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被满族人称为什么?
第1个回答 2012-06-15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众多优秀作家里面，老舍，也许是最为广大读者民众所熟知的。他的贫寒出身、他多产的创作生涯、他的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之类极得大众好评的作品，乃至于那非同凡响的人生结局……都是下自黎民百姓上至学人教授们经久谈论的话题。从常见的角度来看，老舍，似乎早已无奥秘可言，从人生到作品，好像可以被认为是再不存在什么理解障碍与认识盲区了。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笔者以为，对老舍“黑匣子”的解密工作虽经研究界的多年努力而收效多多，却还不能说是已经接近功成之日。老舍，还远不是一位不再存有社会历史遮蔽和文化艺术密码的、可以叫人们一览无余的作家。
可以从读者时常谈到的老舍的某些创作特征来说起，他的作品：
－－始终坚守着“国家至上”的原则；
－－异常关注着国人们的道德心理走势；
－－总是表现出浓重的“恋京”情结；
－－专写并且擅写旧日北京下层市民的凄苦命运；
－－在语言运用上特别倚重于“京腔京韵”；
－－笔下写的大多是悲剧，作品却充斥着幽默优雅的格调：
－－除了小说、话剧等主攻门类之外，在曲艺、小品文、散文、新诗旧体诗、戏曲、文论等等方面也多有建树，而且这方方面面的作品又总是那么明显地大俗大雅、雅俗浑然……
上述这些使老舍之为老舍的特点，或者有的简直就是老舍独一无二的“绝活”，人们多半是只知晓其然而未深究过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对于老舍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何以能够艺术上独树其帜的个中缘由，他的读者和观众怕是还缺乏深入一个层面的挖掘及体认。
真正要想彻底解读老舍的艺术“黑匣子”，仍然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们继续付出不懈的劳作。笔者作为老舍学术研究领域一位多年的从业者，愿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将在本书题目之下的相关心得捧献出来，以期求得专家们的指点及同人间的切磋。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笔者以为，对老舍“黑匣子”的解密工作虽经研究界的多年努力而收效多多，却还不能说是已经接近功成之日。老舍，还远不是一位不再存有社会历史遮蔽和文化艺术密码的、可以叫人们一览无余的作家。
可以从读者时常谈到的老舍的某些创作特征来说起，他的作品：
－－始终坚守着“国家至上”的原则；
－－异常关注着国人们的道德心理走势；
－－总是表现出浓重的“恋京”情结；
－－专写并且擅写旧日北京下层市民的凄苦命运；
－－在语言运用上特别倚重于“京腔京韵”；
－－笔下写的大多是悲剧，作品却充斥着幽默优雅的格调：
－－除了小说、话剧等主攻门类之外，在曲艺、小品文、散文、新诗旧体诗、戏曲、文论等等方面也多有建树，而且这方方面面的作品又总是那么明显地大俗大雅、雅俗浑然……
上述这些使老舍之为老舍的特点，或者有的简直就是老舍独一无二的“绝活”，人们多半是只知晓其然而未深究过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对于老舍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何以能够艺术上独树其帜的个中缘由，他的读者和观众怕是还缺乏深入一个层面的挖掘及体认。
真正要想彻底解读老舍的艺术“黑匣子”，仍然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们继续付出不懈的劳作。笔者作为老舍学术研究领域一位多年的从业者，愿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将在本书题目之下的相关心得捧献出来，以期求得专家们的指点及同人间的切磋。
第2个回答 2012-06-27
舒舒觉罗氏?
第3个回答 2012-06-14
老舍。。。还能称为什么？
第4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1
一个民族文化作品就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文化传统，老舍是近代史满族最伟大的作家，他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老舍一向仇视帝国主义的决绝心态，他的始终不泯的爱国激情和硬韧的民族气节，都是自幼萌生于旗族家庭环境和旗族社会环境的。他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的，是父亲——一位因抗击外辱而慷慨殉国的旗兵烈士的忠贞碧血，“自幼儿就受着帝国主义的迫害：父亲被鬼子杀死，我自己也几乎绕上命”（[34] 老舍：《挑起新担子》，《老舍全集》第14卷，第4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他一辈子须臾未曾释怀的事情。正如一位研究专家谈到的一样：“实事求是地说，老舍反帝爱国意识的生成并非源于五四运动，其创作中的反帝爱国主题也不完全受五四文学影响，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情绪。老舍父亲死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血战中，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之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到老舍这一辈，来往走动的只有住在城外的老舍母亲的娘家。”（[15] 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第121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版。）按理说，满人的传统，是注重保存和续写家谱的，可是，永寿家的家谱却未被发现，是因为那回家族内讧之后没能带出来，还是因为永寿一家后来经历了太多磨难而遗失了呢？这看来已经是说不清楚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一份由老舍遗属经过反复钩沉而汇得的舒氏四代人的名单。（[16] 这份舒氏四代人的名单见诸舒济、舒乙、金宏编著的大型摄影画册《老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据老舍长女、画册编著者舒济女士称，有关老舍曾祖父至父辈的名单来自老舍结婚时的婚书，老舍同辈哥姊们的名单则来自家人记忆。）舒氏家谱既已佚失，这份后来拼成的名单，便可聊补家谱佚失之憾。名单中，如果以永寿作为基准，则向上，可追溯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人，往下，可涉及到他的儿女这一代：乃祖父关保、祖母马氏，父亲克勤、母亲孟氏，本人永寿（？－1900）、妻马氏（1857-1942）， 长女佟舒氏（名静守，1878-1953）、次女傅舒氏（1880-1958）、三女赵舒氏（1887-1967）、长子庆瑞（号子祥，1892-1962）、次子庆春（1899-1966）。（[17] 又据舒乙《老舍早年年谱》载：“他（指老舍——引者注）上面有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真正活下来的一共是五位：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老舍。”）由此，关切老舍家史的我们，确能得到了较家谱彻底丢失要多一些的信息。永寿的祖父、庆春的曾祖，名曰关保，这个名字在清代中期的满人中是个常见用名，那时的满洲男子习惯以“×保”来命名，据说这跟他们作为旗兵随时可能投入战争，常面临生命危险有关，故而习惯于在名字的后头缀上个“保”字来祈福纳祥；而永寿的父亲、庆春的祖父，名为克勤，则已经是纯粹的汉族式的命名了。由这儿，我们似乎已窥得老舍家族原持满习渐变情景之一斑。当然，永寿以上，本来也许并不是“一线单传”，只是这份名单的汇辑者，实在是难以进一步了解到其一家几代的旁支近亲了。永寿和他的一家作为八旗社会中间的普通成员，既具体又真切地体现出了那个时代满人们精神文化的规定性。在当初全民族奋力创建新政权的时候，满族人的精神是异常充实的。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他们精神追求的全部。在清初百年间南征北战、固筑金瓯之际，八旗军人们精力紧张而专注，气质也是单纯而粗砺的。不过，他们毕竟是一步而蹈入了异民族的重重包围之下，来自各个方向的物质及精神文化诱惑，总要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他们，渐渐出现精神上的变异趋势已是在所难免；何况，随着政局日趋稳定，战事减少了，局势缓和了，人们的神经不能不有所松弛。在此情景之下，一部分旗籍子弟在不经意之间，愈来愈偏离了本民族长久养成的纯正质朴的精神传统，较多地沉溺于声色享乐，以至于到后来出现大幅度地迷失自我精神追求的不良倾向，也是有的。依据后世相当常见的看法，似乎凡是清代的八旗子弟，都毫无例外地属于“堕落的一类”。那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偏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
清代八旗子弟们在风习性情上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在历史坐标图上“崛起——上升——滑降”的抛物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促使旗族由光辉顶点转向下滑态势的原因，有许多种，其中，作为隶属于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其所面临的诸多历史局囿，是不言而喻的；原本汇聚着蓬勃战斗力的八旗制度本身，自建立之日起，就已暗藏着无可排解的“八旗生计”危机，则是又一口陷阱；当然，也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例如进入京城和各地都会后的八旗子弟们，身陷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在“渐染汉习”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生活过份地“艺术化”……于是，阔的走向骄奢、闲的走向无聊、穷的走向窘迫，昔日极富锐气的八旗劲旅，无可奈何地向自身的反面转化。
八旗子弟们渐渐地绕进了历史老人设下的“迷宫怪圈”，他们原来冲力十足的民族精神被显著销蚀。然而，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当初那种果敢、淳朴、急公近义的传统美德，并没有在较短时期内消磨殆尽。尤其是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18] 《清高宗实录》，卷1300，第19175页。）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即便是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多有证实。譬如：在中英鸦片战争的乍浦战役中，八旗爱国官兵“在佐领隆福（满族）的率领下，狙击敌人，连续打退英军组织的五次进攻。……守卫在这里的 276名满族官兵中，除43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19] 《满族简史》，第12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在镇江战役中，“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围攻镇江城，副都统海龄（满族）领导满洲八旗坚守阵地。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来看，守城旗兵全部1500人（一说只有1200人），只有英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火力配备上，旗兵是刀剑矛戟和弓箭，远比英军拥有的来福枪和大炮等近代武器差得多。虽然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但旗兵仍能拼死力战，节节抵抗。”“英军乃集中炮火向城中轰击……方才闯入城内。满洲八旗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进行更加猛烈的巷战。”“在守城的旗兵大部分牺牲后，战局已无法挽回，海龄遂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当时，仍有少数八旗官兵继续战斗。”（[20] 《满族简史》，第1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他们“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21] 《钞刻江苏镇江府建立青州驻防忠烈祠碑文》）这后一场血战，曾经引起了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密切关注，他在当时撰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镇江战役的过程，肯定了清朝八旗军队在彼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他说：“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并且做出结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页─第190页）此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族旗兵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事例，也所在多有。
到了19世纪末，八旗子弟的精神分化继续加剧。然而，这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句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23] 参见赵书：《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第 194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依然是那样忠勇可敬，贫苦困顿，并没能折损了拳拳报国之心。
老舍的父亲、正红旗护军永寿，便是这类爱国旗兵中的一个代表。1900年8月，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运动侵害了其在华利益，悍然发动了以中国首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15日，在联军由东部攻入京师的炮火声中，主持朝政的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留在京城内的八旗将士，对最高统治者的临战脱逃并不知晓。他们守卫在各自岗位上，与义和团民一道，展开了捍卫京师的激烈战斗。“守城的八旗官兵用猛烈的炮火进行阻击，并用传统的滚木、石块、白灰阻止敌军登城。破城之后，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了巷战。”“守卫紫禁城的亲军营，在破城之后依然坚守岗位。美军攻破午门之后，护军进行了逐门逐殿的抵抗，迫使美军暂时退出了紫禁城。”（[24] 方彪：《北京简史》，第13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在内城北部的鼓楼上，一位没有留下名姓的旗兵战士，在众战友纷纷伤亡的情况下，据守楼门与敌肉搏，终在亲刃数名贼寇之后中弹而亡，成了后来京城父老引为骄傲的“鼓楼烈士”。
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永寿所在的队伍，阵地在正阳门。那里是天安门及紫禁城正面之门户要冲，八旗将士的抵抗异常顽强。因为彼此的武器实力过于悬殊，战事有败无胜的结局，却是注定了的。八旗护军士兵使用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不少火药就撒落在地上。侵略军发射烧夷弹，正阳门箭楼一角被炸掉了，并引发大火，引燃了旗兵们撒落的火药，引燃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弹药……战士们在浑身烧伤失掉战斗力之后，被迫撤离火光冲天的正阳门阵地。身负重伤的永寿，强忍巨痛，艰难地爬向自己家的方向，结果牺牲在了途中。
整个清代，旗族将士为国为民浴血鏖兵，早已难以数计。而永寿壮烈捐躯的这一仗，则正是清代八旗军人们为祖国而蹀血奋战的最后一役。父亲永寿殉国之时，身为孩提的老舍刚满一岁半。幼小失怙，是老舍毕生所遭遇的许多不幸事件中最早出现的突出一件，也是他一生一世都无法从个人的深刻记忆中稍许淡忘的大事。（[25] 老舍后来在《小型的复活》一文中说：“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敬老母。”（《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这里所说的年龄是指虚岁，实足年龄应为一周岁半。）父亲阵亡了，京师沦陷了，老舍一家，以及整座城市所蒙受的灾难，却没有结束。侵略军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之后，占领了京城。这帮杀红了眼的野兽，获令公开抢劫3天。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首当其冲，仅颐和园的珍宝就用骆驼队向外运了几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侵略者掠剩的《永乐大典》以及其他珍贵图书，也被哄强一空。
强盗们向所有街巷民宅的掠夺同时开始，“他们有高度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像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26]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2卷，第1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不止一批洋兵闯入老舍家。他们捅死了院子里的大黄狗，把家中破箱子里的东西倒在炕上，挑捡衣物。幼小的老舍正熟睡在炕上，没有醒，否则很可能也会挨一刺刀。强盗们抢劫，继而屠城。城中成年男子多被怀疑是八旗兵或义和团，当即杀掉，致使京师九城“尸骸枕藉”。奸淫妇女也随时随处地发生，平日里讲究清洁的京城妇女，有许多人被迫把粪便涂抹到脸上身上，以防遭到强暴。
这场发生在东方古国首善之区的“庚子之乱”，让每一个亲睹亲历的京城市民刻骨铭心。这一年又是清光绪二十六年，旗族群众在以后很长时期均称之为“二十六年”。
热爱国家与仇视外寇，是世世代代作为“国之干城”的满族将士及其族属特别看重并且全力保持的精神品格。那时虽然还没有“爱国主义”这样的概念，相应的观念形态却早已扎根在八旗族众的心灵深处。“庚子之乱”的劫难刚过，旗兵永寿的孀妇舒马氏便带领一家，在城北的舒氏墓地，葬下了一方木匣，其中放入了永寿的名姓和生辰八字，以及他生前用过的袜子、绑腿……尽管死者的尸骸已经无法找回来归葬，参加葬仪的人们却都相信，那里葬下的，是一位报效国家至死不渝的八旗兵的忠魂。
老舍是个精神早熟的孩子。自童稚时代起，他就对这样一些事情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 每年都要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父亲上坟。母亲自会告诉他：咱们是旗人，“二十六年”上，你那父亲为抵抗洋兵入侵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
—— 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描述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护军时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时所持的一枚通行证。
——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讲述他为什么会失去父亲和怎样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7]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82－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是直接与庆春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那些有关父亲的故事在心底扎下根，少年老舍深深地憋下了一口气，这口气一憋就是几十年。他体会到了父辈八旗战士们的爱国情操，明白了：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乃是身为中国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还有，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便对置国运和京城军民性命于不顾、落荒出逃的西太后那拉氏们，产生了抹不去的厌恶感，品出了“旗人可跟旗人不一样”的道理。对于“二十六年”，他这个旗籍儿童，和当时所有的京城旗族人一样地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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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一向仇视帝国主义的决绝心态，他的始终不泯的爱国激情和硬韧的民族气节，都是自幼萌生于旗族家庭环境和旗族社会环境的。他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的，是父亲——一位因抗击外辱而慷慨殉国的旗兵烈士的忠贞碧血，“自幼儿就受着帝国主义的迫害：父亲被鬼子杀死，我自己也几乎绕上命”（[34] 老舍：《挑起新担子》，《老舍全集》第14卷，第4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他一辈子须臾未曾释怀的事情。正如一位研究专家谈到的一样：“实事求是地说，老舍反帝爱国意识的生成并非源于五四运动，其创作中的反帝爱国主题也不完全受五四文学影响，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情绪。老舍父亲死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血战中，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之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到老舍这一辈，来往走动的只有住在城外的老舍母亲的娘家。”（[15] 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第121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版。）按理说，满人的传统，是注重保存和续写家谱的，可是，永寿家的家谱却未被发现，是因为那回家族内讧之后没能带出来，还是因为永寿一家后来经历了太多磨难而遗失了呢？这看来已经是说不清楚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一份由老舍遗属经过反复钩沉而汇得的舒氏四代人的名单。（[16] 这份舒氏四代人的名单见诸舒济、舒乙、金宏编著的大型摄影画册《老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据老舍长女、画册编著者舒济女士称，有关老舍曾祖父至父辈的名单来自老舍结婚时的婚书，老舍同辈哥姊们的名单则来自家人记忆。）舒氏家谱既已佚失，这份后来拼成的名单，便可聊补家谱佚失之憾。名单中，如果以永寿作为基准，则向上，可追溯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人，往下，可涉及到他的儿女这一代：乃祖父关保、祖母马氏，父亲克勤、母亲孟氏，本人永寿（？－1900）、妻马氏（1857-1942）， 长女佟舒氏（名静守，1878-1953）、次女傅舒氏（1880-1958）、三女赵舒氏（1887-1967）、长子庆瑞（号子祥，1892-1962）、次子庆春（1899-1966）。（[17] 又据舒乙《老舍早年年谱》载：“他（指老舍——引者注）上面有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真正活下来的一共是五位：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老舍。”）由此，关切老舍家史的我们，确能得到了较家谱彻底丢失要多一些的信息。永寿的祖父、庆春的曾祖，名曰关保，这个名字在清代中期的满人中是个常见用名，那时的满洲男子习惯以“×保”来命名，据说这跟他们作为旗兵随时可能投入战争，常面临生命危险有关，故而习惯于在名字的后头缀上个“保”字来祈福纳祥；而永寿的父亲、庆春的祖父，名为克勤，则已经是纯粹的汉族式的命名了。由这儿，我们似乎已窥得老舍家族原持满习渐变情景之一斑。当然，永寿以上，本来也许并不是“一线单传”，只是这份名单的汇辑者，实在是难以进一步了解到其一家几代的旁支近亲了。永寿和他的一家作为八旗社会中间的普通成员，既具体又真切地体现出了那个时代满人们精神文化的规定性。在当初全民族奋力创建新政权的时候，满族人的精神是异常充实的。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他们精神追求的全部。在清初百年间南征北战、固筑金瓯之际，八旗军人们精力紧张而专注，气质也是单纯而粗砺的。不过，他们毕竟是一步而蹈入了异民族的重重包围之下，来自各个方向的物质及精神文化诱惑，总要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他们，渐渐出现精神上的变异趋势已是在所难免；何况，随着政局日趋稳定，战事减少了，局势缓和了，人们的神经不能不有所松弛。在此情景之下，一部分旗籍子弟在不经意之间，愈来愈偏离了本民族长久养成的纯正质朴的精神传统，较多地沉溺于声色享乐，以至于到后来出现大幅度地迷失自我精神追求的不良倾向，也是有的。依据后世相当常见的看法，似乎凡是清代的八旗子弟，都毫无例外地属于“堕落的一类”。那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偏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
清代八旗子弟们在风习性情上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在历史坐标图上“崛起——上升——滑降”的抛物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促使旗族由光辉顶点转向下滑态势的原因，有许多种，其中，作为隶属于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其所面临的诸多历史局囿，是不言而喻的；原本汇聚着蓬勃战斗力的八旗制度本身，自建立之日起，就已暗藏着无可排解的“八旗生计”危机，则是又一口陷阱；当然，也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例如进入京城和各地都会后的八旗子弟们，身陷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在“渐染汉习”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生活过份地“艺术化”……于是，阔的走向骄奢、闲的走向无聊、穷的走向窘迫，昔日极富锐气的八旗劲旅，无可奈何地向自身的反面转化。
八旗子弟们渐渐地绕进了历史老人设下的“迷宫怪圈”，他们原来冲力十足的民族精神被显著销蚀。然而，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当初那种果敢、淳朴、急公近义的传统美德，并没有在较短时期内消磨殆尽。尤其是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18] 《清高宗实录》，卷1300，第19175页。）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即便是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多有证实。譬如：在中英鸦片战争的乍浦战役中，八旗爱国官兵“在佐领隆福（满族）的率领下，狙击敌人，连续打退英军组织的五次进攻。……守卫在这里的 276名满族官兵中，除43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19] 《满族简史》，第12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在镇江战役中，“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围攻镇江城，副都统海龄（满族）领导满洲八旗坚守阵地。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来看，守城旗兵全部1500人（一说只有1200人），只有英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火力配备上，旗兵是刀剑矛戟和弓箭，远比英军拥有的来福枪和大炮等近代武器差得多。虽然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但旗兵仍能拼死力战，节节抵抗。”“英军乃集中炮火向城中轰击……方才闯入城内。满洲八旗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进行更加猛烈的巷战。”“在守城的旗兵大部分牺牲后，战局已无法挽回，海龄遂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当时，仍有少数八旗官兵继续战斗。”（[20] 《满族简史》，第1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他们“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21] 《钞刻江苏镇江府建立青州驻防忠烈祠碑文》）这后一场血战，曾经引起了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密切关注，他在当时撰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镇江战役的过程，肯定了清朝八旗军队在彼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他说：“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并且做出结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页─第190页）此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族旗兵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事例，也所在多有。
到了19世纪末，八旗子弟的精神分化继续加剧。然而，这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句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23] 参见赵书：《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第 194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依然是那样忠勇可敬，贫苦困顿，并没能折损了拳拳报国之心。
老舍的父亲、正红旗护军永寿，便是这类爱国旗兵中的一个代表。1900年8月，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运动侵害了其在华利益，悍然发动了以中国首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15日，在联军由东部攻入京师的炮火声中，主持朝政的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留在京城内的八旗将士，对最高统治者的临战脱逃并不知晓。他们守卫在各自岗位上，与义和团民一道，展开了捍卫京师的激烈战斗。“守城的八旗官兵用猛烈的炮火进行阻击，并用传统的滚木、石块、白灰阻止敌军登城。破城之后，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了巷战。”“守卫紫禁城的亲军营，在破城之后依然坚守岗位。美军攻破午门之后，护军进行了逐门逐殿的抵抗，迫使美军暂时退出了紫禁城。”（[24] 方彪：《北京简史》，第13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在内城北部的鼓楼上，一位没有留下名姓的旗兵战士，在众战友纷纷伤亡的情况下，据守楼门与敌肉搏，终在亲刃数名贼寇之后中弹而亡，成了后来京城父老引为骄傲的“鼓楼烈士”。
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永寿所在的队伍，阵地在正阳门。那里是天安门及紫禁城正面之门户要冲，八旗将士的抵抗异常顽强。因为彼此的武器实力过于悬殊，战事有败无胜的结局，却是注定了的。八旗护军士兵使用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不少火药就撒落在地上。侵略军发射烧夷弹，正阳门箭楼一角被炸掉了，并引发大火，引燃了旗兵们撒落的火药，引燃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弹药……战士们在浑身烧伤失掉战斗力之后，被迫撤离火光冲天的正阳门阵地。身负重伤的永寿，强忍巨痛，艰难地爬向自己家的方向，结果牺牲在了途中。
整个清代，旗族将士为国为民浴血鏖兵，早已难以数计。而永寿壮烈捐躯的这一仗，则正是清代八旗军人们为祖国而蹀血奋战的最后一役。父亲永寿殉国之时，身为孩提的老舍刚满一岁半。幼小失怙，是老舍毕生所遭遇的许多不幸事件中最早出现的突出一件，也是他一生一世都无法从个人的深刻记忆中稍许淡忘的大事。（[25] 老舍后来在《小型的复活》一文中说：“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敬老母。”（《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这里所说的年龄是指虚岁，实足年龄应为一周岁半。）父亲阵亡了，京师沦陷了，老舍一家，以及整座城市所蒙受的灾难，却没有结束。侵略军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之后，占领了京城。这帮杀红了眼的野兽，获令公开抢劫3天。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首当其冲，仅颐和园的珍宝就用骆驼队向外运了几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侵略者掠剩的《永乐大典》以及其他珍贵图书，也被哄强一空。
强盗们向所有街巷民宅的掠夺同时开始，“他们有高度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像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26]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2卷，第1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不止一批洋兵闯入老舍家。他们捅死了院子里的大黄狗，把家中破箱子里的东西倒在炕上，挑捡衣物。幼小的老舍正熟睡在炕上，没有醒，否则很可能也会挨一刺刀。强盗们抢劫，继而屠城。城中成年男子多被怀疑是八旗兵或义和团，当即杀掉，致使京师九城“尸骸枕藉”。奸淫妇女也随时随处地发生，平日里讲究清洁的京城妇女，有许多人被迫把粪便涂抹到脸上身上，以防遭到强暴。
这场发生在东方古国首善之区的“庚子之乱”，让每一个亲睹亲历的京城市民刻骨铭心。这一年又是清光绪二十六年，旗族群众在以后很长时期均称之为“二十六年”。
热爱国家与仇视外寇，是世世代代作为“国之干城”的满族将士及其族属特别看重并且全力保持的精神品格。那时虽然还没有“爱国主义”这样的概念，相应的观念形态却早已扎根在八旗族众的心灵深处。“庚子之乱”的劫难刚过，旗兵永寿的孀妇舒马氏便带领一家，在城北的舒氏墓地，葬下了一方木匣，其中放入了永寿的名姓和生辰八字，以及他生前用过的袜子、绑腿……尽管死者的尸骸已经无法找回来归葬，参加葬仪的人们却都相信，那里葬下的，是一位报效国家至死不渝的八旗兵的忠魂。
老舍是个精神早熟的孩子。自童稚时代起，他就对这样一些事情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 每年都要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父亲上坟。母亲自会告诉他：咱们是旗人，“二十六年”上，你那父亲为抵抗洋兵入侵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
—— 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描述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护军时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时所持的一枚通行证。
——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讲述他为什么会失去父亲和怎样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7]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82－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是直接与庆春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那些有关父亲的故事在心底扎下根，少年老舍深深地憋下了一口气，这口气一憋就是几十年。他体会到了父辈八旗战士们的爱国情操，明白了：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乃是身为中国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还有，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便对置国运和京城军民性命于不顾、落荒出逃的西太后那拉氏们，产生了抹不去的厌恶感，品出了“旗人可跟旗人不一样”的道理。对于“二十六年”，他这个旗籍儿童，和当时所有的京城旗族人一样地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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