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前221年，经过十年的努力秦王嬴政灭六国一统天下。站在嬴政的角度，眇眇之身，兼并六国，天下一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行为，所以“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自称为始皇帝。从史实论，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缔造者，概括自己的功绩并无问题。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却不仅如此。秦始皇缔造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对中国并无功绩。统一六国不过过眼烟云，乱世在后世也并未间断。秦始皇统一的影响并不是最突出，但是在制度上的创新却影响百世，尤其是郡县制。
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官本位”文化从未间断，延续千年的贡献就归功于郡县制。在先秦时期，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世袭”统治之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管理延续千年，这就是分封制。在周朝分封制的影响之下，周朝对地方的控制相对稳固，使周文化有了极其惊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但即使如此，以血缘为纽带的管理仍是以“民本位”为主，所谓“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既是如此。但自始皇起，废分封立郡县，中国正式走向了“官本位”。
如果说分封制的属地是一级管理，那么郡县制则是两级管理。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在全国设立三十六郡，郡下辖县若干，是中央直接垂直管理地方的一种制度。县制出现于春秋时期楚国，而郡制出现于春秋时期秦国，秦始皇推崇的郡县制结合是首创之举。在这之前，地方官员并不归中央任命，更不是直接归中央管辖，所以郡县制的出现最根本目的就是——地方管理。
郡直接归中央管理，设立郡守、郡尉、御史。三个职位分管职责，并不干预。理论上，郡守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而郡尉对政务并不干预，仅仅管理地方军务。御史很好理解，又称郡监，掌管监督角色。而县级按所管辖区域及人口是否过万划分为大县和小县。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都是主管基层政务的岗位。而地方的治安问题则交由县丞管理，一定意义上并不分立，归由县令或县长管理，而监察岗位在基层也并不设置。虽然缺少了一些官职，且多了关联、少了制约，但是县作为秦朝统治的最基层单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里所提到的官职都是直接管理地方百姓的“父母官”。这些地方官制也许是通过世卿世禄任职，也就是继承祖上官爵，并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及考试。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管理层举荐，与后世察举征辟类似，是由地方官员或统治阶级举荐的人才。而在军中，则有军功爵作为选官升爵的主要标准，这一途径能使普通百姓通过战功而进入官僚阶级，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统治者。说到这，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官位”这一理念，至此“官吏”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成为权力的象征。而在普通百姓眼里，只有获得权力才能拥有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从而走向财富。
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幸存并不侥幸。儒家思想主要以“仁义礼智信”为思想基础。而这其中“仁和礼”则是封建统治者最强大的理论工具，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牢不可破。人民心中自然将自己等级划分，只做一些与自己等级相匹配的事情。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前，百家想法依旧存在，民本位思想仍较有竞争力。但是，在亲贵族、重名分、尊权威的“礼治”之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逐渐消失。
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下皇权至高无上，甚至皇上也自称为“天子”，与平民形成强烈的等级差。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官僚，自然而然也会有优越感。“天子门生”并不是特指皇帝亲自选拔的人才，而是泛指整个官僚群体。在权力的压迫之下，百姓更愿意用可以损失的利益去换相安无事。君臣父子之间不仅存在等级，更重要的是中间夹杂的权威。权威一旦形成时，百姓不是在向着权威努力，就是在向着“重权文化”顶礼膜拜。
儒家思想不仅仅维护了大一统的秩序，更维护了等级观念的秩序，对社会等级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思想下，虽然进入官场时痛恨官场的门槛，进入后却更懂得珍惜官场上的秩序，服从与被服从，支配与被支配才是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的最真实写照。“古有范进中举”时的疯狂，仅仅是因为在底层跃升至管理层的兴高采烈，是对无形束缚的突破，是未来对平常市民的报复性心理。“官贵民轻”的思想蔓延整个古代官场，而且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在整个社会进行传播。其重要结果不仅仅是使封建官僚体制维续，更是实现社会等级化的默许。
郡县制在我国延续几千年，仅有极少数时期采取特殊手段管理地方，如西汉的郡国并行制。郡县制之所以经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消灭了“家族”观念。在分封制的概念下，分封诸侯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同姓统治，这就是“家族”观念的影射。而郡县制为了防止家族做大做强，将军权，人事任免权，及部分行政、税收权力收归中央，从军、政、财、人各个角度削弱家族势力。但是，郡县制仅仅是将权力收归中央，稳固中央集权，百姓虽然看得到权力却得不到，直到科举制的出现。
科举制始于隋炀帝，前后存在千余年，是中国古代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并不完全回避地方官员的名额举荐，但是科举制理论上也允许才子自己报名应试。虽然科举制定时开考，但是也是贫民到官僚的唯一上升途径。在科举制之前，往往以家族或地方官员举荐人才，这其中难免存在家族运作，从科举制之后，再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现象，阶层固化被打破，为朝廷引进了无数出身中下的寒门人才进入统治层，完全开辟了底层市民直通路径，对贵族阶层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这一现象虽然促进了瓦解了贵族，但是也变成了为封建官僚阶级吸收候选人的工具。
科举制考试内容固化，以儒家正统学说为主。封建统治阶级声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仕的终极目标，现实中却是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作动力，强化了人们心中“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古代，发财的概念仅能从商业或做官来实现，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引导之下，抱着这种人所共知的理念的“贤才”即使为官，廉洁奉公的也并不在多数，形成了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江河泥沙的形式。
郡县制取消了爵位世袭，间接消灭了贵族阶层，开拓了平民向上的通道，是“官僚政治”取代“家族政治”的重要标志，这点值得肯定。在郡县制影响下，中央将政、军、人、财多方面权力回收，使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加稳定，不管是社会治安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对大一统帝国的构建意义重大。
郡县制与儒家思想、科举制是唇齿相依的兄弟。虽然郡县制对加强中央集权影响深远，但来自地方、官宦、农民起义的影响却从未间断，而这也是郡县制加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人们在获得权力之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往往期望权力无限扩大，秦二世而亡就是如此。千年来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官府权力在无限制的扩张，在支配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古时通讯不发达，官员作为一方大员为所欲为，甚至造成了一定的贪污腐化现象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前进的巨大阻碍。
郡县制仅仅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而存在，实质加强“官本位”思想的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带来的等级意识。即“官本位”思想在郡县制中产生，在等级意识影响下“发扬光大”。“民贵君轻”演变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民本位”向“官本位”过渡的真实写照。在郡县制前，中央集权并不明显，民众的精神更向往无约束，但在郡县制后，疆土不断扩大，领土意识与集权意识浓厚，等级观念才日益加深。在古代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参加社会管理，更不会有任何权利被写进法律。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仅存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