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的过程是怎样的？

西周铜器的早期是商代铜器的继承发展期。此期虽有若干新的因素，但总体上商代铜器的传统仍然极为强烈，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具体断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西周时代由于礼乐制度的发展，青铜器铸造业比商代更为兴旺发达，这时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业上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更高水平。从青铜器本身特点上看，西周初年多沿袭商代后期特征。可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器很多。武王时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时代有何樽、保卣、保樽、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时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小臣速簋等；昭王时代有旂樽，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樽、召卣、小臣宅簋等。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0克。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与天亡簋相似，为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簋腹和方座饰有饕餮纹、夔纹，圈足饰有夔纹、云雷纹。腹内底部有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2字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樽彝。

译文大意是：武王征伐商国，甲子日早上，岁祭，占卜，能克，传闻各部军队，早上占有了朝歌，辛未那天，武王的军队在阑驻扎，赏赐右史利铜，用作檀公宝樽彝。内壁铭文有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战胜商朝8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觉得很荣耀，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纪念这件事。

分析起来，从开战后的第八天，就对有关人员进行奖励，说明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

通过对利簋周围炭样检测，著名的“武王征商”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牧野之战，武王克商，是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凭借的都是文献资料，而没有直接的实物见证。先秦史书记载，商代末年，纣王荒淫无道，设酒池肉林，宠爱妲己，置炮烙之刑，挖比干之心，民不聊生，天下沸腾，社会动荡，诸侯离心。

周本是远在西北的一个小国，但经过文王的精心治理，逐渐强大起来，周围小国有的被征服，有的自愿归附。到武王即位时，商人的天下已有大半属于周国了。

武王得到姜子牙、周公旦等名臣的辅佐，积极准备讨伐商纣王。面对周武王的咄咄进逼和武力示威，纣王却不做准备，反而调集主力对东夷大肆用兵，造成王畿空虚。

公元前1046年1月初，武王率戎车300辆，虎贲300人，包括各广土众民、部落之师，合计4万余人，出兵征商，浩浩荡荡地杀向商都朝歌。纣王以由罪隶和俘来的东夷人等临时拼凑成的约70万人的大军，迎战周军。两军在牧野相遇，武王的军队锐不可当，再加上东夷人阵前倒戈，纣王大败，自焚而死。当晚，周军进入朝歌城内，商王朝的统治就此结束。

据《尚书·牧誓》及《逸周书·世俘》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正可与“利”青铜铭文语句“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互证。由此可知，《尚书·牧誓》及《逸周书·世俘》有关记载为实录。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上面的铭文内容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做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能确知的昀早的西周青铜器。

陕西发现的天亡簋，也是记述武王伐纣的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又称“大丰簋”或“朕簋”，高24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厘米。

天亡簋为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

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

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做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谐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开创了千古辞赋先河，也是我国韵文的昀早表现形式。其铭文如下：

乙亥，王又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显王乍省，不肆王乍唐，不克，气衣王祀！丁丑，王乡，大宜，王降亡勋爵复觵。隹朕又庆，每扬王休于樽白。

还有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发现的康侯簋，也记述了武王伐商的历史，该簋通高24厘米，口径41厘米，侈口束颈，涂腹微鼓，高圈足加宽边。兽首耳垂长方形小珥，翘鼻耸角。器身纹饰，腹部为单一的直条纹，颈和圈足为火纹与4瓣目纹相间排列，颈部两面中央又有突起的小兽首。

康侯簋器底有铭文24字，记述周王伐商后，命康侯建国于卫地，涾司徒为亡父制作此器。

西周时代礼乐制度得到很大发展，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和长安张家坡发现了三件一组的甬编钟，是昀早的编钟。钟悬挂使用，方便而实用，也起到音质更佳、音调更准确的作用。

这时还出现了组合酒器的酒座禁。如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夔纹禁，呈长方扁形，四周有镂孔，禁面上有3个椭圆孔，可能是放置青铜卣用的。

周早期的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

这时青铜礼器的组合，有爵与觯、鼎与簋的配合。鼎制上开始出现列鼎制度，反映了礼治的加强。鼎在形制上，三足器柱足与蹄足并存。而且，周初开始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饮食器，如有名的重器大盂鼎重153.5千克，气度厚重，古朴典雅。

另外，还有在陕西淳化县发现的淳化大鼎，通高1.22米，口径0.83米，重226千克，实属罕见。此鼎除两直耳外，腹部还铸有3个半圆形耳，足鼎器造型的特例。

鼎身上的主体图案，正是牛头蜴身龙纹。这只牛头的两侧，却分别长出大蜥蜴龙的身躯，有一肢体，分出四趾，浑身长满鳞片，尾巴卷曲向上。

也许是为了更明确地昭示这是一只牛头蜴龙，在这一龙头下面，还铸造了一个完全写实、明确无误的牛头。鼎的上口，还分别雕有4条鳄型原龙，其造型高大魁伟，纹饰庄严神奇，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艺术造诣。

鼎也有在圆底下再置一盘的，盘是用来置炭加热的，这种小巧玲珑又实用的器物，是当时的新发明。这一时期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稳定。兽面纹和夔纹仍是这时期纹饰的主要题材，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纹饰，如陕西泾阳高家堡发现的簋，腹及方座上饰有对称的卷体夔纹。凌源马厂沟的燕侯盂腹上有华美冠羽的兽头鸟身纹饰，极富时代特征，长尾高冠或长身尾的凤鸟纹，常饰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非常醒目，异常华丽。还有凌源发现的鸭形樽，鸭腹上饰有斜方格网纹以表现羽毛的丰满。

陕西长安发现的一件大鼎，器腹布满勾连雷纹，很独特。双身龙纹和四川地区发现的一首两身的牛纹，风格奇特。一些器上装饰有高大的扉棱或平雕动物的某一部分翘出器表，如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发现的蟠龙兽面纹罍，盖上蟠龙之首，以昂首姿态翘出盖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的伯矩鬲，盖与器上的兽头纹，兽角外翘，宏伟奇美。

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而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

至早期的中后段，鼎、樽、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其中卣有甘肃灵台白草坡发现的一对简状卣；觚有陕西扶风发现的旅父乙觚，薄而均匀，中腰极细，优美可爱。另外腹耳平盖鼎、高领鬲、四足盉、方形圆口有鋬樽、双耳盘等，在形制上均有别于商后期的同种器物。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

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A、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

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而且字体多作明显的波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