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篆书: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 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 、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 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 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隶书:
隶体又称“隶书体”。一种汉字字体。起源秦代,通行于汉代,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扁平,高与宽之比约4∶5。主横划的左端似蚕头,右端似雁尾,即所谓“蚕头雁尾”。书写要领是:“枯老古掘,如龟如鲎;折笔藏锋,蚕头雁尾;蚕不二设,雁不双飞;重浊轻清,斩钉截铁。”隶书体美观隶体清秀,艺术大方,在地图上常采用比较工整的印刷体,多用于图名,注记大区域名称等。
历史演变:
隶书是由籀文的草率写法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因为籀文圆转弯曲的笔道太多,写起来很费时间,所以人们在非郑重的场合,就将字写得草率一点,一些本该工整的弧形笔道变成了比较平直的笔画。这种字体在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始出现,后来逐渐流行开来。
晋代卫恒《四体书势》说:“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其实,秦人写简笔字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才有。历年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兵器、漆器、陶器上,笔划省减、直多弯少的简体字都出于当时的工匠之手,已是隶书的雏形。程邈本是小吏,在狱中对照大篆把他熟悉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关于隶书的起名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种字体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差役、工匠、奴隶中较:
隶书分秦隶、汉隶和八分。秦隶指秦始皇时期使用的简体字。汉代日常应用仍是隶书,但是形体、笔势不断发展。东汉中期出现庄重典雅的新体,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以新隶体立石经于太学,成为国家的标准书体。魏以后称为八分。
隶变:
汉字由篆书演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汉字演变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隶变之后的汉字形体,基本就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了.
楷书:
又称正楷、楷体、正书或真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其字形较为正方,不像隶书写成扁形。楷书仍是现代汉字手写体的参考标准,也发展出另一种手写体——钢笔字。
楷书是有模楷的意思,张怀瓘《书断》中已先谈到过。在汉代也是“正体字”的别称,六朝人仍习惯地用着它,例如羊欣《采》文,王僧虔《论书》韦诞传中都云∶“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那是“八分楷法”的简称。到北宋才以之代替了正书之名,其内容显然和古称是不一样的,名异实同和名同实异之例,大概有以上这些,这些概念不弄清楚,势必至于把各方面的其他问题也永远混淆不清,一无是处了。
分类:
1~2厘米的为小楷(小字),5厘米以上的为大楷(大字),之间的为中楷。
但这仅仅是笼统的分法,实际上出现过10厘米的小字和大到1.8米的大字。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草书:
汉字的一种书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草书始于汉初,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狂草代表作如唐代张旭《肚痛》等帖和怀素《自叙帖》,都是现存的珍品。
广义的草书:
是指草写的书体。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文字不统一的远古时代,自然不会有统一规范的草书,那时出现的潦草的字,就属于广义的草书;二是在文字统一后,在应急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起草文书稿件、记录他人谈话时,行笔快捷,笔画连带、省略,信手写的不规范的潦草的字,这种潦草的字很难用于交流,隔久了甚至连写字的人也难以识别,这种潦草的字就属于广义的草书。
为了便捷书写,经过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尤其是在篆书向隶书转化的时期,民间流行的草字的数量逐渐增多,写法逐渐统一,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终于产生了具有法度的草书,那便是章草,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今草,狭意的草书就是指章草和今草。
自章草起草法就基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草法既具有法度的规范性,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草书是笔画省略,结构简便的书体。二是,草书是以点画作为基本符号来代替偏旁和字的某个部分,是最具有符号化特征的书体。三是,草书的笔划之间字与字之间相互连带呼应,是便于快捷书写和便于表达书者情感的书体。
行书:
行书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出现的时间大约同八分楷法差不多,而其形式也和八分楷法及以后的正书非常接近。这相当于从隶书中变出(章)草书——由“正体字”中派生出别支来。桓灵朝的“正体字”除了隶书以外,其次就是“八分楷法”,所以人们又认为行书就是“八分楷法”的别支。其实它也是同其他书体一样最初的创始还是一般的群众书写者,只要把八分书写得同其他书法流走一些而去其隶体波势,就变成行书了,在汉末一般出土的简书中我们是可以随处看到的。在汉末,行书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
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