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7-11-18
《北京城市发展史·北京地区城市体系演变研究》一书首次从宏观的区域视野来研究和探讨北京地区城市体系演变过程，该书文字流畅，分析透彻，结构层次分明，研究结论切实可靠。该书对于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脉络、演变特点以及演变规律都作出了深入的探讨，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总结，而且对于北
京地区城市体系规划的制定和研究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该书认为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最早形于战国时期燕国统一燕山南北，这是本研究的时间上限。事实的确如此，在燕国统一之前，北京地区是由许多邦国、部族等组成，彼此之间相互征战不休，因此各个城市之间缺乏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联系与作用，自然还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城市体系。只有在燕国统一之后，北京地区的城市之间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始于燕国统一北京地区这一定位是非常恰当的。该书将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时间下限定于清朝末年，这是有道理的。清朝末年，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该章程对于城、镇、乡均有明确的规定，从而结束了传统社会城乡不分的局面，开始了近现代城市形态。该书主要讲述了这一期间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演变，侧重点必然是传统社会形态的城市。
该书对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作了科学的分期。首先，自周初燕蓟分封至燕国统一这是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区域内城市发育极不完善，表现为城市数量少，城市发展极不稳定，城市之间也缺乏紧密的联系。尽管燕国实行了郡县制，但是还不完善，况且战国时代燕国是一个诸侯国，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独立和封闭的状态。自秦汉至北朝时期，是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的整合期。传统社会形态的城市，其等级规模与行政建置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尽管北京地区城市体系是从燕国统一开始，但是其真正的起点还是秦代，因为秦代已经完全确立起郡县制，城市建制得以从制度上完善。秦国统一后，北京地区才成为封建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区域城市体系也从封闭走向开放。秦汉时代，是北京地区城市大发展的时代，但是区域城市体系也开始完善。首先区域中心城市逐渐确立。秦灭燕后，蓟城由燕国都城降为普通的郡国治所，因此秦至西汉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无中心发展阶段。西汉末期，幽州刺史部治所开始设在蓟城，蓟城迈向了区域中心城市第一步。东汉末，幽州刺史部转化为地方一级政区，蓟城也在建制上完全确立为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秦汉时期，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重地，因此区域城市表现出浓厚的军事职能。其次，西汉王朝北京地区设置许多郡（国）县城市，显示了区域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第一次发展期。进入魏晋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各自建立政权，相互攻伐不已，北京地区屡经兵祸，社会经济陷入倒退，不仅城市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城市也极端萧条，区域城市体系发展停滞不前。自秦汉至北朝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发展初期的整合阶段。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区域中心城市处于相对发展阶段，其理由为这一时期，区域中心城市的确立历经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而且在确立后处于不稳定发展状态，在某些时期还有被其它城市取代的现象；其次，蓟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的郡级城市在城市规模上当不相上下，彼此间还没有拉开距离，还不具有绝对的城市地位。隋唐辽金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继续发展期。自隋统一中国，中国社会再次进入新的发展局面，北京地区城市体系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相继崛起，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也转移到东北地区，而北京地区恰恰是与东北地区连接的枢纽；另外，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也改变了北京地区的经济格局，北京地区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北京地区城市的经济地位上升。因此随着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北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区域城市体系也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城市体系的功能也快速提升和全面发展。一方面，中心城市蓟城这个时候发展迅速，不仅是是中原王朝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巨镇，也是对外交往的政治、经济中心。蓟城城垣规模大，人口多，唐末在幽州蓟城出现了双附郭县的设置，这是幽州蓟城不断发展的结果。此外，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日益繁荣，北京地区新设置了一些州县城市，如通泽、丰利、玉田、三河、永清、蓟州、遵化、玉河等新的州县城市，区域城市数量增加。隋唐以来，随着幽州地区重要性上升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的文化功能也大大加强了。自幽州入辽后，京津地区的城市体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幽州蓟城在辽代成为陪都南京，政治、经济地位上升。金代燕京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成为国家正式都城，上升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社会经济更加兴旺，也出现了更多的城市，漷阴、香河、宝坻、平谷、玉田、丰润、房山等城市相继设置，使区域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进入辽金时代，中心城市的文化职能又进一步提升。辽南京为五都之一，经济发达，百官聚集，城内设有各种教育机构，这自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金代中都文化事业比辽代有进一步发展。随着隋唐辽金以来北京地区中心城市的极化式发展，中心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区域城市体系的功能出现了依附于中心城市而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区域城市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是中心城市的完全确立和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先后经历了由区域政治军事重镇上升为陪都，再由陪都上升为都城的过程。其次，区域州县城市进入第二次活跃发展期，城市数量继续增加，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逐渐完善。元明清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完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京作为中心城市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区域城市数量增长不多，北京地区出现了天津、宁河等新的州县城市。需要指出的是，元明清时期，濒海城市天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区域城市体系的次中心城市。明清时期，区域城市体系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镇的繁荣发展，作为乡村基层经济单位的镇从明末开始大量出现，进入清代镇的经济功能日益强化，开始了从以军事镇戍为主要职能的传统形态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形态转变过程。总之，元明清
时期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发展已经比较完善。
此外作者还从空间演变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城市体系。作者认为，自秦汉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地域开发强度的提高，濒海地区社会经济逐渐发达，因此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山前向濒海延伸的过程。秦汉至北朝阶段是郡县城市的第一次活跃发展期，此时间区域城市大多数都分布在海拔20～100米高的山前平原地带。隋唐辽金时期是区域州县城市第二次活跃发展期，区域内新出现的州县城市都位于海拔5～20米等高线范围内的近海平原区，因此这些城镇的活跃发展是该地带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结果。元明清时期是区域州县城市第三次活跃发展期，天津、宁河、河西务、唐山等城镇先后出现并迅速发展，而这些城镇都位于海拔0～5米的濒海平原区，这是濒海地区地域经济开发的反映。尤其是清代以来，天津据水路优势而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北京地区东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至天津开埠后，天津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呈现出与北京并列的双中心分布格局。总之，作者认为区域城市体系在空间上经历了自山前平原区向近海平原区，再由近海平原区向濒海平原区渐次推进的梯度发展规律。区域城市经过这三次活跃发展，改变了区域城市体系最初西重东轻的分布格局，城市分布由原来的西重东轻不均匀分布向东西均等均匀分布转变。同时，运河交通线的形成弥补了影响区域城市分布的陆路交通骨架在东南方向的缺失，从而使区域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各个方向更加均匀分布。区域城市的空间展布过程反映了自秦汉以来北京地区地域开发自山前平原向濒
海地区不断推进
的历程。
该书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给我们勾画出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发展的清晰脉络，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北京、天津等城市的个体研究，缺
乏从城市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区域内城市总体的发展与演变状况，而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点。
京地区城市体系规划的制定和研究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该书认为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最早形于战国时期燕国统一燕山南北，这是本研究的时间上限。事实的确如此，在燕国统一之前，北京地区是由许多邦国、部族等组成，彼此之间相互征战不休，因此各个城市之间缺乏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联系与作用，自然还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城市体系。只有在燕国统一之后，北京地区的城市之间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始于燕国统一北京地区这一定位是非常恰当的。该书将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时间下限定于清朝末年，这是有道理的。清朝末年，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该章程对于城、镇、乡均有明确的规定，从而结束了传统社会城乡不分的局面，开始了近现代城市形态。该书主要讲述了这一期间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演变，侧重点必然是传统社会形态的城市。
该书对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作了科学的分期。首先，自周初燕蓟分封至燕国统一这是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区域内城市发育极不完善，表现为城市数量少，城市发展极不稳定，城市之间也缺乏紧密的联系。尽管燕国实行了郡县制，但是还不完善，况且战国时代燕国是一个诸侯国，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独立和封闭的状态。自秦汉至北朝时期，是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的整合期。传统社会形态的城市，其等级规模与行政建置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尽管北京地区城市体系是从燕国统一开始，但是其真正的起点还是秦代，因为秦代已经完全确立起郡县制，城市建制得以从制度上完善。秦国统一后，北京地区才成为封建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区域城市体系也从封闭走向开放。秦汉时代，是北京地区城市大发展的时代，但是区域城市体系也开始完善。首先区域中心城市逐渐确立。秦灭燕后，蓟城由燕国都城降为普通的郡国治所，因此秦至西汉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无中心发展阶段。西汉末期，幽州刺史部治所开始设在蓟城，蓟城迈向了区域中心城市第一步。东汉末，幽州刺史部转化为地方一级政区，蓟城也在建制上完全确立为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秦汉时期，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重地，因此区域城市表现出浓厚的军事职能。其次，西汉王朝北京地区设置许多郡（国）县城市，显示了区域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第一次发展期。进入魏晋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各自建立政权，相互攻伐不已，北京地区屡经兵祸，社会经济陷入倒退，不仅城市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城市也极端萧条，区域城市体系发展停滞不前。自秦汉至北朝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发展初期的整合阶段。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区域中心城市处于相对发展阶段，其理由为这一时期，区域中心城市的确立历经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而且在确立后处于不稳定发展状态，在某些时期还有被其它城市取代的现象；其次，蓟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的郡级城市在城市规模上当不相上下，彼此间还没有拉开距离，还不具有绝对的城市地位。隋唐辽金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继续发展期。自隋统一中国，中国社会再次进入新的发展局面，北京地区城市体系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相继崛起，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也转移到东北地区，而北京地区恰恰是与东北地区连接的枢纽；另外，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也改变了北京地区的经济格局，北京地区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北京地区城市的经济地位上升。因此随着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北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区域城市体系也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城市体系的功能也快速提升和全面发展。一方面，中心城市蓟城这个时候发展迅速，不仅是是中原王朝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巨镇，也是对外交往的政治、经济中心。蓟城城垣规模大，人口多，唐末在幽州蓟城出现了双附郭县的设置，这是幽州蓟城不断发展的结果。此外，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日益繁荣，北京地区新设置了一些州县城市，如通泽、丰利、玉田、三河、永清、蓟州、遵化、玉河等新的州县城市，区域城市数量增加。隋唐以来，随着幽州地区重要性上升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的文化功能也大大加强了。自幽州入辽后，京津地区的城市体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幽州蓟城在辽代成为陪都南京，政治、经济地位上升。金代燕京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成为国家正式都城，上升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社会经济更加兴旺，也出现了更多的城市，漷阴、香河、宝坻、平谷、玉田、丰润、房山等城市相继设置，使区域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进入辽金时代，中心城市的文化职能又进一步提升。辽南京为五都之一，经济发达，百官聚集，城内设有各种教育机构，这自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金代中都文化事业比辽代有进一步发展。随着隋唐辽金以来北京地区中心城市的极化式发展，中心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区域城市体系的功能出现了依附于中心城市而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区域城市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是中心城市的完全确立和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先后经历了由区域政治军事重镇上升为陪都，再由陪都上升为都城的过程。其次，区域州县城市进入第二次活跃发展期，城市数量继续增加，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逐渐完善。元明清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完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京作为中心城市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区域城市数量增长不多，北京地区出现了天津、宁河等新的州县城市。需要指出的是，元明清时期，濒海城市天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区域城市体系的次中心城市。明清时期，区域城市体系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镇的繁荣发展，作为乡村基层经济单位的镇从明末开始大量出现，进入清代镇的经济功能日益强化，开始了从以军事镇戍为主要职能的传统形态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形态转变过程。总之，元明清
时期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发展已经比较完善。
此外作者还从空间演变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城市体系。作者认为，自秦汉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地域开发强度的提高，濒海地区社会经济逐渐发达，因此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山前向濒海延伸的过程。秦汉至北朝阶段是郡县城市的第一次活跃发展期，此时间区域城市大多数都分布在海拔20～100米高的山前平原地带。隋唐辽金时期是区域州县城市第二次活跃发展期，区域内新出现的州县城市都位于海拔5～20米等高线范围内的近海平原区，因此这些城镇的活跃发展是该地带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结果。元明清时期是区域州县城市第三次活跃发展期，天津、宁河、河西务、唐山等城镇先后出现并迅速发展，而这些城镇都位于海拔0～5米的濒海平原区，这是濒海地区地域经济开发的反映。尤其是清代以来，天津据水路优势而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北京地区东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至天津开埠后，天津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呈现出与北京并列的双中心分布格局。总之，作者认为区域城市体系在空间上经历了自山前平原区向近海平原区，再由近海平原区向濒海平原区渐次推进的梯度发展规律。区域城市经过这三次活跃发展，改变了区域城市体系最初西重东轻的分布格局，城市分布由原来的西重东轻不均匀分布向东西均等均匀分布转变。同时，运河交通线的形成弥补了影响区域城市分布的陆路交通骨架在东南方向的缺失，从而使区域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各个方向更加均匀分布。区域城市的空间展布过程反映了自秦汉以来北京地区地域开发自山前平原向濒
海地区不断推进
的历程。
该书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给我们勾画出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发展的清晰脉络，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北京、天津等城市的个体研究，缺
乏从城市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区域内城市总体的发展与演变状况，而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