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庆亲王内阁,又称皇族内阁,是清末的责任内阁。成立于清朝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结束于同年的九月十一日(11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阁。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不同于原清朝内阁),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皇族过多,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庆亲王内阁成立之日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还颁布了《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
由于庆亲王内阁为中国历史上之始创,所以清政府宣称为慎重起见,未实行新《内阁官制》,仅是根据《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成立。而军事上的所有问题也不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是由军咨府大臣载涛负责。
皇族内阁的影响
清末责任内阁的出台,皇族占大多数。皇族大量涌上政坛,从表面上看是显示了皇族力量的强大,但在实际上却未必有利于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因为皇族庞大,就难免参与到权力的角逐之中,造成皇族从深层分裂。
“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以后,立宪派内部开始分化。同时皇族内阁集权,也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残,引起汉族官僚的离心。清政府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认定清廷没有立宪的诚意,从此与王朝离心,因而在武昌首义之后纷纷站到革命一边,使王朝很快瓦解。
历史评价
进步意义
宣统三年(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在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就责任内阁运行情况及成效来看,除了国务大臣关系不合,以及在运行过程中有诸多措施欠佳等弊端之外,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管理、人事调整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有的成绩是很显著的,如内阁法制院的成立及其对京外官制章程的拟定,以及颁布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和吏部的裁撤等。
负面评价
载沣任用满族亲贵的祸端也在这次内阁名单上彻底暴露。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的失望。因为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在不经意间犯下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举。
虽然这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不绝。这个内阁算不上是一个“反动”内阁。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
人们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这届内阁在辛亥革命浪潮中迅速倒台,被袁世凯内阁取代。而“皇族内阁”的组成,使立宪派和社会舆论倍感失望,认为清政府无意立宪,部分人倒向革命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