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现代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对现代性的追求?
第1个回答 2007-06-12
现代派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追求“纯诗”的诗歌流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它对新诗的艺术探索和审美创造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新诗追寻现代主义思潮的道路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5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委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 。《现代》主要刊登小说和诗歌作品。关于诗歌，施哲存在《又关于本刊的诗》这样说道：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这里，施哲存连用五个“现代”来形容《现代》中诗歌的特点。而孙作云也在1935年发表《论“现代派”诗》一文，把主要以《现代》为阵地发表诗歌作品的一批诗人称作“现代派”。由此可见，“现代派”的得名来自《现代》杂志。与《现代》的诗歌倾向相应和的还有北平的卞之琳主编的《水星》 （1934），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1935），到1936年，戴望舒又特邀请与自己诗学主张颇为一致的诗人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等共同主编《新诗》杂志，把现代诗潮推向极至。如果说上述刊物是现代诗潮的中心阵地的话，那么，《星火》、《诗志》、《小雅》、《菜花》、《诗叶》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些刊物则可以说是现代诗潮的外围阵地，这些刊物的诗作也感染着现代诗潮的诗风，一时间，现代派诗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因此，所谓的“现代派”，大体上是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前夕以《现代》为中心，以一些外围刊物相呼应并有大致相似的审美趣味、创作风格的众多诗人的统称。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现代派会聚了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武汉等一些大城市的诗人群体，这在别的文学流派是很少见的。戴望舒是现代派的主将，是“诗坛的首领”。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 、李广田、施哲存、废名、金克木、林庚 、路易士 、陈江帆、侯汝华、李心若、徐迟 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生存的象牙之塔不复存在，在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中，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从“狂飙期”迅速走向式微。
思想艺术特色 现代派诗人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还在大学读书。他们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畸形变态的大都市，不问政治，远离时代斗争；忠实于诗的创造使命，执着于新诗表现内在世界的方法和传达艺术的美的追求。正是这种思想状态和对“纯诗”的追求态度，决定了他们诗歌创作内容的基本特点。
与同时期的别的诗派相比，现代派的诗歌表现出对时代政治的疏离感和民众生活的冷漠感。中国诗歌会存在的时间几乎与现代派一样，它以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为主旨，成为了代表新诗前进方向的一个流派。而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却很少反映外部世界的社会生活，更不用说表现时代主潮的澎湃之音了。“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心在蜂巅。” 卞之琳的这段反思自白，的确颇能代表现代派诗人的创作走向。
现代派诗人更多地注目于自身的内心世界，抒写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潜流。他们或表现对美好梦想的寻觅追求，如戴望舒的《乐园鸟》、《寻梦者》，卞之琳的《白螺壳》、《入梦》，何其芳的《失眠夜》等。或表现“倦行人的心态”这一母题，如《夜行者》（戴望舒）、《夜行》（林庚）以“夜行者”的形象诉说人生的茫然；金克木、伍禾的同名诗《旅人》则抒写“辛苦的旅人”的漂泊和对人生道路的探索。或表现青春的伤感，爱情的苦闷这样一些纤巧琐细的情调，在现代派诗人的诗中有的是《倦》（李心若）、《寂寞》（戴望舒、卞之琳写的同名诗）、《烦忧》、《忧郁》（戴望舒）、《空心的城》（林庚）等现代都市人的情感。应该说，现代派诗人的艺术领域虽然狭窄单调，但由于其中浸透着诗人们对于现代意识的执着探求和现代社会人生的认真思考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与现代派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相对薄弱而言，他们在诗艺的探寻上却颇有成就。现代派对新诗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自觉地寻找中外现代诗歌的融合点，并力求在融合中表现出积极的创造精神。现代派在艺术渊源上注重对中外诗艺相近的审美原则的思考和认同，对外主要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和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对内则继承晚唐五代李商隐、温庭筠一路“纯粹的诗”的传统。正是这种自觉而深层的探索，引导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做着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既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又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阅读期待，具有了下述特点。
首先，现代派诗人力求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并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与浪漫主义的宏伟庄严，崇高神圣不同，现代派诗人审美意识的核心是情绪的新颖性和接近日常生活，一些毫无诗意的事物，往往成为他们诗情的载体，如何其芳的《古城》、卞之琳的《一个闲人》、废名的《北平街上》皆写北平古城，他们撷取的都是生活中的琐事与城市街头的喧嚣荒诞的意象，有时甚至是“闲人”手中的一个磨得油光的小核桃，通过这些意象组合来发掘诗的情趣。与这种审美意识相对应，在诗体形式上，现代派采用一种亲切的、舒卷自如的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在一些成熟的现代派诗中，字句的节奏完全被情绪的节奏所代替，自然流动的口语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对复杂、精微的现代生活的感受。
其次，在表现方法上，现代派反对即兴创作和直接抒情，追求一种传达上的隐藏和朦胧。现代派诗人认为诗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 ，基于此，他们的诗注重形象的创造，意象的组合，间接的表现，运用暗示和隐喻、象征和通感、奇特的观念联络等手法把自己的情绪心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东西，这样来使自己的诗具有一种恰如其分的“隐藏度”，达到追求含蓄美朦胧美的效果。总的说来，戴望舒、何其芳前期的诗在情绪传达的表现和隐藏之间的度把握得较好，在朦胧中给人一种透明的感觉；而卞之琳、废名、林庚、徐迟等诗人的诗则隐藏度更大一些，所以他们有的诗会使读者产生晦涩的感觉。
第三，在诗歌的审美趋向上，现代派诗人提倡一种“新的智慧诗”。这种“新智慧诗”有几个特点：就作者而言，要“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之智慧的凝聚”；就诗歌本身而言，它是“情智合一”的结晶体；就读者而言，这种诗“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大体说来，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多数表现了感情与智性统一的趋势。相比较而言，何其芳、戴望舒的诗是情胜于理；废名、曹葆华的诗更多一些抽象的思辨和哲学的玄想色彩，特别是废名的诗以充满禅意的玄念而著称；卞之琳则是现代派“新智慧诗”的最早探索者和成就最高者。
总之，现代派追求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他们对于大都会日常生活题材的探索，对于“诗的哲学”的思考，对于现代白话口语的诗歌语言的提炼，对于散文化自由诗体的创造，都为后来的新诗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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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委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 。《现代》主要刊登小说和诗歌作品。关于诗歌，施哲存在《又关于本刊的诗》这样说道：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这里，施哲存连用五个“现代”来形容《现代》中诗歌的特点。而孙作云也在1935年发表《论“现代派”诗》一文，把主要以《现代》为阵地发表诗歌作品的一批诗人称作“现代派”。由此可见，“现代派”的得名来自《现代》杂志。与《现代》的诗歌倾向相应和的还有北平的卞之琳主编的《水星》 （1934），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1935），到1936年，戴望舒又特邀请与自己诗学主张颇为一致的诗人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等共同主编《新诗》杂志，把现代诗潮推向极至。如果说上述刊物是现代诗潮的中心阵地的话，那么，《星火》、《诗志》、《小雅》、《菜花》、《诗叶》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些刊物则可以说是现代诗潮的外围阵地，这些刊物的诗作也感染着现代诗潮的诗风，一时间，现代派诗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因此，所谓的“现代派”，大体上是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前夕以《现代》为中心，以一些外围刊物相呼应并有大致相似的审美趣味、创作风格的众多诗人的统称。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现代派会聚了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武汉等一些大城市的诗人群体，这在别的文学流派是很少见的。戴望舒是现代派的主将，是“诗坛的首领”。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 、李广田、施哲存、废名、金克木、林庚 、路易士 、陈江帆、侯汝华、李心若、徐迟 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生存的象牙之塔不复存在，在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中，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派诗潮从“狂飙期”迅速走向式微。
思想艺术特色 现代派诗人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还在大学读书。他们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畸形变态的大都市，不问政治，远离时代斗争；忠实于诗的创造使命，执着于新诗表现内在世界的方法和传达艺术的美的追求。正是这种思想状态和对“纯诗”的追求态度，决定了他们诗歌创作内容的基本特点。
与同时期的别的诗派相比，现代派的诗歌表现出对时代政治的疏离感和民众生活的冷漠感。中国诗歌会存在的时间几乎与现代派一样，它以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为主旨，成为了代表新诗前进方向的一个流派。而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却很少反映外部世界的社会生活，更不用说表现时代主潮的澎湃之音了。“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心在蜂巅。” 卞之琳的这段反思自白，的确颇能代表现代派诗人的创作走向。
现代派诗人更多地注目于自身的内心世界，抒写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潜流。他们或表现对美好梦想的寻觅追求，如戴望舒的《乐园鸟》、《寻梦者》，卞之琳的《白螺壳》、《入梦》，何其芳的《失眠夜》等。或表现“倦行人的心态”这一母题，如《夜行者》（戴望舒）、《夜行》（林庚）以“夜行者”的形象诉说人生的茫然；金克木、伍禾的同名诗《旅人》则抒写“辛苦的旅人”的漂泊和对人生道路的探索。或表现青春的伤感，爱情的苦闷这样一些纤巧琐细的情调，在现代派诗人的诗中有的是《倦》（李心若）、《寂寞》（戴望舒、卞之琳写的同名诗）、《烦忧》、《忧郁》（戴望舒）、《空心的城》（林庚）等现代都市人的情感。应该说，现代派诗人的艺术领域虽然狭窄单调，但由于其中浸透着诗人们对于现代意识的执着探求和现代社会人生的认真思考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与现代派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相对薄弱而言，他们在诗艺的探寻上却颇有成就。现代派对新诗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自觉地寻找中外现代诗歌的融合点，并力求在融合中表现出积极的创造精神。现代派在艺术渊源上注重对中外诗艺相近的审美原则的思考和认同，对外主要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和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对内则继承晚唐五代李商隐、温庭筠一路“纯粹的诗”的传统。正是这种自觉而深层的探索，引导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做着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既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又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阅读期待，具有了下述特点。
首先，现代派诗人力求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并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与浪漫主义的宏伟庄严，崇高神圣不同，现代派诗人审美意识的核心是情绪的新颖性和接近日常生活，一些毫无诗意的事物，往往成为他们诗情的载体，如何其芳的《古城》、卞之琳的《一个闲人》、废名的《北平街上》皆写北平古城，他们撷取的都是生活中的琐事与城市街头的喧嚣荒诞的意象，有时甚至是“闲人”手中的一个磨得油光的小核桃，通过这些意象组合来发掘诗的情趣。与这种审美意识相对应，在诗体形式上，现代派采用一种亲切的、舒卷自如的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在一些成熟的现代派诗中，字句的节奏完全被情绪的节奏所代替，自然流动的口语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对复杂、精微的现代生活的感受。
其次，在表现方法上，现代派反对即兴创作和直接抒情，追求一种传达上的隐藏和朦胧。现代派诗人认为诗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 ，基于此，他们的诗注重形象的创造，意象的组合，间接的表现，运用暗示和隐喻、象征和通感、奇特的观念联络等手法把自己的情绪心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东西，这样来使自己的诗具有一种恰如其分的“隐藏度”，达到追求含蓄美朦胧美的效果。总的说来，戴望舒、何其芳前期的诗在情绪传达的表现和隐藏之间的度把握得较好，在朦胧中给人一种透明的感觉；而卞之琳、废名、林庚、徐迟等诗人的诗则隐藏度更大一些，所以他们有的诗会使读者产生晦涩的感觉。
第三，在诗歌的审美趋向上，现代派诗人提倡一种“新的智慧诗”。这种“新智慧诗”有几个特点：就作者而言，要“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之智慧的凝聚”；就诗歌本身而言，它是“情智合一”的结晶体；就读者而言，这种诗“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大体说来，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多数表现了感情与智性统一的趋势。相比较而言，何其芳、戴望舒的诗是情胜于理；废名、曹葆华的诗更多一些抽象的思辨和哲学的玄想色彩，特别是废名的诗以充满禅意的玄念而著称；卞之琳则是现代派“新智慧诗”的最早探索者和成就最高者。
总之，现代派追求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他们对于大都会日常生活题材的探索，对于“诗的哲学”的思考，对于现代白话口语的诗歌语言的提炼，对于散文化自由诗体的创造，都为后来的新诗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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