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日本人的繁文缛礼，举世闻名，而印章文化，可能要记上一笔。在日本生活中，无论任何时候签署合同、办事、入学婚嫁等人生重要场合，甚至向上司请假，都要用个人印章或公司的印章代替签名。在日文里，印章称作“印鉴”(Inkan)或“判子”(Hanko)。对日本人来说，随时要准备三五个不同用途印章，用来证明自己身份的重要凭证。
虽然过去大半个世纪，日本作为技术和数字化的领军国家，无论在 游戏 还是机器人引领了很多创新，但对于传统的印章文化信任，依然毫不动摇。
但是，随着冠状病毒继续对经济市场造成严重破坏，并重新定义了社交疏离的规范，菅义伟掌管的新内阁也借势推动数字化改革。
9月24日，日本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对内阁府及所有中央省厅下达“印章禁止令”，要求全部行政手续原则上一律废止使用印章。如有非使用印章不可的少数场合，应在本月内提交恰当的理由。他还表示接下来要取消传真。
河野太郎呼吁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打印纸张？在许多情况下，这仅仅是因为需要正式印章。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制止这种文化，自然就不需要打印和传真了。”
研究表明，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46.7% 的日本员工都有专程回去办公室专门盖章的苦差事。甚至可以说，印章文化，也是日本未能向远程工作经济转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对此，日本加密交易所 bitFlyer 的联合创始人、bitflyblockchain 的首席执行官雄三卡诺解释说: “我确实认为冒着生命危险使用印章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现在正是日本 社会 重新思考，我们 社会 是否真的需要印章的大好时机。那么，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
当然，日本政府推进合同和印章的数字化，酝酿有时。2020年3月由 JIPDEC 和 ITR (一家非营利组织和研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大约40% 的日本公司已经开始将合同数字化，而且私营小公司更为积极推动数字化。
相比之下，正如西一•蒙塔(seichi Monta)在《中国与日本人》(china and Japanese)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 历史 中，印鉴传达了“对品格的信任”。
在中国，印鉴是权威的象征，在汉朝后期，人们在腰间佩戴印鉴徽章以示身份地位。公元868年，许多日本人开始私下使用印鉴的时候，当时政府是如此定义印鉴的作用:
使用印鉴的目的是取得信任，公开或私下消除对不良行为的怀疑 。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为例，可以说明了印鉴对日本文化的重要性。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1932年至1945年成了日本的傀儡满洲国皇帝，他在审判中就日本应对战争罪行承担的责任作证。
其中一个证据问题，由美国国防部法律顾问布莱克尼少将确定溥仪是否为他的私人老师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写了前言。溥仪说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本书，并坚持认为是别人写的。然而，溥仪的两个印章盖在那里。
最后，《紫禁城的黄昏》在审判中没有被接受为证据。据蒙塔说，日本人将这两个印记的存在本身，解释为提交人参与的证据，这是常识。蒙塔总结说，布莱克尼只是没法理解印鉴在日本文化的意义。
日本常用的印鉴有两种: 私人印章和注册印章。私人印章可以在随处的百元折扣店买到，不需要登记就可以使用，容易被伪造，而登记的印章必须经过当地政府的认证。买房等重要合同需要加盖注册印章。
近年来，日本各大银行已开始推出不需要印章就能办理服务。包括三井住友银行2018年全面采用数字化签名认证系统。客户可以用数字形式登记他们的签名，其中包括关于他们签名笔画的强度和笔顺的数据。这些数据用于确认身份，无需随身携带印章来办理开设银行账户等手续。
而更激进的技术大拿，则鼓吹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也就是区块链应用来代替印章 。
但是Blockhive 创始人草坂光（ Hikaru Kusaka）解释说，块环链可以用来创造信任，而不依赖于特定的中心实体。“一个带有数字身份的数字签名可以保证个人身份的安全，而这是印鉴无法做到的。即使是注册印章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而且，印章本身无法证明，使用印章者就是所有者。就像使用房子的钥匙; 持有钥匙不同于证明房屋所有权。一个 CEO 可能会把自己的印鉴交给她的销售团队，他们可能会利用CEO的印鉴签订合同。
相比之下，使用加密技术的数字签名和身份，可以通过使用私钥证明签署者的身份，甚至证明所有权。在爱沙尼亚，人们已经使用私人密钥数字化地签署文件和合同。
草坂光强调说，“区块链保证任何东西都不能被删除。它可以防篡改，并且可以在法律行动中证明真相。”
当然，考虑到日本的印鉴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成为传达信任的象征，如果区块链要成功取代印鉴，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推动，恐怕还不够，即便是在私人、未注册的合同层面，在使用界面，以及文化层面仍然有难题。
在日本这样一个老龄化 社会 ，要推动公众接受日新月异的区块链技术，建立对新技术的信任，不容易。此外，日本人常常对“工匠文化”感到非常自豪，消灭印鉴，不只是改变用户体验，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放弃与日本 历史 的联系。
在外界看来，日本公司的传真机和官方印章，可以说是日本公司传统和保守文化的标志物。
日本政府去年一项研究发现，几乎每一家日本公司和三分之一的日本家庭仍在使用传真机——这项技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行通信。
但是，在经历疫情时期超半年的远程办公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发现，令人生厌的拥挤通勤、死板的办公室政治氛围，以及老派组织的低效率，都将要一一改变。
同为东亚文化的中国或韩国，在推动数字化时代， 社会 创新都走得更远，无论是印章还是传真机文化，都将成为过去；而区块链，会不会因此成为日本“匠人”的创新战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