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17
远古先民在创造彩陶艺术时,一定是向着大自然拜师学艺的, 天上的云气、水中的漩涡 ,都可以化作笔端、彩陶上的绝美纹饰。而作为自然界人类最熟悉的生灵,天上的鸟与水中的鱼,在古人眼中无疑是具备超自然力的。于是鱼鸟图腾不仅承载了人们 飞天涉水的希冀 ,同时也是 区分不同氏族 之间的重要标志。
谁也想不到,1921年4月18日这一天,沉睡了近七千年的仰韶文化,突然就撞进了一个外国人的命运之中——在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 ,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彩色陶片跳入了他的视线,他叫做 安特生 ,也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鱼纹和鸟纹,是仰韶文化彩陶中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而两者的交锋与融合,也在以器物为依托的载体上生动呈现。一般来说,两者之间的态势,前期基本上是 对峙战斗 、后期则变成了 相互交融 。
一个最为熟知的典型案例,是来自1978年于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 鹳鱼石斧图 ”。
显然这是一幅叙事性的画面:左侧一只 白鹳 侧身而立,细颈长喙,短尾高足,口中衔着一条鱼;此鱼全身涂白,不着鳞片,被认定为是 白鲢 一类的鱼。在两个动物右侧,则是一柄竖立的石斧。
叙事性的图画是做图像学阐释的极佳素材,而图像学阐释的依据,则是阐释者的知识结构。 第一位阐释者是严文明先生,他为这里的“鱼和鸟”,奠定了来自图腾战争下的基调:
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多找些仰韶时期关于“鱼和鸟”的彩陶纹样来看一看。
1.鱼吞鸟——陕西武功凤游出土细颈瓶
这幅画面中,大鱼张开了大嘴,正在吞食一只小鸟,而鸟的头部已落入鱼口之中。
2.鸟啄鱼——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瓶
画面中一只水鸟啄住了大鱼的尾巴,而鱼则在奋力挣扎,两者似乎旗鼓相当。
3.鱼鸟共存——临潼姜寨二期葫芦瓶
左侧葫芦瓶正中央的图案,是一幅圆形二等分的鱼鸟共存图,其中 左半部分 是一对 合体鱼纹 , 右半部分 则是一个 鸟的头部 ;
右侧葫芦瓶在两耳所在侧面,为一组上下对称的 写实鱼纹和抽象鱼纹 ,在两耳之间的正反两面,下部装饰 鸟纹 ,上部为 人面鸟纹 。
很明显,前两种纹样是 鱼鸟相战 ,而后两种纹样则是 鱼鸟共存 。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构成时空演变序列?
从考古学文化角度看,半坡鱼纹,多分布于关中地区;庙底沟鸟纹,多分布于豫西地区。前者属于仰韶文化的 早期 阶段,而后者属于仰韶文化的 晚期 ,但两者之间绝非泾渭分明,其中过渡的便是 史家类型 。
就器物而言,武功凤游与宝鸡北首岭的细颈瓶,是仰韶文化 早期半坡类型 和早期偏晚史家类型的典型器物;而后者临潼姜寨出土的葫芦瓶,其年代则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 史家类型晚段时期 。
于是回到这几幅彩陶纹饰上,在豫西流行鸟纹的区域,如河南临汝阎村“鹳鱼石斧图”, 鸟占据优势地位 ;在关中流行鱼纹的地方,如陕西武功凤游“鱼啄鸟”细颈瓶, 鱼反而占据主导 ,两者之间争锋相对。但是到了鱼鸟过渡的史家类型,姜寨二期的葫芦瓶上,鸟和鱼不再是相互攻伐的宿敌,而是共存并融合,似乎成为了一家人。
有意思的是,也有学者把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同古史传说相联系,认为 半坡 文化是 炎帝 部族创造的文化, 庙底沟 文化是 黄帝 部族创造的文化。如是,那么武功游凤细颈瓶上的大鱼吞鸟图和北首岭水鸟衔鱼图则真实地再现了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长期争斗导致融合的史实。
在史前彩陶纹饰中,鱼和鸟的关系存在两种:一种鱼为鸟所擒杀,鱼死而鸟存, 两者不共存不共生 。(反之亦然),另一种则是二者均单独存在,却又呈现一种融合状态, 二者共存共生 。
这种观念,在先秦时期的神话中依旧有着精彩的表达方式:前者为 鱼鸟承续 关系,后者则为 鱼鸟并存 关系。而其中最为经典者,便非庄子《逍遥游》下的“鲲鹏”神话莫属。
1.承续关系——鱼亡化鸟——三星堆金杖
三星堆金杖上有两组阴刻图案,内容一致,表达的都是一支箭射中了一只鱼,中间有鸟腾飞,箭羽尾部则是一个神人像。在这里,鱼在图案的前部,被射中头而死亡,于是变成了图案中间的鸟,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鱼亡化鸟”的象征意义。
2.并存关系——鱼鸟合体——神人禺强
关于禺强的形象,在考古图像中一般会出现杂糅的特征,作为北海之海神,禺强的形象是 人面鸟身 ;但作为北风风神,他的特征又是 人面鱼身 (袁珂注)。所以它便呈现出这种“鱼鸟合体”的形象,显得尤为特殊。
3.集大成者——鱼鸟互变——庄子鲲鹏
实际上,《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神话,可能正是先秦时代关于“鱼鸟”神话的集大成者。在这段被人熟知的记载中,一般认为鲲鹏二者本为一物,只存在着“鲲化为鹏”这种承续性神话意蕴。即:
但其实,二者之间应该也存在着并存的关系,即二者之间既有相互承续也有彼此独立的一面。
而鲲鹏互变的内因,其实已经蕴含在先前两件文物所表达的鱼鸟关系之中。三星堆的鱼化鸟可以看做是鲲化鹏的雏形,但在这里却是以鱼亡而代价,从而成就了鸟的神圣;但鲲和鹏之间可能并不如此,鲲的化鹏,并不意味着鲲的终结,而是以一种更加高级的形式存在,即“ 鲲鹏互变 ”。
互变的基础,则是融合,即需要同时兼备二者的神性 ,而曾侯乙墓内棺漆画上的禺强图案,可能正是这种鱼鸟互变的基础。同时,从文献中也能窥见一斑,其中提到了这样一句尤为关键:“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为何鲲鹏要去向南方?
这是因为神人禺强,本就立于北极,而身在北极则意味着只有一个方向,故四面八方皆南也!
其实这么看来, 禺强神话极有可能正是鲲鹏神话的内核所在 。禺强本形之一为鱼,禺即鱼,“神的名字就是其本质和力量的现实部分”,禺强又字玄冥,而玄冥则是北方颛顼帝的副神。“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巧的是,颛顼就有“死而复苏,化为鱼妇”的记载。
禺强的本形之二是鸟,是风,古籍之中的风与凤关系密切,人们认为大鸟鼓动翅膀,从而产生风,而鲲变为鹏,所凭借的正是风, 所谓“羊角”即旋风是也 ,“抟扶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谁也想不到,1921年4月18日这一天,沉睡了近七千年的仰韶文化,突然就撞进了一个外国人的命运之中——在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 ,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彩色陶片跳入了他的视线,他叫做 安特生 ,也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鱼纹和鸟纹,是仰韶文化彩陶中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而两者的交锋与融合,也在以器物为依托的载体上生动呈现。一般来说,两者之间的态势,前期基本上是 对峙战斗 、后期则变成了 相互交融 。
一个最为熟知的典型案例,是来自1978年于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 鹳鱼石斧图 ”。
显然这是一幅叙事性的画面:左侧一只 白鹳 侧身而立,细颈长喙,短尾高足,口中衔着一条鱼;此鱼全身涂白,不着鳞片,被认定为是 白鲢 一类的鱼。在两个动物右侧,则是一柄竖立的石斧。
叙事性的图画是做图像学阐释的极佳素材,而图像学阐释的依据,则是阐释者的知识结构。 第一位阐释者是严文明先生,他为这里的“鱼和鸟”,奠定了来自图腾战争下的基调:
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多找些仰韶时期关于“鱼和鸟”的彩陶纹样来看一看。
1.鱼吞鸟——陕西武功凤游出土细颈瓶
这幅画面中,大鱼张开了大嘴,正在吞食一只小鸟,而鸟的头部已落入鱼口之中。
2.鸟啄鱼——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瓶
画面中一只水鸟啄住了大鱼的尾巴,而鱼则在奋力挣扎,两者似乎旗鼓相当。
3.鱼鸟共存——临潼姜寨二期葫芦瓶
左侧葫芦瓶正中央的图案,是一幅圆形二等分的鱼鸟共存图,其中 左半部分 是一对 合体鱼纹 , 右半部分 则是一个 鸟的头部 ;
右侧葫芦瓶在两耳所在侧面,为一组上下对称的 写实鱼纹和抽象鱼纹 ,在两耳之间的正反两面,下部装饰 鸟纹 ,上部为 人面鸟纹 。
很明显,前两种纹样是 鱼鸟相战 ,而后两种纹样则是 鱼鸟共存 。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构成时空演变序列?
从考古学文化角度看,半坡鱼纹,多分布于关中地区;庙底沟鸟纹,多分布于豫西地区。前者属于仰韶文化的 早期 阶段,而后者属于仰韶文化的 晚期 ,但两者之间绝非泾渭分明,其中过渡的便是 史家类型 。
就器物而言,武功凤游与宝鸡北首岭的细颈瓶,是仰韶文化 早期半坡类型 和早期偏晚史家类型的典型器物;而后者临潼姜寨出土的葫芦瓶,其年代则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 史家类型晚段时期 。
于是回到这几幅彩陶纹饰上,在豫西流行鸟纹的区域,如河南临汝阎村“鹳鱼石斧图”, 鸟占据优势地位 ;在关中流行鱼纹的地方,如陕西武功凤游“鱼啄鸟”细颈瓶, 鱼反而占据主导 ,两者之间争锋相对。但是到了鱼鸟过渡的史家类型,姜寨二期的葫芦瓶上,鸟和鱼不再是相互攻伐的宿敌,而是共存并融合,似乎成为了一家人。
有意思的是,也有学者把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同古史传说相联系,认为 半坡 文化是 炎帝 部族创造的文化, 庙底沟 文化是 黄帝 部族创造的文化。如是,那么武功游凤细颈瓶上的大鱼吞鸟图和北首岭水鸟衔鱼图则真实地再现了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长期争斗导致融合的史实。
在史前彩陶纹饰中,鱼和鸟的关系存在两种:一种鱼为鸟所擒杀,鱼死而鸟存, 两者不共存不共生 。(反之亦然),另一种则是二者均单独存在,却又呈现一种融合状态, 二者共存共生 。
这种观念,在先秦时期的神话中依旧有着精彩的表达方式:前者为 鱼鸟承续 关系,后者则为 鱼鸟并存 关系。而其中最为经典者,便非庄子《逍遥游》下的“鲲鹏”神话莫属。
1.承续关系——鱼亡化鸟——三星堆金杖
三星堆金杖上有两组阴刻图案,内容一致,表达的都是一支箭射中了一只鱼,中间有鸟腾飞,箭羽尾部则是一个神人像。在这里,鱼在图案的前部,被射中头而死亡,于是变成了图案中间的鸟,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鱼亡化鸟”的象征意义。
2.并存关系——鱼鸟合体——神人禺强
关于禺强的形象,在考古图像中一般会出现杂糅的特征,作为北海之海神,禺强的形象是 人面鸟身 ;但作为北风风神,他的特征又是 人面鱼身 (袁珂注)。所以它便呈现出这种“鱼鸟合体”的形象,显得尤为特殊。
3.集大成者——鱼鸟互变——庄子鲲鹏
实际上,《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神话,可能正是先秦时代关于“鱼鸟”神话的集大成者。在这段被人熟知的记载中,一般认为鲲鹏二者本为一物,只存在着“鲲化为鹏”这种承续性神话意蕴。即:
但其实,二者之间应该也存在着并存的关系,即二者之间既有相互承续也有彼此独立的一面。
而鲲鹏互变的内因,其实已经蕴含在先前两件文物所表达的鱼鸟关系之中。三星堆的鱼化鸟可以看做是鲲化鹏的雏形,但在这里却是以鱼亡而代价,从而成就了鸟的神圣;但鲲和鹏之间可能并不如此,鲲的化鹏,并不意味着鲲的终结,而是以一种更加高级的形式存在,即“ 鲲鹏互变 ”。
互变的基础,则是融合,即需要同时兼备二者的神性 ,而曾侯乙墓内棺漆画上的禺强图案,可能正是这种鱼鸟互变的基础。同时,从文献中也能窥见一斑,其中提到了这样一句尤为关键:“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为何鲲鹏要去向南方?
这是因为神人禺强,本就立于北极,而身在北极则意味着只有一个方向,故四面八方皆南也!
其实这么看来, 禺强神话极有可能正是鲲鹏神话的内核所在 。禺强本形之一为鱼,禺即鱼,“神的名字就是其本质和力量的现实部分”,禺强又字玄冥,而玄冥则是北方颛顼帝的副神。“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巧的是,颛顼就有“死而复苏,化为鱼妇”的记载。
禺强的本形之二是鸟,是风,古籍之中的风与凤关系密切,人们认为大鸟鼓动翅膀,从而产生风,而鲲变为鹏,所凭借的正是风, 所谓“羊角”即旋风是也 ,“抟扶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