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张宗炳16岁考入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修昆虫学，193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指定研究河北定县梨树害虫及其防治，遂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两年后完成论文，获硕士学位。1936年考取仅有的一名生物学庚款赴美留学奖学金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生态学；1938年完成“周期性温度波动对春尺蠖滞育的影响”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期进修后回国。回国后应邀到上海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当时上海虽已沦陷，但由于东吴大学地处租界，师生尚能勉强苟安。在其后4年中，他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兼任生物系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全部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张宗炳则随东吴大学南迁到广东曲江。数月后，他应聘到成都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宗炳于1946年随燕京大学迁回北平，并转到北京师范大学任生物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宗炳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先是任动物系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动物系、植物系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生物系合并组成北京大学生物系，他在生物系继续担任教授。从1952年至1988年，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和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顾问教授。此外，还担任过中国养蜂学会特邀理事、顾问，中国农药学会理事、顾问，中国粮油贮藏学会顾问，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贮藏专业学会名誉理事长，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海洋学报》编委等职。1988年因病逝世于北京。 昆虫毒理学在30年代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40年代初，随着DDT等有机杀虫剂的问世，迫切需要研究各种科学的使用方法，以便迅速推广应用，昆虫毒理学逐渐发展起来。1942年张宗炳到燕京大学任教后，他便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杀虫药剂学的研究，进而转到昆虫毒理学上，开始研究DDT对卫生害虫的防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得到英国帝国化学公司的资助，开展了DDT、六六六杀虫剂毒理研究，陆续发表论文多篇。其中代表性论文有：《DDT毒理的研究》（英文）、《DDT、六六六、Chlordan及Toxaphen 4种杀虫药剂对榆叶虫的毒性比较》。
1952年他作为兼职研究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昆虫所毒理室的研究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防止因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引起细菌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播，他提出培养对DDT有抗性的家蝇以便研究消灭细菌办法的课题。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培养出了一个抗DDT的家蝇品系。
1962年，张宗炳开展了昆虫不育性药剂方面的研究，希望从这里开辟害虫防治的新局面。他与各医学院、研究所等联系，收集了200余种新的化合物质（多数为抗癌药剂），进行筛选，发现其中有二三种对昆虫有效，特别是Thio-Tepa的效力极强。这是我国首先发现的有效昆虫不育剂，并在家蝇、粘虫等进行了防治实验，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因这些不育剂都具有诱使基因突变，甚至有致癌的危险，从而终止深入进行研究与筛选。
农业化学防治中害虫抗药性的问题，一直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数十年来许多人开展了害虫抗药性的研究，其初衷是搞清抗性机制，并从机制入手彻底解决害虫的抗性。但这一努力并未获得预期的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提出抗性问题并不主要是昆虫毒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种群遗传学问题，因为抗性的形成是抗性基因频率由于选择作用而增加的过程。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张宗炳根据这一观点，从1978年后开展了昆虫抗药性治理的研究。他领导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教师，对不同害虫遗传形式、不同治理策略（顺序轮用、合理混用、棋盘式用药、高杀死策略等）进行了计算机模拟与分析，结果显示几种不同药剂合理混用能最大限度地延缓甚至阻止害虫抗性的产生和发展。然后他们又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对模拟结果进行验证。这方面工作，当时在国内属于领先地位。
张宗炳一生单独或与助手等合作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和综述，撰写了《昆虫毒理学》、《昆虫毒力学的新进展》、《杀虫药剂的分子毒理学》、《杀虫药剂的毒力测定：原理、方法、应用》、《杀虫药剂的环境毒理学》等20余部专著，和10余部译作，为我国昆虫毒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