碎杂的注释虽有别于论文，但会总起来就和论文相同了。不过像秦延君注《尚书·尧典》的“尧典”二字，就用了十多万字；朱普注《尚书》，用了三十万言；这就为通达的学者所厌烦，而耻于从事烦琐的章句之学了。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传注都简要明畅，这些可算是注经的典范了。所谓“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周易》中的《兑卦》象征口舌，所以说话应该令人喜悦。但过分追求讨人喜悦，就必然是虚假的；所以，虞舜曾惊震谗言大多。自来善说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调方法来说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强大，周初吕望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怎样使周代兴盛；以及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说服秦国退后，因而解救了郑国的危亡；鲁国的端木赐说服齐国转攻吴国，因而保存了鲁国等：这些都是说辞中较好的。到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游说之士风起云涌；他们用合纵、连横之说参与谋划，用纷坛复杂的计策来争夺权势，用圆转如弹丸的方法来施展其巧妙的辩辞，或用首先飞扬声誉以引出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钳伏的妙术。战国时毛遂一人的辩辞，比传国之宝的钟鼎还贵重，他的一张嘴唇，胜过百万雄狮；苏秦佩带着六国的一大串相印，张仪被封赠五座富饶的城市。到汉代平定秦、楚之后，辩士们的活动逐渐停止。汉代的少数说客，如郦食其被齐王田广所烹杀，蒯通也几乎被投入刘邦的汤锅。即使还有陆贾颇负盛誉，张释之的附会时事，杜钦的文辞辨析，楼护以唇舌锋利称著，他们都活动于帝王的玉阶之前，戏谈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间；但都不过看风驶舵，迎合趋势，已没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转大局了。 “说”贵在合于时机，或缓或急，灵活运用，不仅仅是婉言陈说，也要书写成文。如战国时范睢的《献书昭王》，要求进言献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书》，谏阻驱逐客卿；都循着情理而深入机要，言辞动听而切中要务；虽然触及帝王的某些险要问题，却能功业告成，计议符合，这就是向帝王上书方面善于陈说的了。此外，如西汉邹阳上书吴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当，所以，虽有危险却无罪过。又如东汉冯衍进说于鲍永和邓禹，所讲之事既不紧迫而又文辞繁多，所以虽然多次陈政言事，却很少有人重用他。说理文的关键，是必须使之有利于时政而又意义正当；既要有助于政务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荣显。除了欺骗敌人，就应该讲得忠诚可信。要把真心诚意的话献给主上，用敏锐的文思来完成说辞，这就是“说”的基本特点。可是，陆机的《文赋》却说：“说”的特点是表达明显而进行欺骗。这是什么话呢？总之，道理通过语言来表达，把道理陈述出来就成为“论”。论说之词可以深究天地间的至理，说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抽象的阴阳变化之理，也要说得令人不疑；秘奥的鬼神之道，也同样不能隐避。用“飞钳”等精妙的方法来说服对方，能够很快就发生阻止或劝进的实际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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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6-13
圣贤阐明永恒道理的著作叫做“经”，解释经典、说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论”。“论”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确，就不会违背圣人的意思。从前孔子所讲精微的话，他的弟子追记下来，因此谦逊地不称为“经”，而叫做《论语》。以“论”为名的各种著作，就是从此开始的。在《论语》之前，还没有以“论”为名的著作；《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这两个篇名大概是后人加上的吧！仔细考察“论”这种文体，其支流是多种多样的：陈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议论文、说理文相合；解释经典方面的，就和传文、注释相近；辨论历史方面的，就和赞辞、评语一致；评论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类。所谓“议”，就是说得适宜的话；“说”，就是能动听服人的话；“传”，就是转述老师的话；“注”，主要是进行解释；“赞”，就是说明意义；“评”，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讲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对正文的补充说明。这八种名目虽然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是论述道理。所谓“论”，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深入地探讨某一道理。所以，庄周的《齐物论》，是用“论”作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很明显地列有《开春论》、《慎行论》等六论。到了汉代，汉宣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前后两次召集儒生讨论五经的异同；根据圣人的意旨来贯通经书中的道理，这是论文作家应该采取的正当文体。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能够清楚地陈述感情，并善于借用史论的形式。曹魏掌权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学说，所以当时傅嘏和王粲的论文，能精练地考核名实，推论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于继承前代的论文；何晏等人，论述老庄玄学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于是老庄思想充斥文坛，而和儒家争夺思想阵地。细读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都是独出心裁，论点锐利而精密，这些都是当时论文中比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运命论》，在论述命运方面虽然和王充的《论衡》相同，《运命论》的文采却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有意摹仿贾谊的《过秦论》，却远远比不上它；但《辨亡论》也是陆机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能够敏锐地思考到精微奥妙的深处；王衍、裴頠等人的论文，在“有”或“无”方面进行争辨：他们都是在当时最突出，而又扬名后世的辩论家。但坚持“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体的作用；注重“无”的人，又死守着无声无形的虚无之说。他们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钻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确的道理。探索到深奥之理的极点，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种有无不分、无思无欲的最高境界。到东晋时期，各家所谈论的，就只有老庄玄学了。这时虽也谈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大多数是前代话题的继续。至于张衡的《讥世论》，调子好像开玩笑；孔融的《孝廉论》，只是作一番嘲戏；曹植的《辨道论》，就和抄书相同了。言论不保持正道，这样的论著还不如不写。 考察“论”这种文体，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别清楚。不仅对具体问题进行透彻地研讨，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论述的难点攻破钻通，深入挖出理论的终极。论著是表达各种思考的工具，用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讲得全面而通达，避免写得支离破碎；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把论点组织严密，没有漏洞；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使论敌无懈可击：这就是写论文的基本要点。因此，写论文和劈木柴一样，以正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如果斧子太锐利，就会超出纹理把木柴砍断；巧于文辞的人，违反正理而勉强把道理说通，文辞上看起来虽然巧妙，但检查实际情形，就会发现是虚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当的道理来说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讲歪道理呢？至于注释经典的文字，是把论述分散在注释中，这种碎杂的注释虽有别于论文，但会总起来就和论文相同了。不过像秦延君注《尚书·尧典》的“尧典”二字，就用了十多万字；朱普注《尚书》，用了三十万言；这就为通达的学者所厌烦，而耻于从事烦琐的章句之学了。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传注都简要明畅，这些可算是注经的典范了。 所谓“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周易》中的《兑卦》象征口舌，所以说话应该令人喜悦。但过分追求讨人喜悦，就必然是虚假的；所以，虞舜曾惊震谗言太多。自来善说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调方法来说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强大，周初吕望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怎样使周代兴盛；以及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说服秦国退后，因而解救了郑国的危亡；鲁国的端木赐说服齐国转攻吴国，因而保存了鲁国等：这些都是说辞中较好的。到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游说之士风起云涌；他们用合纵、连横之说参与谋划，用纷纭复杂的计策来争夺权势，《转丸》说的是宣扬己方的方法，《飞钳》说的牵制对方的方法。战国时毛遂一人的辩辞，比传国之宝的钟鼎还贵重，他的一张嘴唇，胜过百万雄狮；苏秦佩带着六国的一大串相印，张仪被封赠五座富饶的城市。到汉代平定秦、楚之后，辩士们的活动逐渐停止。汉代的少数说客，如郦食其被齐王田广所烹杀，蒯通也几乎被投入刘邦的汤锅。即使还有陆贾颇负盛誉，张释之的附会时事，杜钦的文辞辨析，楼护以唇舌锋利称著，他们都活动于帝王的玉阶之前，戏谈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间；但都不过看风驶舵，迎合趋势，已没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转大局了。“说”贵在合于时机，或缓或急，灵活运用，不仅仅是婉言陈说，也要书写成文。如战国时范睢的《献书昭王》，要求进言献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书》，谏阻驱逐客卿；都循着情理而深入机要，言辞动听而切中要务；虽然触及帝王的某些险要问题，却能功业告成，计议符合，这就是向帝王上书方面善于陈说的了。此外，如西汉邹阳上书吴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当，所以，虽有危险却无罪过。又如东汉冯衍进说于鲍永和邓禹，所讲之事既不紧迫而又文辞繁多，所以虽然多次陈政言事，却很少有人重用他。 说理文的关键，是必须使之有利于时政而又意义正当；既要有助于政务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荣显。除了欺骗敌人，就应该讲得忠诚可信。要把真心诚意的话献给主上，用敏锐的文思来完成说辞，这就是“说”的基本特点。可是，陆机的《文赋》却说：“说”的特点是表达明显而进行欺骗。这是什么话呢？ 总之，道理通过语言来表达，把道理陈述出来就成为“论”。论说之词可以深究天地间的至理，说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抽象的阴阳变化之理，也要说得令人不疑；秘奥的鬼神之道，也同样不能隐避。用“飞钳”等精妙的方法来说服对方，能够很快就发生阻止或劝进的实际效力
希望你能学习进步，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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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2-06-19
从前《诗经》的作者写的诗歌，是为了抒发感情而创作作品；后来的辞赋家写作辞赋，是为了创作而故意造作感情。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因为《诗经》的产生，是由于诗人心中蓄积了愤懑不平之气，因而吟唱出来，用以讽劝那些在上位的人，这就是为了抒发感情才创作文艺作品。后代辞赋家之流，胸中本来就没有感情郁结，却随意施展夸张文饰的手法，借此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创作才造作感情。所以为了抒发感情而写的作品，语言简练而真实；为作文而造作感情的作品，文辞繁杂且空泛失真。可是后来的作者却采用浮泛的语言，忽视真情实感，抛弃了古代《诗经》的传统，效法近世辞赋的弊病，因此表现真实感情的作品日渐稀少，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篇章却越来越多。所以有人热中于高官厚禄，却空泛地吟咏田园的隐居生活；心里老是牵挂着繁忙庸俗的政务，却空洞地描述尘吐之外的情趣。真情实感没有一点，写的跟想的恰好相反。桃李从不自夸，人们自然会在树下踩出一条条小路，那是由于枝头有果实存在。相传男子种出的兰花不能发出幽香，那是由于他们没有细腻的感情。像草木那样微小的事物，尚且要依赖感情依靠果实，何况文章，以抒情述志为本。写的作品与自己的心志完全相反，这样的作品难道值得效法？
第3个回答 2012-06-25
太长，自己学吧。
第4个回答 201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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