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南明桂川湘大反攻：李定国与孙可望的较量
1652年，明朝残余势力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于桂林、衡阳取得历史性胜利，清朝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败。孙可望以秦王之尊，巧妙地利用永历帝朱由榔，实质上掌握了朝廷，将帝位安置在贵州安龙府，既巩固自身地位，又确保政令统一，但同时对其严密掌控。在孔有德、吴三桂等清军将领的威胁下，李定国坚定地支持孙可望的反攻计划，主张扩展领土以稳固力量。
孙可望的反攻策略是打破旧有的政治格局，通过控制永历帝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他整合南明各抗清势力，包括西派、桂派、唐派、鲁派、顺派以及地方杂牌，以西派为主力，李定国和刘文秀成为前线将领，确保政治主导权。孙可望亲自东征，李定国（晋系）和冯双礼（监视李定国）分别担任重要角色，东线由李定国率军南下，西线刘文秀（蜀系）指挥北伐。
张先璧，曾为永历朝廷的支持者，后被孙可望纳入反攻阵营，但始终处于监视之下。王复臣、白文选成为孙可望的心腹将领，贺九仪虽有野心，但最终拒绝孙可望的叛变企图，死于李定国之手。马进忠、马宝等杂牌将领各有立场，马进忠保持中立，晋升为汉阳王；马宝复杂背景，先后投降，封为淮国公。南明的抗清领袖如郑成功、张名振，各自坚守阵地。
鲁派的张名振虽然支持鲁王，但与西南行动关系不大。孙可望联合各方力量，李定国严明军纪，他的军队集结了多民族和象兵，战斗力强大。李定国兵分两路，攻克黎平和沅州，清军援军张国柱惨遭重创。严关一役，李定国智取城池，冯双礼在宝庆大败清军，孔有德被迫亲征，桂林陷入孤立。李定国乘胜追击，孔有德自杀，桂林失而复得，战后孙可望赏罚分明，但内部矛盾因处置不当而加剧。
《龙城惊变》这部黔剧描绘了这段历史，永历帝与孙可望的矛盾，以及李如月的奏疏如何引发了朝廷内部的纷争。李如月的直言不讳，虽本意是保护朝廷，却无意中加深了明朝的分裂。桂林大捷后，李定国在广西的势力得以巩固，清军为之震撼，刘文秀的北伐虽受鼓舞，但四川形势严峻，与李定国的南下相比，兵力相差悬殊。
保宁战役中，吴三桂攻陷四川，刘文秀在困境中发起反击。刘文秀凭借出色的策略和象兵优势，一度取得叙州大捷，但吴三桂的反扑迫使他孤注一掷。刘文秀的圆形阵法在观音寺和土地关与清军激战，虽有损失，但吴三桂的突袭计划也未能得逞。孙可望借此削弱刘文秀，西派内部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清廷为应对败绩，派遣宗室亲贵尼堪领军南下，但在衡州战役中，李定国的伏击战术使之遭受重创。尼堪的顽强抵抗象征着满洲贵族的坚韧，然而，他的死亡成为明军反攻的关键转折点。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在战利品分配和权力争夺中升级，最终导致大西集团分裂。尽管孙可望曾试图遏制李定国，但李定国的胜利不断，使得孙可望的反攻计划受挫。
李定国与孙可望的故事，如同一场戏剧性的历史大戏，充满策略与冲突，然而，他们的辉煌与失败，都揭示了明朝末期复杂而激烈的抗清斗争。黄宗羲的评论，正是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