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大家好,说起徐茂公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关于这个原因,《旧唐书·李勣传》中就记录了太宗所说的话:“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太宗自然深知李勣(徐茂公)的忠诚。不过,必要的“市恩”是肯定的,太子为人谦逊有礼,但年纪尚轻,性格柔弱(至少在表面上)。
这种时候,一位值得托付的老臣对于新君即位后的政局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太宗择亲择贤,自然是从太原起兵开始的功臣中选择。仅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是太子的舅氏,自不必提;高士廉(647年)、李靖(649年)、房玄龄(648年)等均已薨逝;尉迟敬德不仅年迈,且沉迷于修仙炼丹之术,已是“半仙”,其人之性格也难负此重任。在此情况下,李勣的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
据《旧唐书·李勣传》所载,太宗托付李勣之意,早有萌生:
太宗又尝闲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
《资治通鉴》此段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改成了“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不管这二书如何记述,都表明了太宗“属以幼孤(太子)”的意思,将李勣这位文武皆允、忠义诚信且熟谙政治(这很重要)的大臣留给太子李治,自然于国家而言,是一个稳妥的决定。
对于太宗贬李勣的举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有专门的论述:
太宗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与之无恩,我死,汝用为仆射,以亲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怀,一夺予之闲而相形以成恩怨,其为无赖之小人,灼然见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高祖不察而许为纯臣,太宗不决而托以国政,利在高宗,则为高宗用,利在武氏,则为武氏用,唯世勣之视利以为归,而操利以笼之,早已为世勣所窥见,以益歆于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倾于武氏,所必然矣。若谓其才智有余,任之以边陲可矣,锢之于叠州,唐恶从而乱哉!
当然,在作出评价前,王夫之先说了一段话,其中有“以利为恩者,见利而无不可为。……明君不以利饵其臣……”。把这段话放在此评论前,显然是有深意的,王夫之向来对自己不认同的人或事都有措辞激烈的抨击,这次也一样,他所持的观点也与历代不少史家相同,都认为李勣是一个圆滑小人,不忠不义,间接助武则天篡逆。当然,关于李勣到底负不负太宗,这得商榷,但李勣确实发挥了太宗所希望他发挥的作用,对高宗初年的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一锤定音,决定了此后唐室发展的命运。
总而言之,太宗是希望老臣李勣(徐茂功)效忠于新君高宗,故此才行贬官之举,希望“市恩”于子,以拉拢这位重臣将来对自己儿子的全力扶持。事实上,这个目标已经达成,无论武氏为后究竟孰是孰非,但李勣确实帮助帝后击败了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的余波,全面掌握政权,开始了“永徽之治”,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关于这个原因,《旧唐书·李勣传》中就记录了太宗所说的话:“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太宗自然深知李勣(徐茂公)的忠诚。不过,必要的“市恩”是肯定的,太子为人谦逊有礼,但年纪尚轻,性格柔弱(至少在表面上)。
这种时候,一位值得托付的老臣对于新君即位后的政局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太宗择亲择贤,自然是从太原起兵开始的功臣中选择。仅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是太子的舅氏,自不必提;高士廉(647年)、李靖(649年)、房玄龄(648年)等均已薨逝;尉迟敬德不仅年迈,且沉迷于修仙炼丹之术,已是“半仙”,其人之性格也难负此重任。在此情况下,李勣的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
据《旧唐书·李勣传》所载,太宗托付李勣之意,早有萌生:
太宗又尝闲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
《资治通鉴》此段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改成了“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不管这二书如何记述,都表明了太宗“属以幼孤(太子)”的意思,将李勣这位文武皆允、忠义诚信且熟谙政治(这很重要)的大臣留给太子李治,自然于国家而言,是一个稳妥的决定。
对于太宗贬李勣的举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有专门的论述:
太宗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与之无恩,我死,汝用为仆射,以亲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怀,一夺予之闲而相形以成恩怨,其为无赖之小人,灼然见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高祖不察而许为纯臣,太宗不决而托以国政,利在高宗,则为高宗用,利在武氏,则为武氏用,唯世勣之视利以为归,而操利以笼之,早已为世勣所窥见,以益歆于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倾于武氏,所必然矣。若谓其才智有余,任之以边陲可矣,锢之于叠州,唐恶从而乱哉!
当然,在作出评价前,王夫之先说了一段话,其中有“以利为恩者,见利而无不可为。……明君不以利饵其臣……”。把这段话放在此评论前,显然是有深意的,王夫之向来对自己不认同的人或事都有措辞激烈的抨击,这次也一样,他所持的观点也与历代不少史家相同,都认为李勣是一个圆滑小人,不忠不义,间接助武则天篡逆。当然,关于李勣到底负不负太宗,这得商榷,但李勣确实发挥了太宗所希望他发挥的作用,对高宗初年的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一锤定音,决定了此后唐室发展的命运。
总而言之,太宗是希望老臣李勣(徐茂功)效忠于新君高宗,故此才行贬官之举,希望“市恩”于子,以拉拢这位重臣将来对自己儿子的全力扶持。事实上,这个目标已经达成,无论武氏为后究竟孰是孰非,但李勣确实帮助帝后击败了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的余波,全面掌握政权,开始了“永徽之治”,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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