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之本为何?是孝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
在《论语》文本中，有“为仁”（行仁）的用法，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有“为‘仁’”的用法，如“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而对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两种用法似乎都能讲通，这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
比如朱子就认为应该是“为仁”之本而不是为“仁”之本，他解释说：“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xiii] 如果把“仁”作为“根本”、作为最终的形上“根据”[xiv]，那么在“仁”之上自然也就不能再有“孝悌”这么一个“本”。我们在前面讲过，这种先验思路必然面临这么一个“伦理困境”：恶何以可能？关于这个难题，自孟子始就在不断地寻求解决的办法，但始终难以令人满意。经验论者则可以消解（不是解决）这种困境，但是从经验出发，却又容易给人以仁乃是“某种‘无根’的妄执”[xv]的印象。
如果稍稍把思路回转到第一章对“能近取譬”的分析中，我们就能赢获某种启示。我和自己的父母、兄弟生来就是一家子，我们是生而有缘的。这种“生缘”使得我（己）和我的父母兄弟（人）构成了我的家—境，而在我的家—境中，首先与我照面的必然是他们这几个人，因为他们离我最“近”。他们与我最“近”，而且与我最有“缘”，我的“能近取譬”首先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发生。父母对我的疼爱和我对父母的孝，我和兄弟之间的友悌，让我原本地领会着仁爱，或者说是我生来就“已经置身于仁之中，已经作为仁的可能性或者实现仁的可能性而存在了”[xvi]。
孝悌就是这样一种本真原发的生存论现象，不管是“为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都是奠基于这种生存论的基础之上。因而，这里的“本”指的乃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基础”。领会“仁”、“行仁”，都不能脱离这种本真的生存现象，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能近取譬”、“为仁之方”，我们也就不能成功地踏上通达仁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仁之方”首要的就是指孝悌这个“为仁之本”。
只有从本真的生存现象中领会到这种仁，我们才能由衷地选择这条道路，从而立志为君子以实现自身的超越。因此我们说君子所务之本，就是那个本真的生存论基础，君子的欲仁、行仁只有奠基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是真正的立本。由此，君子所行之道才有了源头活水，而不再是无根的妄执。否则，一个人不可能产生欲仁、行仁的真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