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南明桂川湘大反攻:李定国与孙可望的较量
1652年,明朝残余势力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于桂林、衡阳取得历史性胜利,清朝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败。孙可望以秦王之尊,巧妙地利用永历帝朱由榔,实质上掌握了朝廷,将帝位安置在贵州安龙府,既巩固自身地位,又确保政令统一,但同时对其严密掌控。在孔有德、吴三桂等清军将领的威胁下,李定国坚定地支持孙可望的反攻计划,主张扩展领土以稳固力量。
孙可望的反攻策略是打破旧有的政治格局,通过控制永历帝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他整合南明各抗清势力,包括西派、桂派、唐派、鲁派、顺派以及地方杂牌,以西派为主力,李定国和刘文秀成为前线将领,确保政治主导权。孙可望亲自东征,李定国(晋系)和冯双礼(监视李定国)分别担任重要角色,东线由李定国率军南下,西线刘文秀(蜀系)指挥北伐。
张先璧,曾为永历朝廷的支持者,后被孙可望纳入反攻阵营,但始终处于监视之下。王复臣、白文选成为孙可望的心腹将领,贺九仪虽有野心,但最终拒绝孙可望的叛变企图,死于李定国之手。马进忠、马宝等杂牌将领各有立场,马进忠保持中立,晋升为汉阳王;马宝复杂背景,先后投降,封为淮国公。南明的抗清领袖如郑成功、张名振,各自坚守阵地。
鲁派的张名振虽然支持鲁王,但与西南行动关系不大。孙可望联合各方力量,李定国严明军纪,他的军队集结了多民族和象兵,战斗力强大。李定国兵分两路,攻克黎平和沅州,清军援军张国柱惨遭重创。严关一役,李定国智取城池,冯双礼在宝庆大败清军,孔有德被迫亲征,桂林陷入孤立。李定国乘胜追击,孔有德自杀,桂林失而复得,战后孙可望赏罚分明,但内部矛盾因处置不当而加剧。
《龙城惊变》这部黔剧描绘了这段历史,永历帝与孙可望的矛盾,以及李如月的奏疏如何引发了朝廷内部的纷争。李如月的直言不讳,虽本意是保护朝廷,却无意中加深了明朝的分裂。桂林大捷后,李定国在广西的势力得以巩固,清军为之震撼,刘文秀的北伐虽受鼓舞,但四川形势严峻,与李定国的南下相比,兵力相差悬殊。
保宁战役中,吴三桂攻陷四川,刘文秀在困境中发起反击。刘文秀凭借出色的策略和象兵优势,一度取得叙州大捷,但吴三桂的反扑迫使他孤注一掷。刘文秀的圆形阵法在观音寺和土地关与清军激战,虽有损失,但吴三桂的突袭计划也未能得逞。孙可望借此削弱刘文秀,西派内部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清廷为应对败绩,派遣宗室亲贵尼堪领军南下,但在衡州战役中,李定国的伏击战术使之遭受重创。尼堪的顽强抵抗象征着满洲贵族的坚韧,然而,他的死亡成为明军反攻的关键转折点。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在战利品分配和权力争夺中升级,最终导致大西集团分裂。尽管孙可望曾试图遏制李定国,但李定国的胜利不断,使得孙可望的反攻计划受挫。
李定国与孙可望的故事,如同一场戏剧性的历史大戏,充满策略与冲突,然而,他们的辉煌与失败,都揭示了明朝末期复杂而激烈的抗清斗争。黄宗羲的评论,正是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