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28
《生死板》，即全本《铁莲花》，京剧传统剧目之一，系老生戏。京剧老生演员周信芳曾根据传统剧目《铁莲花》增首益尾改编，定名为全部《生死板》。京剧老生演员马连良曾演其中《扫雪》、《打碗》两折，名《铁莲花》，两剧情节稍有不同。此剧已经几十年没有演出记录，目前可找到的影像资料是根据1962年演出录音配像的全本《生死板》。
此剧剧情主要围绕一个家庭展开，是一出讲述家庭伦理、家庭矛盾的公案悲剧。刘子忠与刘子明为兄弟二人，颇有家财。子忠妻马氏及其前夫子宝柱图谋霸占刘氏家财。他们先是挑拨子忠、子明分家，又促使子忠误伤人命。子明替兄认罪，子忠也自认其罪，县太爷无法判断，命人发下生死板，子明抢得“死板”，被处死。马氏母子又逼迫子明之妻吴氏带女儿出逃。然后马氏和宝柱又虐待子明之子定生逼其倒卧雪地，险些冻死，并以烧红饭碗烫伤其双手，欲置之死地。最后宝柱与马氏定计，以铁莲花压死子忠，并嫁祸定生。经保证审问，真相大白。最后，马氏与宝柱被处以极刑，吴氏则与定生母子团聚。
此剧主要行当为老生，娃娃生，彩旦和丑。老生和娃娃生担当本剧的主要悲剧人物，老生角色主要为刘子忠和刘子明兄弟二人，他们手足情深，却屡遭子明不贤妻马氏陷害。对于刘子明来说，兄长如父如兄，他甘为其死而无后悔之意；对刘子忠而言，弟弟刘子明如子如弟。子忠不幸害人性命，子明愿为其担责，县官昏庸无能，发下生死板，让他二人抢夺，子明抢得死板，被处死。情谊至深的兄弟二人，却被奸人陷害，落得天人两隔，子忠身为兄长，却无力护得弟弟性命，这是子忠一悲。子忠之第二悲，在于他知道马氏和宝柱的品行，却屡屡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先是怀疑弟弟子明，后又怀疑侄子定生。怀疑弟弟，导致兄弟分家，怀疑侄子，导致侄子被马氏和宝柱虐待而无人能救。他善良却又昏庸无能，身为一家之主，却被马氏和宝柱抢了位置。子忠的三悲在于他终于明晰了马氏和宝柱的恶劣品行，却仍然没有采取措施，而是选择和定生躲在楼上，最终导致自己被害死，定生被冤枉。综上，子忠之三悲，是全剧的主要悲剧情节，他的软弱、善良、单纯和不辨是非，害死了自己的弟弟，害死了自己，还害了自己的侄子。第二悲剧人物是子明的儿子定生，年纪轻轻他失去了父亲，被伯母和哥哥欺负却无言以辨，只得忍受委屈和欺负。即使是在公堂之上，马氏将莫有的罪名安在他的头上，他甚至因为害怕马氏而不敢言语。其老实、懦弱至此，真是可悲可叹呀。其他悲剧人物，如爱兄如父的子明，他甚至不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替兄认罪丧了性命，舍下了他的妻子。其行为正直，有知恩图报之品德，如此好人，却落得悲惨的下场，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子明的妻女，亦是善良之人，先是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又被马氏赶出家门，离开了温饱的家庭，沦落为道姑，虽然终与儿子定生团圆，却仍难洗其身上的悲剧色彩。彩旦和丑在剧中是马氏和宝柱的行当儿，他二人总是一起想些坏主意，先是致使子忠子明兄弟不合，而后又逼走吴氏，虐待定生，害死子忠，嫁祸定生。他们二人的表演以滑稽逗乐为主，虽然是反面人物，但其表演的有趣，冲淡了本剧不少悲剧色彩。
本剧的音乐全部以【西皮】、【二黄】为主要腔调，其音乐布局既符合京剧音乐特点，又充分发挥音乐悲剧性作用，使得全剧音乐层面上的表现更为感人。全部虽场次丰富，但仍以《抢板》、《扫雪》、《打碗》为主要场次，多以【二黄】贯穿其中，音乐风格较为统一，色彩鲜明强烈，较为完整地烘托了此剧浓烈的悲剧色彩。犹以《打碗》一场，唱腔仅有八句，且其音乐板式全部为【二黄摇板】。那段唱腔完美的体现了【二黄摇板】“紧打慢唱“的特点，其音乐唱腔节奏较为自由，表现出子忠复杂激烈的内心活动。一面是假献殷勤，“嘀咕”的马氏，一面是他视若亲生儿子的定生，“小冤家你、你、你不与我争口气，将碗摔在地埃尘。我舍不得拷打娇生子，马氏一旁发狠声。”此一段表现子忠对定生的爱护，“舍不得拷打”，同时马氏“一旁发狠声”，又令他不得不打。紧接着一段：“我咬定了牙关将儿打，贱人又来假殷勤。方才不把定生打，你道我是两样心。家中的事儿你照应，我去至门外寻定生。”定生被打跑出家门，子忠急忙追赶出去，其爱侄心切，可见一斑。音乐在烘托本剧悲剧氛围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极具有审美性。
作为一出老生戏，本剧侧重做表，以念白和表演取胜。在《抢板》和《打碗》两场，老生充分发挥了髯口功，利用水袖、褶子、甩发等服装及道具展现人物激烈复杂的心理斗争。兄弟二人争抢死板，兄弟之爱远胜死亡，令人可敬。公堂上兄弟死别，继续充分发挥髯口功、利用水袖、甩发等服装道具烘托出一种悲壮的氛围。即使在这时候，兄弟二人依旧互相争着认罪，将兄弟之情塑造得可歌可敬，悲壮感人。兄弟二人情深意重，却被小人陷害，致使一个“死”、一个“生”，兄弟之间的误会早已解开，但是悲剧性的结果已经无法避免。这种强烈的无可奈何之感，令人悲从心来。
《生死板》为京剧《铁莲花》增首益尾而成，增加了关玄郎借钱进京、子忠上街面相进小黑屋避灾，马氏挑拨兄弟之间关系、子忠醉酒向关玄郎讨债被宝柱唆使打死关玄郎、子忠子明争夺生死板等情节，使得剧情更为曲折，也更为完整。但是全剧情节仍主要放在“抢板”、“扫雪”、“打碗”上，这三场戏中，“抢板”一出是全剧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塑造了子忠子明的兄弟之情。“扫雪”、“打碗
则在“抢板”的剧情基础之上，前后紧凑的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铺垫完整，情感饱满的一段悲剧情节。在这两段有着激烈矛盾冲突的悲剧情节之中，子忠子明定生的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明而完整。爱兄如父的子明、老迈耿直却又有点软弱的子忠、天真单纯善良的定生。同时，也塑造了马氏和宝柱这两个坏主意出尽的反面人物形象。将人物置于激烈的戏剧冲突之中去展现人物的丰富形象，将悲剧色彩渲染的更加浓烈。
全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宋朝，联系一下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宋代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一个朝代，虽然宋朝国土面积较小，但是其商品贸易却极为发达，并且商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伴随着商品经济发达而来的价值观念是金钱至上，金钱至上的负面影响则是道德伦理的丧失，在此剧中的鲜明体现即是马氏和宝柱母子二人。他们两人为了独占家产，丧尽人伦道德，破坏兄弟之情，拆散和睦家庭，害人性命，无所不用其极，即是这种病态的社会价值的夸张体现。剧中的县官无用无能，子忠醉酒误杀关玄郎，他不加审理，就直接定罪。子明前来替兄认罪，他无有审案判决的能力，竟然分下“生死板”，用如此荒诞的方式来断案，可见县官之昏庸。在如此金钱至上，伦理丧失、官吏昏庸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寄希望于清官包拯。唯有包拯才能断清冤案，满足了百姓心中对正义、公道的期盼。
剧中仍有一些出场极少的人物，他们虽然出场少，但是却依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子忠子明二人的舅父，他忠厚善良，明辨是非，早早看出马氏和宝柱的败坏品行，对她二人的态度可见其嫉恶如仇。其对子忠子明兄弟二人的爱护更是体现了长辈的慈爱，其对亡姐的怀念更体现了其重情义的性格特点。另一人物连姓名都不曾有，却以其短短几句念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就是负责发板的小吏。他前后收了子忠、子明兄弟二人的钱财，却在收钱后发出深刻的感慨：“他二人，弟不攀兄，兄不攀弟，如此深厚的兄弟之情，我若是收了他两人的钱财，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于是将钱交给县官处理。其正直、善良的品性在短短几句念白中彰显出来，体现了小人物身上人性的闪光点。
京剧《生死板》是一出人物塑造完整，剧情结构清楚的讲述家庭伦理、家庭矛盾的公案悲剧。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样因钱财而产生的家庭矛盾、家庭悲剧想必不在少数，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时代特征。结尾包拯的断案，更是凸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清白和公道的期待以及对时代不清白不公道的批判与控诉。子忠子明兄弟二人、子明一家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们家庭、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此剧剧情主要围绕一个家庭展开，是一出讲述家庭伦理、家庭矛盾的公案悲剧。刘子忠与刘子明为兄弟二人，颇有家财。子忠妻马氏及其前夫子宝柱图谋霸占刘氏家财。他们先是挑拨子忠、子明分家，又促使子忠误伤人命。子明替兄认罪，子忠也自认其罪，县太爷无法判断，命人发下生死板，子明抢得“死板”，被处死。马氏母子又逼迫子明之妻吴氏带女儿出逃。然后马氏和宝柱又虐待子明之子定生逼其倒卧雪地，险些冻死，并以烧红饭碗烫伤其双手，欲置之死地。最后宝柱与马氏定计，以铁莲花压死子忠，并嫁祸定生。经保证审问，真相大白。最后，马氏与宝柱被处以极刑，吴氏则与定生母子团聚。
此剧主要行当为老生，娃娃生，彩旦和丑。老生和娃娃生担当本剧的主要悲剧人物，老生角色主要为刘子忠和刘子明兄弟二人，他们手足情深，却屡遭子明不贤妻马氏陷害。对于刘子明来说，兄长如父如兄，他甘为其死而无后悔之意；对刘子忠而言，弟弟刘子明如子如弟。子忠不幸害人性命，子明愿为其担责，县官昏庸无能，发下生死板，让他二人抢夺，子明抢得死板，被处死。情谊至深的兄弟二人，却被奸人陷害，落得天人两隔，子忠身为兄长，却无力护得弟弟性命，这是子忠一悲。子忠之第二悲，在于他知道马氏和宝柱的品行，却屡屡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先是怀疑弟弟子明，后又怀疑侄子定生。怀疑弟弟，导致兄弟分家，怀疑侄子，导致侄子被马氏和宝柱虐待而无人能救。他善良却又昏庸无能，身为一家之主，却被马氏和宝柱抢了位置。子忠的三悲在于他终于明晰了马氏和宝柱的恶劣品行，却仍然没有采取措施，而是选择和定生躲在楼上，最终导致自己被害死，定生被冤枉。综上，子忠之三悲，是全剧的主要悲剧情节，他的软弱、善良、单纯和不辨是非，害死了自己的弟弟，害死了自己，还害了自己的侄子。第二悲剧人物是子明的儿子定生，年纪轻轻他失去了父亲，被伯母和哥哥欺负却无言以辨，只得忍受委屈和欺负。即使是在公堂之上，马氏将莫有的罪名安在他的头上，他甚至因为害怕马氏而不敢言语。其老实、懦弱至此，真是可悲可叹呀。其他悲剧人物，如爱兄如父的子明，他甚至不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替兄认罪丧了性命，舍下了他的妻子。其行为正直，有知恩图报之品德，如此好人，却落得悲惨的下场，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子明的妻女，亦是善良之人，先是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又被马氏赶出家门，离开了温饱的家庭，沦落为道姑，虽然终与儿子定生团圆，却仍难洗其身上的悲剧色彩。彩旦和丑在剧中是马氏和宝柱的行当儿，他二人总是一起想些坏主意，先是致使子忠子明兄弟不合，而后又逼走吴氏，虐待定生，害死子忠，嫁祸定生。他们二人的表演以滑稽逗乐为主，虽然是反面人物，但其表演的有趣，冲淡了本剧不少悲剧色彩。
本剧的音乐全部以【西皮】、【二黄】为主要腔调，其音乐布局既符合京剧音乐特点，又充分发挥音乐悲剧性作用，使得全剧音乐层面上的表现更为感人。全部虽场次丰富，但仍以《抢板》、《扫雪》、《打碗》为主要场次，多以【二黄】贯穿其中，音乐风格较为统一，色彩鲜明强烈，较为完整地烘托了此剧浓烈的悲剧色彩。犹以《打碗》一场，唱腔仅有八句，且其音乐板式全部为【二黄摇板】。那段唱腔完美的体现了【二黄摇板】“紧打慢唱“的特点，其音乐唱腔节奏较为自由，表现出子忠复杂激烈的内心活动。一面是假献殷勤，“嘀咕”的马氏，一面是他视若亲生儿子的定生，“小冤家你、你、你不与我争口气，将碗摔在地埃尘。我舍不得拷打娇生子，马氏一旁发狠声。”此一段表现子忠对定生的爱护，“舍不得拷打”，同时马氏“一旁发狠声”，又令他不得不打。紧接着一段：“我咬定了牙关将儿打，贱人又来假殷勤。方才不把定生打，你道我是两样心。家中的事儿你照应，我去至门外寻定生。”定生被打跑出家门，子忠急忙追赶出去，其爱侄心切，可见一斑。音乐在烘托本剧悲剧氛围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极具有审美性。
作为一出老生戏，本剧侧重做表，以念白和表演取胜。在《抢板》和《打碗》两场，老生充分发挥了髯口功，利用水袖、褶子、甩发等服装及道具展现人物激烈复杂的心理斗争。兄弟二人争抢死板，兄弟之爱远胜死亡，令人可敬。公堂上兄弟死别，继续充分发挥髯口功、利用水袖、甩发等服装道具烘托出一种悲壮的氛围。即使在这时候，兄弟二人依旧互相争着认罪，将兄弟之情塑造得可歌可敬，悲壮感人。兄弟二人情深意重，却被小人陷害，致使一个“死”、一个“生”，兄弟之间的误会早已解开，但是悲剧性的结果已经无法避免。这种强烈的无可奈何之感，令人悲从心来。
《生死板》为京剧《铁莲花》增首益尾而成，增加了关玄郎借钱进京、子忠上街面相进小黑屋避灾，马氏挑拨兄弟之间关系、子忠醉酒向关玄郎讨债被宝柱唆使打死关玄郎、子忠子明争夺生死板等情节，使得剧情更为曲折，也更为完整。但是全剧情节仍主要放在“抢板”、“扫雪”、“打碗”上，这三场戏中，“抢板”一出是全剧的第一个悲剧高潮，塑造了子忠子明的兄弟之情。“扫雪”、“打碗
则在“抢板”的剧情基础之上，前后紧凑的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铺垫完整，情感饱满的一段悲剧情节。在这两段有着激烈矛盾冲突的悲剧情节之中，子忠子明定生的人物形象塑造的鲜明而完整。爱兄如父的子明、老迈耿直却又有点软弱的子忠、天真单纯善良的定生。同时，也塑造了马氏和宝柱这两个坏主意出尽的反面人物形象。将人物置于激烈的戏剧冲突之中去展现人物的丰富形象，将悲剧色彩渲染的更加浓烈。
全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宋朝，联系一下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宋代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一个朝代，虽然宋朝国土面积较小，但是其商品贸易却极为发达，并且商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伴随着商品经济发达而来的价值观念是金钱至上，金钱至上的负面影响则是道德伦理的丧失，在此剧中的鲜明体现即是马氏和宝柱母子二人。他们两人为了独占家产，丧尽人伦道德，破坏兄弟之情，拆散和睦家庭，害人性命，无所不用其极，即是这种病态的社会价值的夸张体现。剧中的县官无用无能，子忠醉酒误杀关玄郎，他不加审理，就直接定罪。子明前来替兄认罪，他无有审案判决的能力，竟然分下“生死板”，用如此荒诞的方式来断案，可见县官之昏庸。在如此金钱至上，伦理丧失、官吏昏庸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寄希望于清官包拯。唯有包拯才能断清冤案，满足了百姓心中对正义、公道的期盼。
剧中仍有一些出场极少的人物，他们虽然出场少，但是却依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子忠子明二人的舅父，他忠厚善良，明辨是非，早早看出马氏和宝柱的败坏品行，对她二人的态度可见其嫉恶如仇。其对子忠子明兄弟二人的爱护更是体现了长辈的慈爱，其对亡姐的怀念更体现了其重情义的性格特点。另一人物连姓名都不曾有，却以其短短几句念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就是负责发板的小吏。他前后收了子忠、子明兄弟二人的钱财，却在收钱后发出深刻的感慨：“他二人，弟不攀兄，兄不攀弟，如此深厚的兄弟之情，我若是收了他两人的钱财，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于是将钱交给县官处理。其正直、善良的品性在短短几句念白中彰显出来，体现了小人物身上人性的闪光点。
京剧《生死板》是一出人物塑造完整，剧情结构清楚的讲述家庭伦理、家庭矛盾的公案悲剧。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样因钱财而产生的家庭矛盾、家庭悲剧想必不在少数，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时代特征。结尾包拯的断案，更是凸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清白和公道的期待以及对时代不清白不公道的批判与控诉。子忠子明兄弟二人、子明一家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们家庭、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