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邓植仪是一位学术造诣专深，具有组织领导才华的土壤学家。他深知土壤问题乃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发展土壤科学。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把汗水洒在祖国大地上，不间断地从事土壤调查和土壤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土壤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壤调查所成立后，邓植仪亲自规划广东全省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一为各县的详细调查，二为各县之简单调查，三为全省重要土壤系区的调查。是年11月，立即带领全所科技人员到番禺县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土壤野外调查，为我国分县土壤详细调查工作拉开了帷幕。经过8年艰苦努力，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前，先后完成了番禺区、南海区、东莞、惠阳区、高要、梅县区、曲江区等34个区县的土壤详细调查工作，其中已有28个区县的土壤调查报告书及土壤分布图编撰出版，另6个县的调查报告书因广州失陷而未及出版。这些报告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土壤调查与发展农林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调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31年夏季开始，邓植仪一连利用3个暑期，亲自主持广东全省重要土壤系统性质及其分布的概略调查，足迹遍及全省各地，于1934年撰写出版了《广东土壤提要初集》。该书除了对广东重要土壤系统之概性与其分布区域作了详细阐述外，还对土壤与农林业之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因此，这一论著不仅可供行政、研究与经营三方面参考，还可用作农业学校教材。
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植仪从未中断过土壤调查工作，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哪里，土壤调查工作就开展到哪里。1939年春，中山大学刚迁到云南骙江，邓植仪就与丁颖、侯过教授乘坐西南运输处货车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全程400多公里，多属崇山峻岭，沿途采集了不少土壤标本。考察后，他亲自撰写了《沿滇缅公路考察昆明至大理间农林及土壤概况报告》。土壤调查所则就地组织进行了骙江县土壤详细调查，编印出版了《骙江县土壤调查报告书》。1940年，土壤调查所随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后，又对粤北连县、乐昌、南雄、仁化、始兴等县进行土壤详细调查，编撰了报告书。还先后调查了湖南莽山、阳明山两处高山的土壤分布。抗日战争胜利后，土壤调查所随校迁回广州石牌，除将历年调查所得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外，又派遣科技人员赴粤北继续进行土壤调查，并进行全省土壤理化性质研究。
广东土壤调查所在邓植仪直接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全省分县土壤调查，不仅在全国开展得最早，而且能面向农林业生产，从1930年至1949年坚持了20年。通过调查发现，广东农业土壤普遍呈酸性，而且沿海一带还有咸性水田（俗称沙田）。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为研究广东土壤改良和合理施肥奠定了基础。 为了促进全国土壤肥料科技工作者的学术交流，推动土壤肥料科学事业的发展，1934年，邓植仪与彭家元、陈方济等倡议，组建了中华土壤肥料学会。邓植仪、彭家元、陈方济、侯光炯、陈振铎等著名专家都是学会的基本会员。浙江省土壤研究所、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化学系、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广东土壤调查所、广西土壤调查所等都是团体会员。该会还发行了会刊《土壤与肥料》季刊。该会和会刊编缉处均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邓植仪、彭家元等主持学会和会刊编辑工作。
邓植仪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科学家。早年，他对第一、二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没有中国科学家参加深感遗憾。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积极进行了多年的准备，使广东土壤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积累了不少宝贵资料，为出席大会创造了条件。
1935年7～8月间，邓植仪应邀出席了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参加此次大会的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400余人，我国代表除邓植仪外，还有中央农业试验所张乃凤、北平地质调查所侯光炯。邓植仪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主要论述广东省土壤调查工作和成就。在引言中还介绍了我国古代夏禹治平水土后曾辨别九州的土壤，并比较其肥力而制定赋贡之法，弘扬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文化。我国代表还主动邀请与会代表座谈，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情况，促进了相互的了解与合作。邓植仪还与亚洲代表一起商议了有关准备绘制亚洲土壤草图等问题。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土壤学界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他还代表中山大学出席了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提交了《中山大学近年来之发展》一文，交流了办学经验。回国后，他撰写了《出席世界教育大会报告书》，并建议组织全国教育联合会，以提高我国在世界教育大会上的地位。 1950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土壤肥料会议，年过花甲的邓植仪应邀从香港到北京出席了大会，并为大会撰写了《广州三角洲土地的利用和沙田部分的生产改进意见》一文。该文提出了机耕、设置排水装备、改良稻种和改个体经营为合作经营等改进意见。
大会后，他满怀激情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受聘为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他响应人民政府提倡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整理古籍中有关土壤学的文献资料，探讨前人对土壤分类与土地利用方面所作的研究，撰写了《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论文，对禹贡九州的区域，夏禹对九州的自然景观和洪水概况；九州土壤的辨别；地力估定和赋贡差，以及土地利用的法则等作了深刻的阐述。
邓植仪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多次深入基层开展工作。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与中青年科研人员一起，翻山越岭，全力协助新建的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土壤调查、勘测、科学鉴定，以了解其土壤的类型和特征。在土壤调查工作中，他不忘向农民群众学习我国传统的生产方法和辨认古称“垆土”的各种形态等。1957年5月，邓植仪南返广州任职于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这时他已年近古稀，但仍着手研究反酸田改良问题和规划红壤研究工作。可惜任务未及完成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