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蕴含的战争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战争观 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军事家、名将增加知识、开发智力的重要途径，是丰富、深化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社会的战争观，因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战争样式及作战方法的巨大差异，必然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但是，中国古代兵家的战争观念，是我国军事文化的源头和起点，它凝聚着古代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对阶级社会战争的基本认识，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中的思想精华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理论的光辉。可以说，当代战争观问题上的主要思想及观点，都是对古代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对于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深入认识、研究和指导未来战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战争，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地理等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系统工程。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由于国家、阶级、统治集团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激烈冲撞和争夺，普遍存在着因各种矛盾及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暴力对抗。研究、准备和应对战争，成为各国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仅着力研究怎样应对面临的战争威胁及夺取战争的胜利，而且非常重视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战争，以充分发挥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心理等综合力量，来准备、驾御和控制战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战争随之产生并连绵不断。战争，在给统治阶级带来利益得失的同时，也给广大人民和社会带来数不尽的劫难和动荡。渴望和平、希望安定、反对战乱，是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愿望。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战工具、能力的不断增强，阶级社会的战争却以不同的形态不间断地持续着，而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荡兵》）。战争由来已久，人们既不能禁绝它，也不可制止它。所以古代贤王，有为正义而进行战争的，而没有废止战争的。开始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逐渐懂得，战争的社会作用具有双重性。它除了具有残酷、掠夺、杀戮、战乱的负面作用之外，还具有破旧立新、消除邪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也是一种革命手段。因此，对于战争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而论，更不能凭借人们的善良愿望而废止。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吕氏春秋·卷七·荡兵》）。历史上有人因发动战争而导致亡国，但却不能因此就废止天下的战争，幻想废止不仅是荒谬的，更是不可能的。战争就象自然界里的水和火一样，善于运用它就能造福于国家和人民，不善于运用它就会遗患无穷。又好象用药一样，得到良药就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吃了毒药就会被毒死。毒药是要不得的，但任何人也不会因为世界上存在毒药，而拒绝良药。（二）兵不可黩战争不可禁绝，就要随时准备应对，并要建设强大的专业武装。但一味穷兵黩武、好战喜斗，也是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审慎的对待，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对此，《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这是现存兵书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慎战思想。“兵不可以黩，黩则玩，玩则败。苟不察国之虚实，不谋敌之强弱，而唯战是务，则国危矣”（《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因为战争毕竟不是目的，军队决不可滥用，否则就会招致祸患。出师兴战要审视时事、考量国力，否则只想以战争解决问题，那国家就要面临危险了。因此，“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老子》更进一步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一个国家，仅靠兵力的强大而逞强天下、滥施暴力、滥杀无辜、频繁发动战争，那样是很危险的，那样做的结果必将走向事物的反面，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 一味轻率好战，片面追求军事上的优势和战争的胜利，穷兵黩武，就会四面树敌，导致国力的衰竭和政治上的被动，甚至于亡国。《孙膑兵法》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兵法·见威王》）。认为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亡国，一味贪求军事上的胜利反而会受挫被辱。因为战争不是可以随意喜好的，胜利不是可以随便贪求的。必须事先周密、详尽地审视利弊，充分做好准备，而后才可采取行动。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只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南征北战、东争西讨，其结果必定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百战奇法·好战》）。历史上“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同上）。这种教训，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对后人的启示也是颇为深刻的。《吴子兵法》以历史的教训，指出穷兵黩武的巨大危害：“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是说天下各国之战争，战胜了五次（意指多次）仍不得善其后、不能解决问题的，必有灾祸来临；战胜四次的，必是疲惫不堪；能够以三次决定局面的，可以称霸；能够以两胜而使对方心悦诚服的，可以为王；一战而胜的则可以为帝。能够屡战屡胜仅依靠战争胜利而得天下的，是少之又少，因此而致亡国的，却比比皆是。以此告戒人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战争，动辄采用暴力手段，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即便是多次取得战争的胜利，却不一定是好事。所以“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占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言天下治国，年代久远的耳目所闻，年代近的亲眼所见，由于发动战争而亡国的数都数不清，战争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手段。“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这正象医生治病，医治了一万人，而只医好了几个人，大多数人治死了，决不是好医生。打起战争，国君无法朝政，官吏无法处理事务，农民不能耕田，妇女不能纺织，而且要以人的生命和物资财富作为代价，其结果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力”，得不偿失。 兵不可黩，表现在作战目标和行动上，就是“允当则归”。这句话，出自我国最早的兵书《军志》，意思是说当迫不得已采用军事手段时，战争的目标要适当，作战行动要适可而止，不求过分。要懂得“知难而退”（《军志》）。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经法·称》）。既要是统率正义之师讨伐不义之兵才可兴兵，又要在达到预期的目的时适时罢兵收战，才是明智之举。（三）忘战必危 兵实不可黩，但亦不可废、不可无备。慎战，决不是不战，更不是忘战。古人一方面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同时又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卷九·险固第五十》）。好战必亡，是黩武所致。而止戈忘战，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因疏于戒备而导致亡国。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人们一相情愿的善良愿望，会使一些人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认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强调国防、军队建设和备战意识，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止武忘战思想，是相对和平时期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现的通病，它严重地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涣散着人们的斗志，直接危害着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生存环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同上）。当社会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时，就需采用变法，这种变法就是战争。当战争迫在眉睫时，任何中间人去劝说、斡旋都是没有作用的，战争的方式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为了维护本国、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战争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战争准备是不可忽视的，止武忘战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 古兵法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世故人情的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仅靠“道德”和“仁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历史上，“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儒家无数次地强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痛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子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道经》）也无济于事。“当今争于气力”，更能深刻说明阶级社会局势的发展和演变、国家的兴衰、聚合和强弱。所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加强军备，准备战争，“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筹海图编》），才是合乎时宜的明智之举。古人认为，“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第四》）。如果废止军备的言论占了上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言武事，即使有地理上的险阻之利也是守不住的。不分敌我的“兼爱”言论占了上风，士兵就会丧失战斗意志，不愿意作战。一个国家只有常习“武事”，才能避免“战事”，充分搞好武备，才能拥有和平。“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曷冠子·卷上·近迭》）。常讲武事、长于戒备，而又不穷兵黩武，才能使国家、民族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