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7-01-15
《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本文系节选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晚清洋务派的总体评价不断走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长期跌落不起，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擘被斥为“洋奴”、“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张之洞的另一个角色定位上——他竟超越孙中山、袁世凯，被夸赞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许，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历史的玩笑开得如此之大，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拼图，瞎子摸象不行，盲人扪烛也没用，多保持一点耐心和好奇心则会收获更丰。我们通过史料去看“捉摸不透”的张之洞，面目未必清晰，但尽量寻找一些原始细节，加以比对和甄别，总比妄下定论更有意义，也更有趣味。
[废除科举制的异常举措]
20世纪初，张之洞年过古稀，他偕同袁世凯，极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者并不蠢，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策略，拿张之洞和袁世凯说事：“如谓科举之中无经济，张之洞讵非科举出身？如谓学堂之外无人材，袁世凯何尝由学堂擢用？”但这回中国的科举制度真的已到寿终正寝之时，张之洞“有幸”成为其终结者之一。当时，军机大臣三人，张之洞、袁世凯主张废除科举，王文韶持反对意见，两票对一票的结果，仍是科举制被兜底废除。袁世凯本以领兵致通显，主张保留科举的人对他责备尚不甚严厉，对张之洞则极诋为“过河拆桥”。
张之洞除了力主废除科举制，断掉贫寒学子通往仕途的独木桥，还干了两件颇遭时人诟病的“好事”：以兴学变法为名，废除书院山长（即院长、校长）制度，师道因此降尊为卑；废除幕宾制度，将书札和权谋委于文案，于是幕僚制度流行成弊。元朝始兴山长制，山长必一时之俊选，道德学问为诸生所宗仰，师道尊严，朝野奉以殊礼。明清两朝沿袭旧制，凡教授、教谕、训导，皆可长揖公卿。张之洞废山长制，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监督由官方任命，师者为官，性质剧变。以往，督抚司道才有幕宾，由刑名师爷、智囊和西席（家庭教师）组成。幕宾与幕僚最大的不同就是：幕宾只能出主意，私下或可弄权，幕僚则可公然弄权。左宗棠做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因为弄权引起公愤，一度被武官樊燮告御状，险些身陷囹圄，到了清末（延伸至民国时期），幕僚多由大佬的心腹充任，上位极快，形成一个特定的幕僚集团，对地方事务大包大揽，遂有尾大不掉之忧。
有人笑谈，张之洞是绍兴师爷的终结者。
[政绩：武备文事并举]
有一个笑话说：闽浙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兄长）平时总是佩带两块怀表，别人感到惊讶，以为有什么高明的寓意，张之万笑道：“吾仅二表，视吾弟八表犹少矣。”
在古代，“八表”又称“八荒”，专指极远之地。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署任两广总督，上谢恩折，其中有“身系一隅，敢忘八表经营”一语。从此，这位封疆大吏就以“八表经营”著称。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最令人称道，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根基。中法大战，中国取得了近代对外战争唯一的大捷，张之洞有审察大势、说服朝廷、调和诸将、供应后勤的功劳。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傲哥对主持中法战事的老帅彭玉麟礼敬有加，彼此精诚合作，十分愉快。张之洞是代理淮军大将张树声出任两广总督的，出京赴任之前，他让樊增祥撰稿，赞扬彭玉麟。老帅彭玉麟年近古稀，初到广东统兵，处处受到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掣肘，几乎动弹不得。张树声被朝廷调离后，新任总督张之洞力挺彭玉麟，处处虚己相从，文武和洽，均感快惬。张之洞派使者携带急信和五万两饷银去恭请年届古稀、息影田园的冯子材出山，最具诚意。正是冯子材、刘永福、王孝祺等宿将扭转了战局，张之洞虽未亲临前敌披坚执锐，但他雍容坐镇，调度有方，仍然居功至伟，令朝野刮目相看。
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后，法军主帅孤拔被清军大炮击毙，清军本可乘胜追击，将法军驱逐出安南（越南），但主战派疏于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主和派见好就收。有人说，李鸿章心生嫉妒，不愿看到主战派的战果迅速扩大而故意使之半途而废。从张之洞的反应看，这话不无道理。战后，他择取唐代诗人张九渊的诗句“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来表明心迹，自号“无竞居士”。
《清史稿·张之洞》这样写道：“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物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之洞在广东如此，在湖北亦如此，创建两湖书院，遣派留学生，设立织布局，开办汉阳铁厂。张之洞还力主修建南北中枢干线——芦汉铁路。他强调：“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
当年，修建铁路是大难事，筹款不易，炼钢不易，防范贪渎不易，处理复杂的人事不易，张之洞却锐意为之。芦汉铁路（从芦沟桥到汉口）实为后来的京广线北段。醇亲王奕譞在复电中赞扬张之洞的任事之勇：“纵使志大效迂，成功与否，不可预必。然精卫、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只要涉及中国近代重工业，谁也绕不过张之洞。尽管汉阳铁厂的长期亏损并非秘密，产铁成本居高不下，想必张之洞也头痛过，但事关国家的重工业前途，就是亏本也得大干快上。
张之洞两次担任两江总督，为期都很短，但他购置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守卫，招聘德国军官当教练，组建江南自强军，广立学堂，事情并没少做。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大闹京津，两宫西狩，国势危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联合声明，与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条约，保全了中国东南各省的安定局面。这说明，张之洞的大局观是不错的。为了免遭慈禧太后的猜忌，他一再表示：倘若两宫稍有闪失，他就投湖自尽，生为清臣，死为清鬼。
张之洞主战，并非底气使然，而是意气使然。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奉天爆发。此前，局势紧张时，张之洞即明确表态，欢迎日本与俄国大干一场。他认为，俄国素以强暴著称，中国应庆幸日本重创俄国，以此消除和减轻边患。张之洞痛恨俄国，实因他与李鸿章不睦所致，李偏向俄国，张就偏向日本，大臣间的意气之争给国家埋下了祸种。
当年，朝野评价张之洞的政绩，有人用的是“乏善可陈”四字，认为张之洞说得过去的“政绩”只有两件：在山西禁烟，在广东开赌。张之洞治鄂时间最久，十多年，对手下亲旧不能严加督饬，因此官场贪贿成风。张之洞在山西禁鸦片，却禁得正当。在广东大开赌禁，筹措军费，以应付中法战争，虽有点像是捞偏门，倒也是无奈之举。敌对者抓住这个把柄讥讽他，并没多少说服力。
清代文官死后谥文襄，一定要有武功铺底才行。《清会典》于“臣谥”条目下可寻依据：“辟地有得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一度令世人费解。然而仔细梳理一番，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确实打过漂亮仗，中法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虚己推诚，任贤选将，与彭玉麟和衷共济。左宗棠死后谥文襄，毫无争议，他不仅平定了东南，还收复了西北，可谓居功至伟。但左宗棠是内战大师，未曾与外寇有过正面交锋，这一点张之洞倒是因为中法战争取胜，占到了外战内行的美名，他死后被谥为文襄，不算夸张。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晚清洋务派的总体评价不断走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长期跌落不起，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擘被斥为“洋奴”、“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张之洞的另一个角色定位上——他竟超越孙中山、袁世凯，被夸赞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许，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历史的玩笑开得如此之大，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拼图，瞎子摸象不行，盲人扪烛也没用，多保持一点耐心和好奇心则会收获更丰。我们通过史料去看“捉摸不透”的张之洞，面目未必清晰，但尽量寻找一些原始细节，加以比对和甄别，总比妄下定论更有意义，也更有趣味。
[废除科举制的异常举措]
20世纪初，张之洞年过古稀，他偕同袁世凯，极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者并不蠢，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策略，拿张之洞和袁世凯说事：“如谓科举之中无经济，张之洞讵非科举出身？如谓学堂之外无人材，袁世凯何尝由学堂擢用？”但这回中国的科举制度真的已到寿终正寝之时，张之洞“有幸”成为其终结者之一。当时，军机大臣三人，张之洞、袁世凯主张废除科举，王文韶持反对意见，两票对一票的结果，仍是科举制被兜底废除。袁世凯本以领兵致通显，主张保留科举的人对他责备尚不甚严厉，对张之洞则极诋为“过河拆桥”。
张之洞除了力主废除科举制，断掉贫寒学子通往仕途的独木桥，还干了两件颇遭时人诟病的“好事”：以兴学变法为名，废除书院山长（即院长、校长）制度，师道因此降尊为卑；废除幕宾制度，将书札和权谋委于文案，于是幕僚制度流行成弊。元朝始兴山长制，山长必一时之俊选，道德学问为诸生所宗仰，师道尊严，朝野奉以殊礼。明清两朝沿袭旧制，凡教授、教谕、训导，皆可长揖公卿。张之洞废山长制，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监督由官方任命，师者为官，性质剧变。以往，督抚司道才有幕宾，由刑名师爷、智囊和西席（家庭教师）组成。幕宾与幕僚最大的不同就是：幕宾只能出主意，私下或可弄权，幕僚则可公然弄权。左宗棠做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因为弄权引起公愤，一度被武官樊燮告御状，险些身陷囹圄，到了清末（延伸至民国时期），幕僚多由大佬的心腹充任，上位极快，形成一个特定的幕僚集团，对地方事务大包大揽，遂有尾大不掉之忧。
有人笑谈，张之洞是绍兴师爷的终结者。
[政绩：武备文事并举]
有一个笑话说：闽浙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兄长）平时总是佩带两块怀表，别人感到惊讶，以为有什么高明的寓意，张之万笑道：“吾仅二表，视吾弟八表犹少矣。”
在古代，“八表”又称“八荒”，专指极远之地。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署任两广总督，上谢恩折，其中有“身系一隅，敢忘八表经营”一语。从此，这位封疆大吏就以“八表经营”著称。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最令人称道，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根基。中法大战，中国取得了近代对外战争唯一的大捷，张之洞有审察大势、说服朝廷、调和诸将、供应后勤的功劳。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傲哥对主持中法战事的老帅彭玉麟礼敬有加，彼此精诚合作，十分愉快。张之洞是代理淮军大将张树声出任两广总督的，出京赴任之前，他让樊增祥撰稿，赞扬彭玉麟。老帅彭玉麟年近古稀，初到广东统兵，处处受到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掣肘，几乎动弹不得。张树声被朝廷调离后，新任总督张之洞力挺彭玉麟，处处虚己相从，文武和洽，均感快惬。张之洞派使者携带急信和五万两饷银去恭请年届古稀、息影田园的冯子材出山，最具诚意。正是冯子材、刘永福、王孝祺等宿将扭转了战局，张之洞虽未亲临前敌披坚执锐，但他雍容坐镇，调度有方，仍然居功至伟，令朝野刮目相看。
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后，法军主帅孤拔被清军大炮击毙，清军本可乘胜追击，将法军驱逐出安南（越南），但主战派疏于情报的搜集和分析，主和派见好就收。有人说，李鸿章心生嫉妒，不愿看到主战派的战果迅速扩大而故意使之半途而废。从张之洞的反应看，这话不无道理。战后，他择取唐代诗人张九渊的诗句“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来表明心迹，自号“无竞居士”。
《清史稿·张之洞》这样写道：“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物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之洞在广东如此，在湖北亦如此，创建两湖书院，遣派留学生，设立织布局，开办汉阳铁厂。张之洞还力主修建南北中枢干线——芦汉铁路。他强调：“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
当年，修建铁路是大难事，筹款不易，炼钢不易，防范贪渎不易，处理复杂的人事不易，张之洞却锐意为之。芦汉铁路（从芦沟桥到汉口）实为后来的京广线北段。醇亲王奕譞在复电中赞扬张之洞的任事之勇：“纵使志大效迂，成功与否，不可预必。然精卫、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只要涉及中国近代重工业，谁也绕不过张之洞。尽管汉阳铁厂的长期亏损并非秘密，产铁成本居高不下，想必张之洞也头痛过，但事关国家的重工业前途，就是亏本也得大干快上。
张之洞两次担任两江总督，为期都很短，但他购置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守卫，招聘德国军官当教练，组建江南自强军，广立学堂，事情并没少做。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大闹京津，两宫西狩，国势危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联合声明，与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条约，保全了中国东南各省的安定局面。这说明，张之洞的大局观是不错的。为了免遭慈禧太后的猜忌，他一再表示：倘若两宫稍有闪失，他就投湖自尽，生为清臣，死为清鬼。
张之洞主战，并非底气使然，而是意气使然。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奉天爆发。此前，局势紧张时，张之洞即明确表态，欢迎日本与俄国大干一场。他认为，俄国素以强暴著称，中国应庆幸日本重创俄国，以此消除和减轻边患。张之洞痛恨俄国，实因他与李鸿章不睦所致，李偏向俄国，张就偏向日本，大臣间的意气之争给国家埋下了祸种。
当年，朝野评价张之洞的政绩，有人用的是“乏善可陈”四字，认为张之洞说得过去的“政绩”只有两件：在山西禁烟，在广东开赌。张之洞治鄂时间最久，十多年，对手下亲旧不能严加督饬，因此官场贪贿成风。张之洞在山西禁鸦片，却禁得正当。在广东大开赌禁，筹措军费，以应付中法战争，虽有点像是捞偏门，倒也是无奈之举。敌对者抓住这个把柄讥讽他，并没多少说服力。
清代文官死后谥文襄，一定要有武功铺底才行。《清会典》于“臣谥”条目下可寻依据：“辟地有得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一度令世人费解。然而仔细梳理一番，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确实打过漂亮仗，中法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之洞虚己推诚，任贤选将，与彭玉麟和衷共济。左宗棠死后谥文襄，毫无争议，他不仅平定了东南，还收复了西北，可谓居功至伟。但左宗棠是内战大师，未曾与外寇有过正面交锋，这一点张之洞倒是因为中法战争取胜，占到了外战内行的美名，他死后被谥为文襄，不算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