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前221年,经过十年的努力秦王嬴政灭六国一统天下。站在嬴政的角度,眇眇之身,兼并六国,天下一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行为,所以“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自称为始皇帝。从史实论,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缔造者,概括自己的功绩并无问题。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却不仅如此。秦始皇缔造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对中国并无功绩。统一六国不过过眼烟云,乱世在后世也并未间断。秦始皇统一的影响并不是最突出,但是在制度上的创新却影响百世,尤其是郡县制。
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官本位”文化从未间断,延续千年的贡献就归功于郡县制。在先秦时期,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世袭”统治之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管理延续千年,这就是分封制。在周朝分封制的影响之下,周朝对地方的控制相对稳固,使周文化有了极其惊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但即使如此,以血缘为纽带的管理仍是以“民本位”为主,所谓“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既是如此。但自始皇起,废分封立郡县,中国正式走向了“官本位”。
如果说分封制的属地是一级管理,那么郡县制则是两级管理。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在全国设立三十六郡,郡下辖县若干,是中央直接垂直管理地方的一种制度。县制出现于春秋时期楚国,而郡制出现于春秋时期秦国,秦始皇推崇的郡县制结合是首创之举。在这之前,地方官员并不归中央任命,更不是直接归中央管辖,所以郡县制的出现最根本目的就是——地方管理。
郡直接归中央管理,设立郡守、郡尉、御史。三个职位分管职责,并不干预。理论上,郡守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而郡尉对政务并不干预,仅仅管理地方军务。御史很好理解,又称郡监,掌管监督角色。而县级按所管辖区域及人口是否过万划分为大县和小县。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都是主管基层政务的岗位。而地方的治安问题则交由县丞管理,一定意义上并不分立,归由县令或县长管理,而监察岗位在基层也并不设置。虽然缺少了一些官职,且多了关联、少了制约,但是县作为秦朝统治的最基层单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里所提到的官职都是直接管理地方百姓的“父母官”。这些地方官制也许是通过世卿世禄任职,也就是继承祖上官爵,并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及考试。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管理层举荐,与后世察举征辟类似,是由地方官员或统治阶级举荐的人才。而在军中,则有军功爵作为选官升爵的主要标准,这一途径能使普通百姓通过战功而进入官僚阶级,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统治者。说到这,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官位”这一理念,至此“官吏”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成为权力的象征。而在普通百姓眼里,只有获得权力才能拥有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从而走向财富。
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幸存并不侥幸。儒家思想主要以“仁义礼智信”为思想基础。而这其中“仁和礼”则是封建统治者最强大的理论工具,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牢不可破。人民心中自然将自己等级划分,只做一些与自己等级相匹配的事情。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前,百家想法依旧存在,民本位思想仍较有竞争力。但是,在亲贵族、重名分、尊权威的“礼治”之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逐渐消失。
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下皇权至高无上,甚至皇上也自称为“天子”,与平民形成强烈的等级差。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官僚,自然而然也会有优越感。“天子门生”并不是特指皇帝亲自选拔的人才,而是泛指整个官僚群体。在权力的压迫之下,百姓更愿意用可以损失的利益去换相安无事。君臣父子之间不仅存在等级,更重要的是中间夹杂的权威。权威一旦形成时,百姓不是在向着权威努力,就是在向着“重权文化”顶礼膜拜。
儒家思想不仅仅维护了大一统的秩序,更维护了等级观念的秩序,对社会等级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思想下,虽然进入官场时痛恨官场的门槛,进入后却更懂得珍惜官场上的秩序,服从与被服从,支配与被支配才是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的最真实写照。“古有范进中举”时的疯狂,仅仅是因为在底层跃升至管理层的兴高采烈,是对无形束缚的突破,是未来对平常市民的报复性心理。“官贵民轻”的思想蔓延整个古代官场,而且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在整个社会进行传播。其重要结果不仅仅是使封建官僚体制维续,更是实现社会等级化的默许。
郡县制在我国延续几千年,仅有极少数时期采取特殊手段管理地方,如西汉的郡国并行制。郡县制之所以经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消灭了“家族”观念。在分封制的概念下,分封诸侯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同姓统治,这就是“家族”观念的影射。而郡县制为了防止家族做大做强,将军权,人事任免权,及部分行政、税收权力收归中央,从军、政、财、人各个角度削弱家族势力。但是,郡县制仅仅是将权力收归中央,稳固中央集权,百姓虽然看得到权力却得不到,直到科举制的出现。
科举制始于隋炀帝,前后存在千余年,是中国古代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并不完全回避地方官员的名额举荐,但是科举制理论上也允许才子自己报名应试。虽然科举制定时开考,但是也是贫民到官僚的唯一上升途径。在科举制之前,往往以家族或地方官员举荐人才,这其中难免存在家族运作,从科举制之后,再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现象,阶层固化被打破,为朝廷引进了无数出身中下的寒门人才进入统治层,完全开辟了底层市民直通路径,对贵族阶层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这一现象虽然促进了瓦解了贵族,但是也变成了为封建官僚阶级吸收候选人的工具。
科举制考试内容固化,以儒家正统学说为主。封建统治阶级声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仕的终极目标,现实中却是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作动力,强化了人们心中“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古代,发财的概念仅能从商业或做官来实现,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引导之下,抱着这种人所共知的理念的“贤才”即使为官,廉洁奉公的也并不在多数,形成了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江河泥沙的形式。
郡县制取消了爵位世袭,间接消灭了贵族阶层,开拓了平民向上的通道,是“官僚政治”取代“家族政治”的重要标志,这点值得肯定。在郡县制影响下,中央将政、军、人、财多方面权力回收,使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加稳定,不管是社会治安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对大一统帝国的构建意义重大。
郡县制与儒家思想、科举制是唇齿相依的兄弟。虽然郡县制对加强中央集权影响深远,但来自地方、官宦、农民起义的影响却从未间断,而这也是郡县制加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人们在获得权力之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往往期望权力无限扩大,秦二世而亡就是如此。千年来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官府权力在无限制的扩张,在支配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古时通讯不发达,官员作为一方大员为所欲为,甚至造成了一定的贪污腐化现象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前进的巨大阻碍。
郡县制仅仅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而存在,实质加强“官本位”思想的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带来的等级意识。即“官本位”思想在郡县制中产生,在等级意识影响下“发扬光大”。“民贵君轻”演变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民本位”向“官本位”过渡的真实写照。在郡县制前,中央集权并不明显,民众的精神更向往无约束,但在郡县制后,疆土不断扩大,领土意识与集权意识浓厚,等级观念才日益加深。在古代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参加社会管理,更不会有任何权利被写进法律。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仅存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