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20
三国孙吴碑刻《谷朗碑》书法考略
刘兴华
三国争战频仍，是政治上纷乱割据的时代，但人们的思想、文化艺术却获得了空前多元的发展。书法艺术自三国开始进入自觉发展时期，承汉末洪流，开创性的书家辈出。汉代盛行隶书，三国时代隶书的发展处于低落阶段。三国时期的石刻书法，虽与汉末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整，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因此，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三国书法的主要发展特征是过渡性，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从有关制度来说，三国时期所制定的许多制度，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从字体演变来说，楷、行的发展，三国是中间时代。三是从书家的状况看，三国时代的许多书家实际上成长于汉末，而三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书家，却有许多进入了西晋，因而前后传承的特点非常突出。
一、三国时期孙吴书法概况
吴国地处江东，立国时间不长，其书法险怪诡谲，大有楚风；魏晋绘画“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潘天寿语），而吴国书法也因袭汉代，当时的碑版仍然使用隶书或篆书书刻。三国之吴国的隶书，方笔直势居多，倘若笔划没有波磔则与楷书很相近。虽然孙吴碑刻传世数量较少，但是其书法价值和历史地位却很高。孙吴传世碑刻如《天发神谶碑》、《殚国山碑》、《谷朗碑》、《葛祚碑》。吴国在草书、楷书和篆隶方面都有可观，尤其几块重要的碑刻已是楷书的前驱。其中《谷朗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化地位，它竟是中国现存第一块楷书碑。《谷朗碑》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时期的隶书一脉相承，结体严整，用笔方劲，不减汉隶古朴淳厚之风，有异军突起之势，其流风余韵，入晋犹存，实则《谷朗碑》开启魏晋书风之先导，至深且远。三国时期吴国书法处于新旧书体交替重叠的时期。首先，吴国书法与中原书法并峙，且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次，吴国书法分为“吴士书”和“俗吏书”。“吴士书”有两面性，从碑刻中可以看出其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俗吏书”中出现隶变楷的现象，体现了当时人们追求书体的简化和美观的审美理想与情趣。再次，吴国书法对于后世书法影响深远。清朝“碑学”书家极力改变“帖学”书风的积弊，其借古开今的资源，就包括了这个时期的书法。可见，三国时期吴国书法在书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
二、谷朗及其《谷朗碑》简说
谷朗(218—272年)，字义先，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谷朗出身官宦家庭，其三岁丧母，十一岁丧父，与弟侍奉继母，友爱孝顺，时有“曾参”之称；二十岁时出仕吴国，初为郡吏。吴赤乌三年（240年）举孝廉，选贤才，任阳安长。因治理有方，政绩称最，任满调入王府，先后任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长沙浏阳令等职。治理浏阳时关心黎庶疾苦，垂仁恩以宣化百姓，深得浏阳邑民爱戴。不久，迁立忠都尉、尚书郎，参与枢机政务。谷朗为人忠诚谨慎，名望颇高，深得吴帝赏识，被升任为广州督军校尉。他以身为表率，捍卫疆域，抗击外族侵犯，保障边疆整肃，百姓安居乐业。后被调入朝，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大夫，专司察举人才。建衡元年（269年）十一月，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伐交趾吕兴，九真、日南归顺。吴建衡三年(271年)，迁九真太守(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吴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卒，终年五十有四，后归葬耒阳。其墓在今耒阳马水乡木村虎形山。谷朗整肃边疆卓有成效，为昭示其功绩，吴凤凰元年（272年），其嗣孙谷起凤、谷尚志等为之立碑，是为《谷朗碑》。《谷朗碑》全称《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青石质地，高176厘米，宽72厘米，厚24厘米。此碑始刻至清以前，置于耒阳城东5里谷府君祠内，清代移至耒阳城北杜工部祠。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清初尚存，后渐磨灭。20世纪50年代初期，蔡侯祠维修后，谷朗碑移置蔡侯祠。1966年，《谷朗碑》被砸为三截，并弃之于水塘之中。1979年，是碑被捞出，后经修复，中部有断裂残破痕迹，其后仍置于蔡侯祠中。2004年，在蔡侯祠西南辟建《谷朗碑》碑苑，苑中建仿汉碑亭，将《谷朗碑》安放其中，现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是湖南省唯一仅存的三国吴碑，也是湖南省境内现存最早的古代石刻。
三、《谷朗碑》铭文释录
有清陆耀遹所撰《金石续编》记载：“碑（《谷朗碑》）高五尺二寸，宽二尺四寸五分，字共十八行，满行二十四字。”碑文18行，行24字，字径约4厘米，共计404字，加之碑额11字计415字。无撰文书丹者姓名。碑文首行前及末行后，均有明朝谷氏族人题名，碑文在未题名前仰或题名时已被重新剜刻过。碑文叙述了谷朗生平及其德行、出仕经历与政绩。历代金石学者多有著录，诸如赵明诚《金石录》，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杨震方《碑帖叙录》等。碑文释录如下：“府君讳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豫章府君之曾孙、公府君之孙、朗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赢氏，至于扉子，封于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源之清流，禀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顺，德行纯备。三岁丧母，十一亡父，独与弟居。承奉继亲，和颜悦色。孝友温恭，曾闵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历右职。为阳安长，淑问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迁长沙浏阳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末期，征拜立忠督尉尚书郎，靖密枢机，名冠众僚。迁部广州督军校尉，正身率下，不畏疆御，流清荡浊，万里肃齐。功成辞退，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平衡请格，彝伦攸叙。于时交州，窃邑叛囤，戎车娄驾，干戈未戢。帝咨俾乂，询咨群司。佥以君任部南州，维恩素着，迁九真大守。君禀明德，所历垂勋，宜延遐纪，光赞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寝疾而卒，呜呼哀哉！凡百君子，莫大嗟痛，乃立碑作颂，以显行绩。其辞曰：于铄府君，禀性元通，积行闺阈，九族睦雍。羽仪上京，德与云腾。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抚黎民，风移俗兴，名噪约产，勋齐往纵，当永黄耆，翼佐帝庸，昊天弗吊，哲人其终，济济缙绅，靡瞻靡宗，勒兹玄石，永光无穷。”
四、《谷朗碑》书家赏评及现存拓本概说
据清陶睿宣《稷山论书诗稿》注释，《谷朗碑》“刻于三国时吴凤凰元年”。此碑历经一千七百多年，虽有磨损，但总体上保存完好。在清代以前，惟见欧阳修、赵明诚二家著录过此碑，至清初时才得到金石家们所重视。《谷朗碑》书法端庄遒劲，颇具汉隶风趣。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书家多有著录品评。（见下表）诸如严可均称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后世书家对《谷朗碑》赏评著录统计
清末至民国年间，《谷朗碑》碑文曾遭遇人为数次剜剔，致使笔画变肥而大失神韵。此碑未剜之前虽文字多已磨损，然具古拙之趣，剜凿之后错讹较多。《谷朗碑》两侧原有“谷尚”题名，清初尚存，后渐漫漶不可见，因而较早拓本保留有碑两侧谷氏后裔题名。传世拓本以碑两侧谷氏后人题名可见者为旧。明代的拓本极少见，清初拓本即为珍品，道光、咸丰年间所作拓本即可称善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谷朗碑》原石的明拓本，整幅装，纵132厘米，横75厘米。纸墨醇古，拓工精良，为所见最古拓本。末行“兴业大义”下题名可见，并有褚德谊、陈景陶跋，近拓本则“兴业大义”及题名等均被泐蚀不见。“时大清乾隆四年巳未秋”等字，后又凿去，各家着录未及。国家图书馆藏最佳裱本《谷朗碑》是清初拓本，曾由嘉兴朱竹垞（彝尊）、石门沈云、邹安及闵县陈淮生递藏。其上有光绪十五年（1889年）沈伯云、陈淮生题签。尾附光绪十六年沈云、民国十一年邹安、民国十六年陈承修等题跋。钤有“竹垞”、“钱泳曾观”、“伯云心赏”、“沈伯云所得金石书画”、“沈云之印”、“丁未生”、“白云”、“顾云美”、“寿祺”、“淮生审定”、“陈承修印”、“淮生考藏金石”诸印文。
五、《谷朗碑》书法艺术价值浅谈
孙吴《谷朗碑》是三国著名碑刻，也是汉末官制文字的隶书代表作。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期的隶书一脉相承，其书法端劲有致，尚多汉人书风。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楷书者。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带有较浓的隶味。不减汉隶古朴淳厚之风。其书法凝圆规整，含蓄古雅。隶书波磔几乎消失，而字形保留典型汉隶特色，诸如碑中“之”、“子”、“以”等字及部首“阜”之左耳旁，“辵”之走之旁，“门”等，皆为隶书结构，由此足见隶变楷之踪迹。孙吴《谷朗碑》虽为隶书，实多近楷书，无隶书波磔，笔画横平竖直，全为楷书结构，此碑在地域方面的特殊性与《好大王碑》极其相似。楷书点画形态已基本具备，与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带有较浓的隶书意味，但隶书的波磔隐匿不见。同时，其中也兼有篆书韵味。结体与《郛休碑》相似，为由隶入楷之先驱。此碑书风整齐划一，然它却于匀整平稳之中体现了书写技巧的灵动之美，并能体现自身的个性与特色，可见此碑绝非一般书者所书，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书家所为。
书法风格特色是随着书体的成熟发展流变的。由于书体不完全确定以及在书写运动中的交融性、流动性和书者审美思想的趋向性，常常是一种书体中折射出很多种风格和精神来。隶书经过东汉时期发展到高峰后，到三国魏晋以后就逐步起变化。这时期的楷、行、草书已日渐成熟，特别是行、草书，在实用中已逐步代替隶书，隶体日渐衰落。但是隶书作为一种字体依然存在，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还有其艺术魅力，还要长期继续下去。汉字由隶书演化为楷书，但是含有隶意的书体一直广泛存在，这是字体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隶书，初期沿袭汉隶，带有很明显的波磔笔意，后来变成如杨守敬所说的“折刀头”的写法，一直到后来，以至出现十分近似楷书的隶书。
三国时期，楷书兴起，隶书已走下坡路，字已缺少汉碑盛期的灵和之气，故其影响也远不如汉碑。三国时期的石刻，虽与汉末的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其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因此，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谷朗碑》似隶非隶，似楷非楷，很明显属于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书写形态，最初的楷书实际上是由下层平民或低级官吏所为的。但此碑功力极深，笔画沉稳有力，极具艺术魅力。刻凿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灵便生动。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谷朗碑》于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字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古雅，与汉魏间简牍上书写体的意味极其相似。用笔端劲有致，尚多汉分笔意。字虽称隶，实则体势已近真楷，故亦有定为楷书者，然此之所以谓其“真楷”，乃碍于当时习惯也。
孙吴《谷朗碑》属隶楷过渡体，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亦隶亦楷，既可见到隶书的影子，又初步具备了楷书的规模。其笔画逐渐由隶书波磔向平直演变，字形也逐渐由隶书的扁平向方整演化，但始终脱胎未换骨，显得幼稚拙笨。《谷朗碑》面目奇异，韵味独特，可以为书家的“求变”和“化合”带来诸多启示。清代之后，《谷朗碑》影响更大。首推“扬州八怪”之一金农，书法取法天发神谶碑、谷朗碑。湖南衡阳人曾熙，深受《谷朗碑》的滋养，其书朴茂古雅，神采焕发。总之，《谷朗碑》文字体介乎楷隶之间，是楷书初创时期的重要碑刻，书法苍劲端庄，行笔与其他汉碑常见隶法不同，不见起止转折之象，似隶似楷，非隶非楷，结体方整，笔画圆劲。在平正的格调中变化多姿，相映成趣，可谓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
该碑书法方峻朴率，于平淡之中透露出一股自由不拘、潇洒随意的自然韵致。《谷朗碑》亦隶亦楷，隶楷结合，浑然生辉。中国历代书法有北碑南帖之说，北碑苍劲豪迈、古朴憨实；南帖古雅灵致，精巧华丽。而《谷朗碑》作为南方碑刻亦不乏北碑的古拙和憨实。整体审视，孙吴《谷朗碑》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同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的诸多碑刻风格稍异，为楷书逐步取代隶书进入官方正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隶书向楷书意趣转变之先河，是中国书法史上，开启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之一。就书法本体而言，孙吴《谷朗碑》既具有汉代隶书的遒劲古厚，又有后世楷书的方整端庄，集隶法楷意于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刘兴华
三国争战频仍，是政治上纷乱割据的时代，但人们的思想、文化艺术却获得了空前多元的发展。书法艺术自三国开始进入自觉发展时期，承汉末洪流，开创性的书家辈出。汉代盛行隶书，三国时代隶书的发展处于低落阶段。三国时期的石刻书法，虽与汉末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整，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因此，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三国书法的主要发展特征是过渡性，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从有关制度来说，三国时期所制定的许多制度，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从字体演变来说，楷、行的发展，三国是中间时代。三是从书家的状况看，三国时代的许多书家实际上成长于汉末，而三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书家，却有许多进入了西晋，因而前后传承的特点非常突出。
一、三国时期孙吴书法概况
吴国地处江东，立国时间不长，其书法险怪诡谲，大有楚风；魏晋绘画“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潘天寿语），而吴国书法也因袭汉代，当时的碑版仍然使用隶书或篆书书刻。三国之吴国的隶书，方笔直势居多，倘若笔划没有波磔则与楷书很相近。虽然孙吴碑刻传世数量较少，但是其书法价值和历史地位却很高。孙吴传世碑刻如《天发神谶碑》、《殚国山碑》、《谷朗碑》、《葛祚碑》。吴国在草书、楷书和篆隶方面都有可观，尤其几块重要的碑刻已是楷书的前驱。其中《谷朗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化地位，它竟是中国现存第一块楷书碑。《谷朗碑》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时期的隶书一脉相承，结体严整，用笔方劲，不减汉隶古朴淳厚之风，有异军突起之势，其流风余韵，入晋犹存，实则《谷朗碑》开启魏晋书风之先导，至深且远。三国时期吴国书法处于新旧书体交替重叠的时期。首先，吴国书法与中原书法并峙，且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次，吴国书法分为“吴士书”和“俗吏书”。“吴士书”有两面性，从碑刻中可以看出其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俗吏书”中出现隶变楷的现象，体现了当时人们追求书体的简化和美观的审美理想与情趣。再次，吴国书法对于后世书法影响深远。清朝“碑学”书家极力改变“帖学”书风的积弊，其借古开今的资源，就包括了这个时期的书法。可见，三国时期吴国书法在书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
二、谷朗及其《谷朗碑》简说
谷朗(218—272年)，字义先，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谷朗出身官宦家庭，其三岁丧母，十一岁丧父，与弟侍奉继母，友爱孝顺，时有“曾参”之称；二十岁时出仕吴国，初为郡吏。吴赤乌三年（240年）举孝廉，选贤才，任阳安长。因治理有方，政绩称最，任满调入王府，先后任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长沙浏阳令等职。治理浏阳时关心黎庶疾苦，垂仁恩以宣化百姓，深得浏阳邑民爱戴。不久，迁立忠都尉、尚书郎，参与枢机政务。谷朗为人忠诚谨慎，名望颇高，深得吴帝赏识，被升任为广州督军校尉。他以身为表率，捍卫疆域，抗击外族侵犯，保障边疆整肃，百姓安居乐业。后被调入朝，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大夫，专司察举人才。建衡元年（269年）十一月，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伐交趾吕兴，九真、日南归顺。吴建衡三年(271年)，迁九真太守(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吴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卒，终年五十有四，后归葬耒阳。其墓在今耒阳马水乡木村虎形山。谷朗整肃边疆卓有成效，为昭示其功绩，吴凤凰元年（272年），其嗣孙谷起凤、谷尚志等为之立碑，是为《谷朗碑》。《谷朗碑》全称《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青石质地，高176厘米，宽72厘米，厚24厘米。此碑始刻至清以前，置于耒阳城东5里谷府君祠内，清代移至耒阳城北杜工部祠。碑之两侧原有谷氏后裔题名，清初尚存，后渐磨灭。20世纪50年代初期，蔡侯祠维修后，谷朗碑移置蔡侯祠。1966年，《谷朗碑》被砸为三截，并弃之于水塘之中。1979年，是碑被捞出，后经修复，中部有断裂残破痕迹，其后仍置于蔡侯祠中。2004年，在蔡侯祠西南辟建《谷朗碑》碑苑，苑中建仿汉碑亭，将《谷朗碑》安放其中，现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是湖南省唯一仅存的三国吴碑，也是湖南省境内现存最早的古代石刻。
三、《谷朗碑》铭文释录
有清陆耀遹所撰《金石续编》记载：“碑（《谷朗碑》）高五尺二寸，宽二尺四寸五分，字共十八行，满行二十四字。”碑文18行，行24字，字径约4厘米，共计404字，加之碑额11字计415字。无撰文书丹者姓名。碑文首行前及末行后，均有明朝谷氏族人题名，碑文在未题名前仰或题名时已被重新剜刻过。碑文叙述了谷朗生平及其德行、出仕经历与政绩。历代金石学者多有著录，诸如赵明诚《金石录》，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杨震方《碑帖叙录》等。碑文释录如下：“府君讳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人，豫章府君之曾孙、公府君之孙、朗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颛顼，益为舜虞，赐姓赢氏，至于扉子，封于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源之清流，禀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顺，德行纯备。三岁丧母，十一亡父，独与弟居。承奉继亲，和颜悦色。孝友温恭，曾闵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历右职。为阳安长，淑问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迁长沙浏阳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末期，征拜立忠督尉尚书郎，靖密枢机，名冠众僚。迁部广州督军校尉，正身率下，不畏疆御，流清荡浊，万里肃齐。功成辞退，拜五官郎中，迁大中正，平衡请格，彝伦攸叙。于时交州，窃邑叛囤，戎车娄驾，干戈未戢。帝咨俾乂，询咨群司。佥以君任部南州，维恩素着，迁九真大守。君禀明德，所历垂勋，宜延遐纪，光赞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凤凰元年四月乙未，寝疾而卒，呜呼哀哉！凡百君子，莫大嗟痛，乃立碑作颂，以显行绩。其辞曰：于铄府君，禀性元通，积行闺阈，九族睦雍。羽仪上京，德与云腾。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抚黎民，风移俗兴，名噪约产，勋齐往纵，当永黄耆，翼佐帝庸，昊天弗吊，哲人其终，济济缙绅，靡瞻靡宗，勒兹玄石，永光无穷。”
四、《谷朗碑》书家赏评及现存拓本概说
据清陶睿宣《稷山论书诗稿》注释，《谷朗碑》“刻于三国时吴凤凰元年”。此碑历经一千七百多年，虽有磨损，但总体上保存完好。在清代以前，惟见欧阳修、赵明诚二家著录过此碑，至清初时才得到金石家们所重视。《谷朗碑》书法端庄遒劲，颇具汉隶风趣。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书家多有著录品评。（见下表）诸如严可均称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康有为称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后世书家对《谷朗碑》赏评著录统计
清末至民国年间，《谷朗碑》碑文曾遭遇人为数次剜剔，致使笔画变肥而大失神韵。此碑未剜之前虽文字多已磨损，然具古拙之趣，剜凿之后错讹较多。《谷朗碑》两侧原有“谷尚”题名，清初尚存，后渐漫漶不可见，因而较早拓本保留有碑两侧谷氏后裔题名。传世拓本以碑两侧谷氏后人题名可见者为旧。明代的拓本极少见，清初拓本即为珍品，道光、咸丰年间所作拓本即可称善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谷朗碑》原石的明拓本，整幅装，纵132厘米，横75厘米。纸墨醇古，拓工精良，为所见最古拓本。末行“兴业大义”下题名可见，并有褚德谊、陈景陶跋，近拓本则“兴业大义”及题名等均被泐蚀不见。“时大清乾隆四年巳未秋”等字，后又凿去，各家着录未及。国家图书馆藏最佳裱本《谷朗碑》是清初拓本，曾由嘉兴朱竹垞（彝尊）、石门沈云、邹安及闵县陈淮生递藏。其上有光绪十五年（1889年）沈伯云、陈淮生题签。尾附光绪十六年沈云、民国十一年邹安、民国十六年陈承修等题跋。钤有“竹垞”、“钱泳曾观”、“伯云心赏”、“沈伯云所得金石书画”、“沈云之印”、“丁未生”、“白云”、“顾云美”、“寿祺”、“淮生审定”、“陈承修印”、“淮生考藏金石”诸印文。
五、《谷朗碑》书法艺术价值浅谈
孙吴《谷朗碑》是三国著名碑刻，也是汉末官制文字的隶书代表作。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期的隶书一脉相承，其书法端劲有致，尚多汉人书风。字虽称隶书，实则体势已非常接近楷书，故亦有定为楷书者。然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带有较浓的隶味。不减汉隶古朴淳厚之风。其书法凝圆规整，含蓄古雅。隶书波磔几乎消失，而字形保留典型汉隶特色，诸如碑中“之”、“子”、“以”等字及部首“阜”之左耳旁，“辵”之走之旁，“门”等，皆为隶书结构，由此足见隶变楷之踪迹。孙吴《谷朗碑》虽为隶书，实多近楷书，无隶书波磔，笔画横平竖直，全为楷书结构，此碑在地域方面的特殊性与《好大王碑》极其相似。楷书点画形态已基本具备，与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带有较浓的隶书意味，但隶书的波磔隐匿不见。同时，其中也兼有篆书韵味。结体与《郛休碑》相似，为由隶入楷之先驱。此碑书风整齐划一，然它却于匀整平稳之中体现了书写技巧的灵动之美，并能体现自身的个性与特色，可见此碑绝非一般书者所书，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书家所为。
书法风格特色是随着书体的成熟发展流变的。由于书体不完全确定以及在书写运动中的交融性、流动性和书者审美思想的趋向性，常常是一种书体中折射出很多种风格和精神来。隶书经过东汉时期发展到高峰后，到三国魏晋以后就逐步起变化。这时期的楷、行、草书已日渐成熟，特别是行、草书，在实用中已逐步代替隶书，隶体日渐衰落。但是隶书作为一种字体依然存在，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书体还有其艺术魅力，还要长期继续下去。汉字由隶书演化为楷书，但是含有隶意的书体一直广泛存在，这是字体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隶书，初期沿袭汉隶，带有很明显的波磔笔意，后来变成如杨守敬所说的“折刀头”的写法，一直到后来，以至出现十分近似楷书的隶书。
三国时期，楷书兴起，隶书已走下坡路，字已缺少汉碑盛期的灵和之气，故其影响也远不如汉碑。三国时期的石刻，虽与汉末的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其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因此，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谷朗碑》似隶非隶，似楷非楷，很明显属于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书写形态，最初的楷书实际上是由下层平民或低级官吏所为的。但此碑功力极深，笔画沉稳有力，极具艺术魅力。刻凿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灵便生动。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谷朗碑》于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字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古雅，与汉魏间简牍上书写体的意味极其相似。用笔端劲有致，尚多汉分笔意。字虽称隶，实则体势已近真楷，故亦有定为楷书者，然此之所以谓其“真楷”，乃碍于当时习惯也。
孙吴《谷朗碑》属隶楷过渡体，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亦隶亦楷，既可见到隶书的影子，又初步具备了楷书的规模。其笔画逐渐由隶书波磔向平直演变，字形也逐渐由隶书的扁平向方整演化，但始终脱胎未换骨，显得幼稚拙笨。《谷朗碑》面目奇异，韵味独特，可以为书家的“求变”和“化合”带来诸多启示。清代之后，《谷朗碑》影响更大。首推“扬州八怪”之一金农，书法取法天发神谶碑、谷朗碑。湖南衡阳人曾熙，深受《谷朗碑》的滋养，其书朴茂古雅，神采焕发。总之，《谷朗碑》文字体介乎楷隶之间，是楷书初创时期的重要碑刻，书法苍劲端庄，行笔与其他汉碑常见隶法不同，不见起止转折之象，似隶似楷，非隶非楷，结体方整，笔画圆劲。在平正的格调中变化多姿，相映成趣，可谓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
该碑书法方峻朴率，于平淡之中透露出一股自由不拘、潇洒随意的自然韵致。《谷朗碑》亦隶亦楷，隶楷结合，浑然生辉。中国历代书法有北碑南帖之说，北碑苍劲豪迈、古朴憨实；南帖古雅灵致，精巧华丽。而《谷朗碑》作为南方碑刻亦不乏北碑的古拙和憨实。整体审视，孙吴《谷朗碑》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与同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的诸多碑刻风格稍异，为楷书逐步取代隶书进入官方正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隶书向楷书意趣转变之先河，是中国书法史上，开启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之一。就书法本体而言，孙吴《谷朗碑》既具有汉代隶书的遒劲古厚，又有后世楷书的方整端庄，集隶法楷意于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