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是好事!!但是好像他也没有做过坏事!!
第1个回答 2007-04-25
郑燮(1693—1766),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作七品县官。兼擅诗、词、曲、文、联、印、书、画,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以“诗书画三绝”名世。
童年、少年、青年
郑燮先世居苏州,明初迁居兴化。曾祖新万,字长卿,庠生。祖湜,字清之,儒官。父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生母汪氏,继母郝氏。
郑燮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时令“小雪”。按兴化民间风俗,“小雪”为“雪婆婆生日”,燮与“雪婆婆”同时降临人间,全家都很高兴。故根据《尚书·洪范》篇中“燮友克柔”字句,祖父和父亲为他取名燮,字克柔。又因所居附近有座木板桥,故后来郑燮自号板桥。
郑板桥故居
郑家人丁不旺,燮又是长房长孙,他出生后家人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生怕夭折,就取个乳名“丫头”。因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麻子,故又俗称“麻丫头”。
郑燮出生时家境已陷入贫困,仅靠祖产田和少量地租维持全家生活。后来,父亲岁科两试一等取得廪生资格,每月向官府领取廪膳,生活才得以改善。可好景不长,燮三岁生母汪氏病故,全靠乳母费氏照料。费氏为祖母侍婢,勤劳、善良、慈爱,仁厚,时兴化水灾、大饥,郑家养不起婢仆,费氏舍不得郑燮,三顿回家吃饭仍到郑家操持家务。
汪氏病故后,父亲娶继室郝氏无子,视燮亲出,照料如生母。故郑燮后来回忆说:“无端涕泗横阑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年操家足辛苦,使我不足忧饥寒。”(《七歌》)
父亲立庵品学兼优,他考上廪生后在家开私塾,郑燮随父就读。外祖父汪诩文亦博学多才,隐居不仕,对外孙非常关心,常指导读书、作文,故郑燮自称“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
郑燮幼时读书似无过人之处,且因相貌不美同学都瞧不起他。但他自尊心极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同时对看不惯的事物敢于直言,甚至怒斥,因而同学家长都告诫子弟不要和他往来。他学习“精”、“博”结合,尤重于“精”。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重点文章节则反复诵读,且惜时如金。二十一史中他最推崇《史记》,认为《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这围几段最精彩。他对孔、孟很敬仰,但对朱熹空谈性理看不惯。他学习注重“切于日用”,做到深入理解、融会贯通,对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诗人的诗,特别爱读。
郑燮故居周围多种青竹,夏日新篁初放,郑燮多乘凉于竹阴下,秋冬之际,常对着掩映在窗纸上的扶疏竹影凝思,以至临摹描画起来。
除师法自然外,郑燮也重视继承传统。他从唐代墨竹画的开创者箫锐到清初石涛,都作了研究,苏轼、文同、徐渭等,都是他敬仰的大师。后来,他到仪征毛家桥读书,毛家桥多竹,又为他画竹提供了条件,并与竹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他“无竹不居”,竹成了他绘画最重要的题材。他爱画竹,更爱竹的品格,竹的傲岸不屈、劲节虚心,也就成了郑燮人格的写照。
康熙五十一年春,郑燮回到兴化,从陆震学填词。陆指导他先学婉约派柳永、秦观,再学豪放派苏轼、辛弃疾。陆认为诗与词不同,以婉丽为正格,以豪宕为变格,练习时要千斟万酌以求一是。从后来郑燮的词作看,二者兼有。
康熙五十四年,郑燮与徐氏女结婚。生一男名犉,早夭,又生两女。为养家糊口,他被迫到仪征江村设塾授徒。但没有功名,不被人看重,且人不敷出,因思作画卖画。当时的扬州扼南北漕运咽喉,大批盐商聚集,为其繁荣和文人墨客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于是郑燮又到扬州,边读书作画卖画,以等待进身机会。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郑燮中秀才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然从《七歌》印章看,约为康熙六十一年(其时郑燮三十岁)或稍前。但就在这时,郑家又遭遇大不幸。父亲病故,无米无柴,又不断有人催债。迫于生计,郑燮只好继承父业,居家坐馆。为躲债,他曾逃到镇江焦山,暂住在别峰庵一个兴化和尚处。在那里,有幸结识了风雅好客之士马曰琯,马很赏识郑燮诗才且同情他的遭遇,送给白银二百两为之解围。马曰琯同当时聚集在扬州作画卖画的金农、黄愼、高凤翰等人过从甚密,马的住宅成为他们经常聚会之处,郑燮参与其间,共同研习诗词书画,因其兴趣、爱好基本一致,这就为后来蜚声中国画坛的“扬州八怪”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不久,郑燮又幸遇画家程羽宸慷慨解囊,得赠白银一千两,不仅为他一洗穷愁,且为他实现游览宿愿提供了一时资助。雍正二年至三年(1724—1725年),郑燮出游江西与北京。待手头花光重新为生计发愁时,他不得不于雍正六年再次回乡读书,究心经史,以为进身寻求阶梯,同时习书作画。
雍正九年,郑燮三十九年,妻徐氏病故,又到年关,翌年乡试,糊口且难,更何况赴试盘缠!听说刚到任的汪知县是个好官,郑燮写了一首诗给他,寻求资助。汪果然出重勉励他参试,郑燮终于如愿以偿,于雍正十年中举。但因无钱送礼,仍未能求得一官半职,只好继续作画卖画,以救贫困。他除画竹外,又画兰、石,以寄托“不求闻达只烟霞”的一时忧怨。。
雍正十三年,又来到焦山双峰阁读书,迎接来年大考。乾隆元年(1736年)春节过后,四十四岁的郑燮赴京会试,得中进士。但仍人仕无门,只得带着进士空衔回家修补,谁知这一等就是六年。无奈,郑燮只得再次到扬州卖画,这样,同“八怪”中人及各方面文士的交往也更密切了,甚至还成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座上客。
乾隆六年,郑燮进京待补终于交上好运,被乾隆叔父慎郡王允禧看中,视为当代李白。允禧作《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请郑燮写刻并作序,燮欣然应允。当时清王室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慎郡王虽未掌大权,倒也顺风顺水,雍正即位后封为贝子、贝勒,乾隆即位又加封为郡王,郑燮被他看中可谓奇遇。于是,乾隆七年春,郑燮便得授山东范县知县,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知范县、潍县
郑燮五十岁才做了个七品县官,既兴奋又不服气。他“初志一望得一京官,聊为祖父争气,不料得此外任”,其复杂心情可想而知。赴任前,继室郭氏缝了一条黄绸被面的棉被送他说:“一代做官七代贫,幸勿枉法杀人,公门里好修行,庶几积得以禳天心,得获添丁之兆。” 郑燮默记于心,决心当一个好县官。
范县位于山东西部黄河北岸,虽穷而民淳朴。郑燮一到任就做了件好事:把县衙墙壁上打了许多洞,直望到大街上。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出前宫恶习俗气耳。”他还写信给堂弟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运无,皆有便民之处”。他外出视察不鸣锣喝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晚上外出只带两个衙役掌灯引路,灯笼上只写“板桥”二字。他在范县的几年倒也风调雨顺,他爱异民力,无为而治,曾在衙壁上画“卧石”一幅,以喻“讼简刑轻有卧而理之妙”。范县有个富翁,嫌弃即将为婿的穷书生,想退婚。他送一千两银子给郑燮祝寿,燮收下并要收富翁女儿为义女,富翁欣然应允。郑燮把穷书生藏在衙中,等富翁引女儿拜见“义父”时,板桥说:“我给女儿找个快婿吧!这一千两银子就作为妆奁费用。”富翁当然高兴,板桥叫出书生,令与“义女”当堂成亲,一齐乘车回家。
郑燮在范县也曾遇到麻烦事。一次,一个四川籍考生县试第一,按规定该生得回原籍考试。郑燮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必人为设卡,破格录取。此事引起全县考生非议,燮呈请上级批准,结果却遭曹州知府指斥。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燮调署潍县。潍县位于山东东部,此地虽然特产丰富,商业繁茂,但郑燮到任时正值连续干旱,疫灾流行,前任县官上任不到一年就溜走了。郑燮把对灾民的同情代为实际行动,他打开仓库,让饥民写借条领米,并把县内大户逐一登记,命他们轮流开厂放粥,更查封囤积居奇者,责令平价出售。又从长考虑,以工代赈,既以合法手段运用库粮,解救民饥,又为明年收成打下基础。同时,他还带头把自己的“养廉银”献出,以与民同苦。可是,次年潍县仍然大旱,乾隆皇帝只好派刚拜相的文渊阁大学士高斌亲到山东放赈。高、郑早在扬州时就相识,此时相会于山东,自不免有诗词酬唱。
乾隆十三年春,乾隆帝巡视山东,也许与慎郡王和高斌的推荐有关,郑燮被封为“书画史”。
为解救潍县连年旱灾带来的社会危机,郑燮通过富户集资,同时自己又是一次带头捐出三百六十千钱再次大兴土木,修筑潍县城墙,乾隆十四年三月完工。这年秋天,潍县终于获得好收成,饥民纷纷回乡定居。
然而好景不长,由郑燮时时不满现实,他的“狂”、“怪”行为自然更不为现实所容。在一次因公赴省与诸官僚宴饮赋诗时,终于出了纰漏。因郑诗中有一句“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满座拂然,认为这是讥讽上司。乾隆十七年冬,郑燮被罢官,从此结束为官生涯。
卖画、终老扬州
罢官后的郑燮又回到早年卖画的扬州。此时,他虽为一介布衣,但由于他的诗、书、画早在扬州负有盛名,又为官清廉,因而很受扬州文人名士以及百姓的欢迎。他在扬州稍住几日便回兴化老家过年。年后,已过花甲之年的郑燮出游杭州,一为散散心情,二来卖点画养家糊口。杭州知府吴作哲早就想得到郑燮字画,听说郑燮来游当即摆酒相迎,还送银两和绸缎礼物,郑燮为他写字作画各一幅。其他官僚名士亦纷纷赠金宴饮,求郑燮字画,郑燮随即将钱物捎回兴化,以济家用。不久北返,经常往来于扬州、兴化、泰州等苏北繁华城市之间,作画卖画为生。
在扬州时,郑燮住在城北竹林寺,城内许多青年常到竹林寺拜郑燮为师学书学画。一次,郑燮在竹西亭与黄慎、沈凡民等书画家各携百钱作“永日欢”,郑燮作《九畹兰花图》以纪其盛。郑燮名声虽高,但生活却很窘迫。一些人请他作画只是说些恭维话,或只送些礼品食物,而郑燮又羞于启齿,以致无济于养家糊口。后来,郑燮采纳拙公和尚建议,出了一张“润格”广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又附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从此,郑燮卖画所得并不全用于养家,他特地做了一人袋子,装些银两果食之类,遇有穷苦人或旧相识,便随时取出相赠。
在兴化,除浮沤馆、拥绿园外,郑燮还常与地方文士聚会于拱台之南的柳园、枣园这些明代名宦的私家园林,吟诗作画,酬唱赠答,留下众多优秀作品。
乾隆三十年(1766年)十二月,这位本应大有作为的父母官,终于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兴化城内升仙荡湖畔拥绿园中,享年七十三岁。他政治上虽未能大有作为,但转世的大量诗词书画作品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人格,却为他增添了许多耀眼的光彩。
熔铸八艺,卓然大家
扬州大学江树峰教授曾评价郑板桥为“诗画通人”,实际是说郑板桥的成就贯通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郑燮现存文学作品有诗1000余诈、词近百首、曲10余首、对联100余副、书信100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他的诗清新流畅,直抒胸臆,自由洒脱,很少用典,描写人民生活的痛苦和贪官酷吏的丑恶,兼具少陵、放翁风格。如《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就是潍县灾后情况的真实写照,《悍吏》和《私刑恶》揭露了酷吏的凶残暴虐,而著名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则表达了郑板桥同百姓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他的词或婉约,或豪放,颇“近陈(维崧)词派”。婉约之词如《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等。慷慨苍凉,大开大合,“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散曲主要是《道情》10首,用黄冠体写成,借出世外衣揭露世道之险恶,广泛传播,被誉为清代道情体的最高成就。对联质朴自然,意境高远,既富有哲理,又多生活情趣,成为清代联学一大家。《家书》兼叙述家常琐事、议论经邦治国之道、评论文学创作派、交流诗词书画心得,直抒胸臆,每多独见,在清代散文史上有一定地位。
郑燮现存绘画作品1000余幅,是中国古代画家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
郑燮既不画人物、山水,出不画一般花鸟,而是以兰、竹、石为主,兼及松、菊、梅。他画的竹清瘦挺拔、墨色淋漓、干湿并兼;兰秀劲坚实、萧散逸宕、妙趣横生;石雄奇秀逸、丑怪苍润、百状千态。这些都构成了郑燮秀劲挺拔、生动活泼的总体画风。
郑燮自幼日光月影、纸窗粉壁中学画兰竹,自称“无所师承”。初到扬州卖画时,扩大了眼界,意识到自己过去只是做到形似,远不能同石涛的神似相比。雍正年间游庐山后更认识到八大山人简笔写意画的高妙所在。郑燮从师法自然开始,又继承和发扬了石涛、八大山敢于创新、不拘成法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手法。
郑燮根据自己的绘画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绘画理论。例如,他提出了“胸无成竹”说、“学三抛七”说、“不立一格”说、“先大后小”说,等等。这些是对从顾恺之到石涛的绘画理论的重要发展,至今仍对绘画创作者有着启发、指导意义。
郑燮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将自己的书体分为“六分半书”,人们则称之为“板桥体”。这种书体在笔法上以八分为主,糅合楷、行、草、篆及画兰竹之法,方笔、圆笔、渴笔、蹲笔变化自如,中锋、侧锋、衄锋恰到好处。在字的结体上,着力于横向,多呈扁形,由重心辐射于四方,显得潇洒新颖,览之无尽。在布局上,具有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整体感。一幅当中,虽然大、小、方、圆及各种不规则形状千变万化,但安排得错落有致,乱中有序,违而不犯,气垫连贯,通篇浑然一体。
人们历年对板桥书体评价很高。与他同时代的金农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近人邓拓说:“它不止流行于当时,二百年来都一直很流行,历久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康、杨虽看不惯板桥体的“怪”,但毕竟看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革新,诚如郑燮自己所说:“蹊径一新,卓然名家。”
同画论一样,郑燮书论亦不乏灼见。从蔡邕、锺繇、王羲之到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郑燮都作过评论。清代前期的书坛重帖学而轻碑学,统治者提倡乌、光、方的馆阁体,束缚了书家的艺术个性。郑燮溯源开流,博采众美,推重汉碑,大胆革新,使书坛出现新的生机。
郑燮在文学艺术上领域里的建树,不仅表现在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及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这三者的结合上。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
微观方面,郑燮以书入画,以画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将“书之关纽透入于画”,用焦笔挥毫,使兰枝、竹叶酷似草书中的竖长撇法,精湛的书法用笔与画兰、竹的技巧融为一体。又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从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形象中悟出书法意象,竖横撇点常似竹枝、兰叶,使书法作品亦具有画作美感。诚如清人蒋士铨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资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 郑燮诗中充满画意,如《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之一:“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舟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寥寥数笔,刻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动静交织、生机勃勃的水乡风光图。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莲花,白色的鱼鳞,褐色的水鸭,色彩配备得如此巧妙,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中也有诗。我们观赏郑燮笔下顶天立地的柱石、傲然迎风的兰竹,仿佛听到一曲《正气歌》。
宏观方面,郑燮常将诗、书、画加上印章统一在一幅纸上。如他70岁时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这位老人颠沛了一辈子,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燮始创,但如郑燮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如果这诗不是题在兰竹石图上,而是题在山水、仕女图上,就必须很不相称。如果不用“六分半书”,而用颜、柳之体或金农“漆书”,虽画再好,字再佳,亦必很不协调。在郑燮笔下,诗情、画意、书法、印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郑燮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核心是一个“怪”字。所谓怪,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对传统的反叛,用郑板桥写给韩镐的一副对联来表述就是“领异标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艺术上的怪,又通在政治思想上的怪;政治思想上的怪,则表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抗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郑燮早年游北京就喜欢放言高论,品评人物,被人称为“狂”。他认为臧获、婢妾、舆台、皂隶等底层人民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应与富贵人家一律平等。他大声疾呼:“王候将相岂有种乎!”被统治者奉为政治思想正宗的程朱理学,郑燮认为“只合闲时用着,忙是用不着”。在山东为官时,公开揭露官场黑暗,灾荒之年开仓放赈,终因与当道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他晚年画了一块苍石,题诗道:“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似泰山尊。千秋纵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门。”充分表现了他同封建正统观念斗争到底、绝不动摇的气概。
郑燮的民本思想同前人比起来,又进了一步。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又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末也。”此论未免过于贬低知识分子,但如此看重农民、工人、商人的社会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燮反抗传统,极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他曾借笼中养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等事大发议论,批评“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做法,提出“万物之性人为贵”。他的泼墨写意兰竹石画都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作为主题。书法本来更是很难变化创新的,但到郑燮手中,六书也几乎冲垮。诗文更是直抒胸臆,提出“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在这里,已迸发出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郑燮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位。
童年、少年、青年
郑燮先世居苏州,明初迁居兴化。曾祖新万,字长卿,庠生。祖湜,字清之,儒官。父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生母汪氏,继母郝氏。
郑燮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时令“小雪”。按兴化民间风俗,“小雪”为“雪婆婆生日”,燮与“雪婆婆”同时降临人间,全家都很高兴。故根据《尚书·洪范》篇中“燮友克柔”字句,祖父和父亲为他取名燮,字克柔。又因所居附近有座木板桥,故后来郑燮自号板桥。
郑板桥故居
郑家人丁不旺,燮又是长房长孙,他出生后家人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生怕夭折,就取个乳名“丫头”。因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麻子,故又俗称“麻丫头”。
郑燮出生时家境已陷入贫困,仅靠祖产田和少量地租维持全家生活。后来,父亲岁科两试一等取得廪生资格,每月向官府领取廪膳,生活才得以改善。可好景不长,燮三岁生母汪氏病故,全靠乳母费氏照料。费氏为祖母侍婢,勤劳、善良、慈爱,仁厚,时兴化水灾、大饥,郑家养不起婢仆,费氏舍不得郑燮,三顿回家吃饭仍到郑家操持家务。
汪氏病故后,父亲娶继室郝氏无子,视燮亲出,照料如生母。故郑燮后来回忆说:“无端涕泗横阑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年操家足辛苦,使我不足忧饥寒。”(《七歌》)
父亲立庵品学兼优,他考上廪生后在家开私塾,郑燮随父就读。外祖父汪诩文亦博学多才,隐居不仕,对外孙非常关心,常指导读书、作文,故郑燮自称“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
郑燮幼时读书似无过人之处,且因相貌不美同学都瞧不起他。但他自尊心极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同时对看不惯的事物敢于直言,甚至怒斥,因而同学家长都告诫子弟不要和他往来。他学习“精”、“博”结合,尤重于“精”。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重点文章节则反复诵读,且惜时如金。二十一史中他最推崇《史记》,认为《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这围几段最精彩。他对孔、孟很敬仰,但对朱熹空谈性理看不惯。他学习注重“切于日用”,做到深入理解、融会贯通,对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诗人的诗,特别爱读。
郑燮故居周围多种青竹,夏日新篁初放,郑燮多乘凉于竹阴下,秋冬之际,常对着掩映在窗纸上的扶疏竹影凝思,以至临摹描画起来。
除师法自然外,郑燮也重视继承传统。他从唐代墨竹画的开创者箫锐到清初石涛,都作了研究,苏轼、文同、徐渭等,都是他敬仰的大师。后来,他到仪征毛家桥读书,毛家桥多竹,又为他画竹提供了条件,并与竹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他“无竹不居”,竹成了他绘画最重要的题材。他爱画竹,更爱竹的品格,竹的傲岸不屈、劲节虚心,也就成了郑燮人格的写照。
康熙五十一年春,郑燮回到兴化,从陆震学填词。陆指导他先学婉约派柳永、秦观,再学豪放派苏轼、辛弃疾。陆认为诗与词不同,以婉丽为正格,以豪宕为变格,练习时要千斟万酌以求一是。从后来郑燮的词作看,二者兼有。
康熙五十四年,郑燮与徐氏女结婚。生一男名犉,早夭,又生两女。为养家糊口,他被迫到仪征江村设塾授徒。但没有功名,不被人看重,且人不敷出,因思作画卖画。当时的扬州扼南北漕运咽喉,大批盐商聚集,为其繁荣和文人墨客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于是郑燮又到扬州,边读书作画卖画,以等待进身机会。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郑燮中秀才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然从《七歌》印章看,约为康熙六十一年(其时郑燮三十岁)或稍前。但就在这时,郑家又遭遇大不幸。父亲病故,无米无柴,又不断有人催债。迫于生计,郑燮只好继承父业,居家坐馆。为躲债,他曾逃到镇江焦山,暂住在别峰庵一个兴化和尚处。在那里,有幸结识了风雅好客之士马曰琯,马很赏识郑燮诗才且同情他的遭遇,送给白银二百两为之解围。马曰琯同当时聚集在扬州作画卖画的金农、黄愼、高凤翰等人过从甚密,马的住宅成为他们经常聚会之处,郑燮参与其间,共同研习诗词书画,因其兴趣、爱好基本一致,这就为后来蜚声中国画坛的“扬州八怪”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不久,郑燮又幸遇画家程羽宸慷慨解囊,得赠白银一千两,不仅为他一洗穷愁,且为他实现游览宿愿提供了一时资助。雍正二年至三年(1724—1725年),郑燮出游江西与北京。待手头花光重新为生计发愁时,他不得不于雍正六年再次回乡读书,究心经史,以为进身寻求阶梯,同时习书作画。
雍正九年,郑燮三十九年,妻徐氏病故,又到年关,翌年乡试,糊口且难,更何况赴试盘缠!听说刚到任的汪知县是个好官,郑燮写了一首诗给他,寻求资助。汪果然出重勉励他参试,郑燮终于如愿以偿,于雍正十年中举。但因无钱送礼,仍未能求得一官半职,只好继续作画卖画,以救贫困。他除画竹外,又画兰、石,以寄托“不求闻达只烟霞”的一时忧怨。。
雍正十三年,又来到焦山双峰阁读书,迎接来年大考。乾隆元年(1736年)春节过后,四十四岁的郑燮赴京会试,得中进士。但仍人仕无门,只得带着进士空衔回家修补,谁知这一等就是六年。无奈,郑燮只得再次到扬州卖画,这样,同“八怪”中人及各方面文士的交往也更密切了,甚至还成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座上客。
乾隆六年,郑燮进京待补终于交上好运,被乾隆叔父慎郡王允禧看中,视为当代李白。允禧作《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请郑燮写刻并作序,燮欣然应允。当时清王室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慎郡王虽未掌大权,倒也顺风顺水,雍正即位后封为贝子、贝勒,乾隆即位又加封为郡王,郑燮被他看中可谓奇遇。于是,乾隆七年春,郑燮便得授山东范县知县,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知范县、潍县
郑燮五十岁才做了个七品县官,既兴奋又不服气。他“初志一望得一京官,聊为祖父争气,不料得此外任”,其复杂心情可想而知。赴任前,继室郭氏缝了一条黄绸被面的棉被送他说:“一代做官七代贫,幸勿枉法杀人,公门里好修行,庶几积得以禳天心,得获添丁之兆。” 郑燮默记于心,决心当一个好县官。
范县位于山东西部黄河北岸,虽穷而民淳朴。郑燮一到任就做了件好事:把县衙墙壁上打了许多洞,直望到大街上。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出前宫恶习俗气耳。”他还写信给堂弟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运无,皆有便民之处”。他外出视察不鸣锣喝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晚上外出只带两个衙役掌灯引路,灯笼上只写“板桥”二字。他在范县的几年倒也风调雨顺,他爱异民力,无为而治,曾在衙壁上画“卧石”一幅,以喻“讼简刑轻有卧而理之妙”。范县有个富翁,嫌弃即将为婿的穷书生,想退婚。他送一千两银子给郑燮祝寿,燮收下并要收富翁女儿为义女,富翁欣然应允。郑燮把穷书生藏在衙中,等富翁引女儿拜见“义父”时,板桥说:“我给女儿找个快婿吧!这一千两银子就作为妆奁费用。”富翁当然高兴,板桥叫出书生,令与“义女”当堂成亲,一齐乘车回家。
郑燮在范县也曾遇到麻烦事。一次,一个四川籍考生县试第一,按规定该生得回原籍考试。郑燮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必人为设卡,破格录取。此事引起全县考生非议,燮呈请上级批准,结果却遭曹州知府指斥。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燮调署潍县。潍县位于山东东部,此地虽然特产丰富,商业繁茂,但郑燮到任时正值连续干旱,疫灾流行,前任县官上任不到一年就溜走了。郑燮把对灾民的同情代为实际行动,他打开仓库,让饥民写借条领米,并把县内大户逐一登记,命他们轮流开厂放粥,更查封囤积居奇者,责令平价出售。又从长考虑,以工代赈,既以合法手段运用库粮,解救民饥,又为明年收成打下基础。同时,他还带头把自己的“养廉银”献出,以与民同苦。可是,次年潍县仍然大旱,乾隆皇帝只好派刚拜相的文渊阁大学士高斌亲到山东放赈。高、郑早在扬州时就相识,此时相会于山东,自不免有诗词酬唱。
乾隆十三年春,乾隆帝巡视山东,也许与慎郡王和高斌的推荐有关,郑燮被封为“书画史”。
为解救潍县连年旱灾带来的社会危机,郑燮通过富户集资,同时自己又是一次带头捐出三百六十千钱再次大兴土木,修筑潍县城墙,乾隆十四年三月完工。这年秋天,潍县终于获得好收成,饥民纷纷回乡定居。
然而好景不长,由郑燮时时不满现实,他的“狂”、“怪”行为自然更不为现实所容。在一次因公赴省与诸官僚宴饮赋诗时,终于出了纰漏。因郑诗中有一句“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满座拂然,认为这是讥讽上司。乾隆十七年冬,郑燮被罢官,从此结束为官生涯。
卖画、终老扬州
罢官后的郑燮又回到早年卖画的扬州。此时,他虽为一介布衣,但由于他的诗、书、画早在扬州负有盛名,又为官清廉,因而很受扬州文人名士以及百姓的欢迎。他在扬州稍住几日便回兴化老家过年。年后,已过花甲之年的郑燮出游杭州,一为散散心情,二来卖点画养家糊口。杭州知府吴作哲早就想得到郑燮字画,听说郑燮来游当即摆酒相迎,还送银两和绸缎礼物,郑燮为他写字作画各一幅。其他官僚名士亦纷纷赠金宴饮,求郑燮字画,郑燮随即将钱物捎回兴化,以济家用。不久北返,经常往来于扬州、兴化、泰州等苏北繁华城市之间,作画卖画为生。
在扬州时,郑燮住在城北竹林寺,城内许多青年常到竹林寺拜郑燮为师学书学画。一次,郑燮在竹西亭与黄慎、沈凡民等书画家各携百钱作“永日欢”,郑燮作《九畹兰花图》以纪其盛。郑燮名声虽高,但生活却很窘迫。一些人请他作画只是说些恭维话,或只送些礼品食物,而郑燮又羞于启齿,以致无济于养家糊口。后来,郑燮采纳拙公和尚建议,出了一张“润格”广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又附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从此,郑燮卖画所得并不全用于养家,他特地做了一人袋子,装些银两果食之类,遇有穷苦人或旧相识,便随时取出相赠。
在兴化,除浮沤馆、拥绿园外,郑燮还常与地方文士聚会于拱台之南的柳园、枣园这些明代名宦的私家园林,吟诗作画,酬唱赠答,留下众多优秀作品。
乾隆三十年(1766年)十二月,这位本应大有作为的父母官,终于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兴化城内升仙荡湖畔拥绿园中,享年七十三岁。他政治上虽未能大有作为,但转世的大量诗词书画作品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人格,却为他增添了许多耀眼的光彩。
熔铸八艺,卓然大家
扬州大学江树峰教授曾评价郑板桥为“诗画通人”,实际是说郑板桥的成就贯通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他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又分别列为“楚阳三高”、“雍嘉七子”、“潍县三贤”之一,并被奉为“板桥派”之宗师。
郑燮现存文学作品有诗1000余诈、词近百首、曲10余首、对联100余副、书信100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他的诗清新流畅,直抒胸臆,自由洒脱,很少用典,描写人民生活的痛苦和贪官酷吏的丑恶,兼具少陵、放翁风格。如《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就是潍县灾后情况的真实写照,《悍吏》和《私刑恶》揭露了酷吏的凶残暴虐,而著名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则表达了郑板桥同百姓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他的词或婉约,或豪放,颇“近陈(维崧)词派”。婉约之词如《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等。慷慨苍凉,大开大合,“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散曲主要是《道情》10首,用黄冠体写成,借出世外衣揭露世道之险恶,广泛传播,被誉为清代道情体的最高成就。对联质朴自然,意境高远,既富有哲理,又多生活情趣,成为清代联学一大家。《家书》兼叙述家常琐事、议论经邦治国之道、评论文学创作派、交流诗词书画心得,直抒胸臆,每多独见,在清代散文史上有一定地位。
郑燮现存绘画作品1000余幅,是中国古代画家中存世作品最多的一位。
郑燮既不画人物、山水,出不画一般花鸟,而是以兰、竹、石为主,兼及松、菊、梅。他画的竹清瘦挺拔、墨色淋漓、干湿并兼;兰秀劲坚实、萧散逸宕、妙趣横生;石雄奇秀逸、丑怪苍润、百状千态。这些都构成了郑燮秀劲挺拔、生动活泼的总体画风。
郑燮自幼日光月影、纸窗粉壁中学画兰竹,自称“无所师承”。初到扬州卖画时,扩大了眼界,意识到自己过去只是做到形似,远不能同石涛的神似相比。雍正年间游庐山后更认识到八大山人简笔写意画的高妙所在。郑燮从师法自然开始,又继承和发扬了石涛、八大山敢于创新、不拘成法的优良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手法。
郑燮根据自己的绘画实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绘画理论。例如,他提出了“胸无成竹”说、“学三抛七”说、“不立一格”说、“先大后小”说,等等。这些是对从顾恺之到石涛的绘画理论的重要发展,至今仍对绘画创作者有着启发、指导意义。
郑燮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将自己的书体分为“六分半书”,人们则称之为“板桥体”。这种书体在笔法上以八分为主,糅合楷、行、草、篆及画兰竹之法,方笔、圆笔、渴笔、蹲笔变化自如,中锋、侧锋、衄锋恰到好处。在字的结体上,着力于横向,多呈扁形,由重心辐射于四方,显得潇洒新颖,览之无尽。在布局上,具有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整体感。一幅当中,虽然大、小、方、圆及各种不规则形状千变万化,但安排得错落有致,乱中有序,违而不犯,气垫连贯,通篇浑然一体。
人们历年对板桥书体评价很高。与他同时代的金农说:“兴化郑进士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近人邓拓说:“它不止流行于当时,二百年来都一直很流行,历久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康、杨虽看不惯板桥体的“怪”,但毕竟看到了他对传统书法的革新,诚如郑燮自己所说:“蹊径一新,卓然名家。”
同画论一样,郑燮书论亦不乏灼见。从蔡邕、锺繇、王羲之到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郑燮都作过评论。清代前期的书坛重帖学而轻碑学,统治者提倡乌、光、方的馆阁体,束缚了书家的艺术个性。郑燮溯源开流,博采众美,推重汉碑,大胆革新,使书坛出现新的生机。
郑燮在文学艺术上领域里的建树,不仅表现在诗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及理论上,还表现在他对这三者的结合上。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
微观方面,郑燮以书入画,以画入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将“书之关纽透入于画”,用焦笔挥毫,使兰枝、竹叶酷似草书中的竖长撇法,精湛的书法用笔与画兰、竹的技巧融为一体。又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从自然界千姿百态的形象中悟出书法意象,竖横撇点常似竹枝、兰叶,使书法作品亦具有画作美感。诚如清人蒋士铨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资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 郑燮诗中充满画意,如《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之一:“百六十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舟子搦篙撑不得,红粉照人娇可怜。”寥寥数笔,刻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动静交织、生机勃勃的水乡风光图。绿色的荷叶,红色的莲花,白色的鱼鳞,褐色的水鸭,色彩配备得如此巧妙,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中也有诗。我们观赏郑燮笔下顶天立地的柱石、傲然迎风的兰竹,仿佛听到一曲《正气歌》。
宏观方面,郑燮常将诗、书、画加上印章统一在一幅纸上。如他70岁时画了一幅《竹石图》,一块巨石顶天立地,数竿瘦竹几乎撑破画面。右上角空白处题诗一首:“七十老人画竹石,石更凌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笔非凡,挺挺千寻之壁立。乾隆癸未,板桥郑燮。”下揿两方名号印。画幅右下方空白处又押上“歌吹古扬州”闲章一方。这位老人颠沛了一辈子,不向各种恶势力低头,仍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诗题得整整斜斜,大大小小,或在峰峦之上,代之以皴法;或在竹竿之间,使画连成一片;或在兰花丛中,衬托出花更繁,叶更茂。画上题诗,宋元即首,并非郑燮始创,但如郑燮之妙,实不多见,妙就妙在各类艺术高度统一。如果这诗不是题在兰竹石图上,而是题在山水、仕女图上,就必须很不相称。如果不用“六分半书”,而用颜、柳之体或金农“漆书”,虽画再好,字再佳,亦必很不协调。在郑燮笔下,诗情、画意、书法、印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郑燮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核心是一个“怪”字。所谓怪,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对传统的反叛,用郑板桥写给韩镐的一副对联来表述就是“领异标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艺术上的怪,又通在政治思想上的怪;政治思想上的怪,则表现在对封建正统的抗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郑燮早年游北京就喜欢放言高论,品评人物,被人称为“狂”。他认为臧获、婢妾、舆台、皂隶等底层人民也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应与富贵人家一律平等。他大声疾呼:“王候将相岂有种乎!”被统治者奉为政治思想正宗的程朱理学,郑燮认为“只合闲时用着,忙是用不着”。在山东为官时,公开揭露官场黑暗,灾荒之年开仓放赈,终因与当道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他晚年画了一块苍石,题诗道:“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似泰山尊。千秋纵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门。”充分表现了他同封建正统观念斗争到底、绝不动摇的气概。
郑燮的民本思想同前人比起来,又进了一步。他说:“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又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末也。”此论未免过于贬低知识分子,但如此看重农民、工人、商人的社会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燮反抗传统,极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他曾借笼中养鸟、发系蜻蜓、线缚螃蟹等事大发议论,批评“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的做法,提出“万物之性人为贵”。他的泼墨写意兰竹石画都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作为主题。书法本来更是很难变化创新的,但到郑燮手中,六书也几乎冲垮。诗文更是直抒胸臆,提出“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在这里,已迸发出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郑燮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同时,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位。
第2个回答 2007-05-04
郑燮(1693—1766),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作七品县官。兼擅诗、词、曲、文、联、印、书、画,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以“诗书画三绝”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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