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宋初军事体制改革

公元961年，北宋建隆二年七月九日夜，汴京皇宫。黄袍加身仅仅2年的宋太祖赵匡胤，此时正在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在曾和赵匡胤同为“义社十兄弟”的石守信等人看来，这次夜宴不过是这位一向性情宽厚的皇帝与多年老友之间一次普通的把酒言欢。
但当酒兴正浓时，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向众人倾诉了一番自己对众人可能因“身不由己”而上演“陈桥兵变”V2.0版的担忧……明了皇帝猜忌之心已生的石守信等人，立刻惶恐万分的向赵匡胤问询保命之道，而赵匡胤则顺水推舟的让众人交出兵权，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次日，石守信等人便上表以年老体衰为由，恳请解甲归田，而宋太祖也顺水推舟的收回了兵权。8年之后的969年，故技重施的宋太祖，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曾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为誓碑。此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且门钥封闭甚严。宋太祖更是颁下严令，誓碑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后，方可奏请恭读誓词，皇帝谒碑时，群臣及近侍都需远立庭中不得仰视，天子仅携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除历代皇帝本人外，再无人知其所誓何事。直至1126年的“靖康之变”，攻破汴京的金军，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柴荣）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请注意宋太祖设立“誓碑”的时间——公元962年，即第一次“杯酒释兵权”之后的第二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实际上，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宋太祖赵匡胤所作出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军事指挥体系变革的最佳注解。
先看“不杀士大夫一项”，很多人在指责宋代由“杯酒释兵权”演化的“崇文抑武”政策祸国殃民时，都忘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原则——万事有果必有因，从某种意义上讲，“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可以看做是宋代军事指挥体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但造成其下定决心进行此类改革的原因，或者说大的时代背景却少有人涉及，而简单地将赵匡胤削夺禁军将领兵权的举措，归因为巩固赵氏一家一姓之天下，更是难逃以偏概全之嫌！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考虑，宋太祖赵匡胤本人生于公元927年，即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作为五代十国的事实终结者，赵匡胤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恐怖与黑暗的武人秉政时代的大半岁月，从赵匡胤出生到其33岁继皇帝位，仅在这三十余年光阴里，作为北宋龙兴之地的中原地区，便先后更迭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君，兵戈连绵战乱不休，百姓流离失所千里无人烟！而武人祸国的肇端，更可以一路上溯盛唐时代的“安史之乱”——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至北宋基本统一中原和南中国，200余年的时间里，藩镇林立，彼此之间征伐不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唐代全盛时期的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天下有户口962万余户，经过“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的社会动乱，到北宋初年，全国人口已经降到了300万户！200年间，天下丁口三去其二，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而造就这一切的最大祸根，就是不受限制的暴力，军人出身的诸多藩镇，不但掌握了绝对的暴力机器，更摆脱了一切可能的——特别是文官集团的制衡！因此曾亲身经历过五代乱世的赵匡胤，在登上帝位之后，便将重建文武之间的制衡机制摆上了日程。
早在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末，其在平定举兵反宋的原后周将领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一天，召见宰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无疑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此时回答起来自然也成竹在胸——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治理的办法也没有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而赵匡胤与赵普的这段问答，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后期赵匡胤军事体制改革的主要脉络。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一般均由文官出任，主管调动全国军队。而禁军三衙（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则掌握军队指挥权，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这种与后世的文职国防部长制颇为相似的政府机构设置模式，同时也释放出了另一个重要的信号——将彻底恢复甚至提升文官集团在政府中的地位。
事实上，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对文官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之所以做出这种改革，更多的是出于“两害相较取其轻”的考量，和对恢复正常的文武制衡机制以求得政局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赵匡胤曾说：“纵使百名文官贪渎，也比不上一个武将为祸！”这是经历过“乱世人命贱如草”的政治家的肺腑之言。同时，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赵匡胤对于所谓“官分文武，唯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篇第十》）自然也是心领神会，在“安史之乱”后的二百余年里，文官的正常地位被人为压低，各级文官基本被降低到了节度使属官的位置上，失去了应有的对武官集团的制衡能力，而要真正恢复文武相制的正常统治秩序，那就必须重新提升和强化士大夫集团的地位，为此赵匡胤甚至不惜以立誓碑训诫后世子孙不杀士大夫，以收缩皇权为代价来扩大文官集团的权限，以此来换取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接下来则是“善待柴氏子孙”，从“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充满权欲与工于心计的赵匡胤。但实际上，赵匡胤就个人品质而言，可以视为一个相当厚道的人——诸如善待周世宗柴荣后裔，不杀戮南唐后主李煜等被其消灭的其他“十国”政权首脑等，均可证明这一点。而“杯酒释兵权”措施的采用，在消弭武人为祸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事实上避免了诸多王朝开国后屠戮功臣局面的出现，也可看做是赵匡胤厚道人格的一个体现。
“以文驭武”积弱之源
如前所述，“杯酒释兵权”并不是简单的出于巩固皇权的考虑，而是要恢复之前的“文武失衡”的局面，压制武人秉政危险局面的重新抬头。但在这一政策出笼初期，即宋太祖时期，所奉行的还是通过“扬文抑武”来实现文武平衡的策略。而导致矫枉过正，以致最后出现“以文驭武”的局面，则要完全归罪于一直存在继位合法性问题的宋太宗赵光义。
北宋初年著名的“烛光斧影”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宋太祖是否正常死亡和赵光义继位合法性问题，史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这一最高统治权的变化，对于宋初军事改革的负面影响则是空前的。根据现代管理学理论，一个组织的组织文化，主要取决于其前期领导者的个性特征和同时期员工的执行程度，而作为赵宋王朝的第一二任CEO的赵氏兄弟，在个性和能力上的截然不同，也就注定了其政治制度的嬗变。就个性而言，赵匡胤秉性宽和，而与其一母同胞的赵光义，却明显偏之于猜忌刻薄，赵匡胤可以善待南唐的亡国之君李煜，而赵光义则是以一剂“牵机药”直接取了这位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阶下囚的性命。就能力而言，和既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勇悍同时又具备优秀统御力的赵匡胤相比，作为其继承者的赵光义，除了在药理学和毒理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外，在其他方面都只能称得上志大才疏——这位皇帝曾趁辽主新丧，契丹主少国疑，而一手发动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并随即被对方的孤儿寡母打得大腿中箭落荒而逃……
此外，自身继位合法性问题，也直接影响了赵光义时代的军事指挥体制改革。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类似赵光义这种在一片怀疑目光中上台的领导者，往往对树立个人权威有着更大的渴求，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此人会对“御驾亲征”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同时，这种频繁的亲自挂帅，也悄然影射出了这位也许终生都笼罩在弑兄夺位阴影下的皇帝内心中，对军方将领的深深猜忌，赵光义的兄长赵匡胤本身就是卓越的军事统帅，而更早的周世宗柴荣更是以其文武兼资赢得了“五季第一英主”的赫赫声威！与威望和能力均足以让三军宾服的前两位皇帝相比，才华和资望均不能服众的赵光义，只能祭出“将从中御”和“以文御武”的法宝——既然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压制军中将领，那么就用制度将军方将领的能力降低到自己的水平线以下……
终宋太祖一朝，虽然确立了抑制武将集团势力抬头的国策，并在继承周制设枢密使以文制武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内外相维、兵将分离等一系列政策，但却从不压制前方将领的临机指挥权——戎马半生的赵匡胤，深知所谓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纯属扯淡，如果前方将领不能保有临机决断的战场指挥权，那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宋太祖朝的御将之策，关键在于区别对待——即对掌握京师卫戍重任的禁军将帅采取严密的防范和控制手段，对昔日为祸一方的旧藩镇则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但对出征、边防守将则采取重用和优待的态度，并保证其必须的临机指挥权。此外，还通过边将和禁军将领的互调，来防止边将长久戍边在外以成尾大不掉之势，并对高级将领的一般违法行为，往往采取宽恕的处理办法以收怀柔之效。
到了宋太宗朝，则对武将普遍采取打压态度，将压制、束缚和收买、纵容相结合，既钳制又放纵。对失职武将，包括重大军事行动失败的将帅通常放纵。此外，还开始尝试“以文驭武”，基本剥夺了军方将领的正常决断权。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宋军平南唐之役的前敌主帅的曹彬，在随宋太宗伐辽时表现得进退失据毫无章法，丝毫不见当年平南唐时的挥洒自如，同样的将领，在不同的制度下的表现，就是如此的判若云泥。更为严重的是，从宋太宗朝开始的“以文驭武”之策，在宋真宗朝及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和贯彻，武将集团的政治地位被人为地压低到了正常水准之下，进一步弱化了全民的尚武精神和军人的社会地位。诚然，北宋的“不杀士大夫”祖训，直接造就了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气节和独立人格的士大夫阶层，但正所谓文武殊途，仅仅是文官集团的强势，是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强盛的王朝的，“以文驭武”政策的全面推行，间接成为了北宋王朝的“积弱”之源。
在中国历史上，武将与文臣作为王朝政治的两大支柱，共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唐太宗更指出“文武二途舍一不可”（《帝范》卷四）。“杯酒释兵权”和其所代表的强化文官集团权力以抑制武将势力过盛的努力，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而随后因人政废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偏离正确轨道的矫枉过正，才是导致创造了巨大的文明财富的两宋覆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