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的青年伍修权

一、辛亥革命断了伍家生计，书吏之子求学路上备尝艰辛
伍修权（ 1 9 0 8 — 1 9 9 7年），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昌。他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庭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面做事，专做抄抄写写文书一类的工作，虽然收入有限，但吃的是“皇粮”，一家人衣食有靠，一度达到了小康之家的水平。可好景不长，就在伍修权三岁时，他的故乡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间湖广总督衙门不复存在，伍家的两位书吏也自然丢了差使，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被切断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这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对伍家这样依附于旧体制维持生计的家庭而言，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一下子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伍修权的祖父在贫病之中黯然去世，父亲到处求职却四处碰壁，全家人只得靠糊火柴盒等手工活来谋生。伍修权有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四，从小他就跟着几个哥哥在长江边拣菜叶薯根，在蛇山上拣拾煤渣柴枝。他家的邻居，大都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贩等下层劳动者，其子弟也就成了伍修权的童年伙伴。正是这一切，才为伍修权此后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从而打下了最初的“阶级基础”。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言，由辛亥革命引起的的家境衰落，“却从另一个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些意外的好处，可以说是‘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在这里得到的现实教育，大大有助于自己后来的投身革命。”
由于家境贫寒， 孩子又多，伍修权吃饭穿衣都不容易，想受教育更是困难重重。直到1920年他12岁时，还只能在家中帮忙做些杂活补贴家用。不过他也不能算毫无文化，毕竟父辈是书吏出身，也算是读书人，虽然不能教给伍修权现代知识，却也让他基本识字，能背上几段“子曰诗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一些热心人士为了普及教育和唤起民众，开始面向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弟办学，武昌城里也开办了一个不收学费的“单级学校”。伍修权从邻居家的小伙伴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去参加了报名，老师见他已经基本识字，又见他的年龄个头远在其他儿童之上，就让他直接插进小学二年级，伍修权也总算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这个武昌重镇的小学校和今天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校相比，恐怕都要逊色许多。所谓学校，不过是一间教室，一个老师给四个年级一共四十多名学生轮留讲课而已。条件虽然简陋，伍修权却依然学得十分起劲，由于这种特殊的教学模式，他可以在那儿同时同地听到几个不同年级的课，学习效率倍增，当年就跳入了初小三年级。正当伍修权发奋读书之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所挂靠在武昌高等师范小学名下的“单级学校”，在办了一年半之后，因为经费短缺和支持不力等等原因不得不停止办学，伍修权又面临着失学的命运。所谓天助自助者，由于他入学后一直勤奋学习并名列前茅，老师对他格外器重，在单级学校停办之时，帮他疏通了有关方面，让他进入了同样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并且插入初小四年级继续读书，伍修权才得以继续求学。
由于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校方规定每个学生必须穿统一的校服。这一件小小的校服却难坏了伍家，连吃饭都时常断顿，哪有余钱为他添置校服呢？经过再三的请求和老师的同情谅解，学校在免收学费之后，又破例允许他不穿校服上学。于是，伍修权每天穿着家常的旧布衫，背着自制的小书包，走在了整齐划一的学生队伍里。由于衣服的关系，听课时他不得不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列队出操又照例站在排尾，到哪儿都是一个突出的目标，不断地承受不时袭来的讥讽和嘲笑。这时的伍修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懵懂少年，周围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他懂得，一个人要自立并受到他人尊重，并不在于他的衣着外表，而是在于他的品行和学识。面子上的不好受逼出了骨子里的自尊心，使他形成了更强的上进心，穿着上不如别人，学业上却要高于别人。由于伍修权的刻苦努力和他待人接物的谦虚诚恳，使他很快赢得了周围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好感，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在高师附小的三年学习。
二、十四岁少年幸遇恩师，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他的入团介绍人
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伍修权在高师附小升到了高小五年级。就在这一年，伍修权的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二十五六的年纪，生得方方正正，浓眉大眼，对人满面春风，又透出一股正气，一见面就让伍修权觉得可敬可亲。这位老师到班里不久，就注意到了班上从个头到学业都高出别人一头的伍修权，经常和他交谈，相互间很快熟悉起来，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位老师，就是伍修权思想上的启蒙者和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中共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陈潭秋。当时，陈潭秋以学校教师为职业掩护，一面领导湖北地区党的工作，一面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语文和历史等重要课程，还是与学生关系密切的级任老师，相当于今天学校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陈潭秋不断地将许多的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在讲解革命理论的时候，他善于联系实际，又不超出讲课的范围，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到他要讲的课题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讲的道理既新鲜又深刻，语言又很生动和浅显，对于伍修权这样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来说，无异是在革命知识的荒漠上，浇洒下一阵阵甘霖，在正待开发的处女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种子。伍修权由于自己所处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正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公现象感到不可理解，听了陈老师的讲课和言谈，思想上的重重迷雾渐渐被拨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潭秋又组织伍修权等年龄较大又积极上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为失学的工人子弟扫盲识字，同时对学生家长和工人家庭进行社会调查，使伍修权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了劳动人民和无产者的生活状况，从而启发和提高了他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观念。在此基础上，陈潭秋又让伍修权等开始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使他们由普通的学生，渐渐变为一个个初具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1923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党组织决定将15岁的伍修权和另外二名同学吸收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和当时武汉团组织的负责人何恐作为他们的介绍人。入团的仪式不比今天，既没有激昂的大会宣誓，也没有洪亮的集体歌唱，只是下课以后，在一间小屋子里，由陈潭秋庄严而低沉地通知伍修权等三名学生，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同意他们成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随后，他和何恐同志为伍修权等讲解了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和今后的工作等等，同时决定由伍修权和另两名一起入团的同学，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并指定伍修权为第一任小组长。仪式虽然简单，意义却非比寻常，它可以说是伍修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天起，伍修权正式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共产党被简写为“CP”，共青团则简写为“CY”。
伍修权无疑成了当时武汉地区第一批，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CY”成员。
三、中秋之夜离乡北上，初一学生跻身苏俄大学堂
1925年的秋天，伍修权刚刚完成了高师附中第一年的学习。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伍修权路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钱介磐老师家门口，钱老师远远地就迎上来叫住他，告诉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原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专门为中国培训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以进一步帮助和支援中国革命，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已经筹建就绪，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的党组织，选派一批年轻的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指定地点集中，然后集体赴苏学习。湖北的党组织遵照中央的通知，对所属的党、团员和青年骨干一一作了研究，确定了伍修权和其他一批同志作为赴苏学习的人选。听到这个消息后，伍修权欣喜若狂，红色首都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能够到那里学习，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立即向钱老师表达了愿意赴苏留学的意向。
按照中央规定，各地赴苏人员一律到上海集中待命，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有限，去上海的路费及个人行装只能各人自筹解决，这又成了伍家的大难题。虽然全家人对伍修权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异常高兴，可是家无余粮，生活尚且困难，更别说为伍修权整置长途旅行的路费和行装了。正当伍修权无计可施近于绝望之时，恩师和同窗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伍修权的小学老师张朗轩先生为他送来了多年的积蓄四十元大洋，解决了他的路费和行装问题，同学何立人将自己的一件呢大衣送给了他，帮他抵御了横渡日本海和跨越西伯利亚的一路风寒，其他师友也都用各种方式对他表示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伍修权得以顺利成行。1925年的中秋之夜，伍家举行了一个多年来最丰富的家宴为伍修权饯行，父亲破天荒地割回了一点肉，打了二两酒，母亲还为他做了一盘炒鸡蛋。吃完团圆饭，父亲和三个哥哥将他送上了东去的轮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他们最后的诀别，不等伍修权重回故乡，他的父亲和三位兄长就在贫病之中相继辞世了。伍修权重回故乡与母亲团聚，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当年10月28日，伍修权和同志们乘上一艘驶往苏联的煤船，到达远东的海参崴后，换乘火车用两周的时间到达了革命圣地莫斯科，在那里苏联政府为这些中国革命者提供了相当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当时的中山大学面临大街，附近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高达数层的宽大楼房，有宿舍、教室、小吃部和办公用房，还有专门的俱乐部，校内设有面积宽阔的大广场，有专门从瑞典请来的体育教员带领学生做早操，学校南端还建有一个小花园，供教师和学生们课余散步聊天。到校不久，校方就请来了裁缝为每个中国学员量身制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等日常着装，然后分编班级，发放了学生证，每人每个月还能领到十个卢布的零用钱。于是，伍修权这个在国内衣着寒酸坐在教室角落里饿着肚子听课的穷小子，一下子变成了西装革履享受当时一流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
中山大学根据中国学员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每班约二十多人。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英语较好的则编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语上课。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在班上伍修权的年龄最小、文化程度最低，别的同学多是大学文化，至少也是高中，只有他一人刚刚上完初一。由于伍修权的勤奋好学，他这个小小的初中生进步很快，整体成绩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居于中等，超过了许多基础比他扎实的同志，俄语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尤其突出。在中大学习，要听懂教授的讲课，学好俄语是一个先决条件，伍修权在俄语学习上也下了很大的心思。当时同学中只有一本刘泽荣先生编写的俄语语法，伍修权一回宿舍就争着看，把那些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等，都背得烂熟。为了学习单词，伍修权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所接触到的新单词都抄到小本子上，将它们反复记熟，背熟后再把这一批去掉，换上新的不熟的单词，再反复背，如此不断反复，词汇量得到了迅速提高。此外，伍修权还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俄语的听说，通过实际使用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如此一来，伍修权的俄语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提高，不通过翻译也能大致听明白教员的授课了。在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上，由于伍修权平时对这一学科很感兴趣，阅读了许多教材和辅导材料，加上他的俄语水平不凡，同学们一致推荐由他来担任翻译。在课堂上，伍修权流利而准确地翻译和讲解了教员的论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反革命政变阴云起，文秀才变武将军
1927年，伍修权来到中大学习已经快两年了，正当他要结束在中大的学业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为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抗，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来回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激烈的斗争中，党深感军事人才的不足，于是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学校，为新生的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正当伍修权为不能回国参加斗争而焦虑不安时，校方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伍修权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按照伍修权的条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不同的军兵种及其学科，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和海、空军等等，都可以自由报名应试。他考虑到国内的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其他兵种虽然都比步兵潇洒和轻松，但只有靠两条腿走路的步兵才最适合国内斗争的需要，于是决定学习步兵。
伍修权来苏联之前只是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这两年虽然学了不少马列理论，但对当兵打仗还根本摸不着头脑，于是他决心从头学起，报考专门训练初级军事指挥员的莫斯科步兵学校。校方将伍修权等十一名应考合格的原中山大学学生编成一个单独的中国班，他们成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步校位于莫斯科郊外，利用的是沙皇时代就存在的军校旧址，这里的环境和中山大学很不相同，校舍完全是兵营式的建筑，设有各种训练器械和室内运动场。学员宿舍也完全是基层连队的风格，每间宿舍安排三十多人同时居住，正好是一个排的建制，每人一张木床一个小柜，还设有集体的枪架。到了步校，伍修权就换下了他那一身西装革履的学者打扮，夏天穿的是套头式的士兵单衣，冬季是拖到脚面的粗呢军大衣和高达膝盖的毡靴，完全成了一个苏军普通战士的模样。
步校的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和部队完全一样，每天很早起床出操跑步，吃过早餐就上课，一上就是五个小时，上午的操课全部结束后才吃午饭，午休后又是三小时的操课，晚上是自习时间，除了各自温习功课、整理笔记和阅读有关书籍，有时还得去听教员辅导。对伍修权来说，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刻板，却有十分丰富、充实的内容，让他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获与长进，因此学习的劲头始终不减。步校有许多课程不在室内而是在室外进行，比如队列训练、射击投弹、地形学等等，对学员的体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这可难不倒伍修权，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身为穷人的子弟，长期的劳动锻炼出了他强健的体魄，在国内上学时他就是学校运动会上从不缺阵的运动员，曾经在一次运动会上几乎包揽同一年龄组的全部冠军，被同学称为“台炮”，野外的风雨对于伍修权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苏联军队那时依然重视骑兵，步校的学生也要学习骑术。俗话说“北人善马，南人善舟”，伍修权这个长江边上长大的青年连马都见得不多，要想学会骑马，难度可想而知。可伍修权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在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之后，他不但能够用双手驾御战马，还能用两腿夹住马肚，在马上自如地射击和劈刺，成了技艺精湛的骑手。
冬夏两季，伍修权要和其他战友一起到郊外参加野营训练和攻防演习。夏天，他们要自己搭帐篷，住在户外；冬天，更是要经受俄罗斯零下几十度严寒的考验。伍修权常常头戴只露出面部的毡帽，穿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和沉重的高筒皮靴，在深达一两尺的积雪中摸爬滚打，前进时一步一个深坑，每一步都迈得十分艰难。在剧烈的运动中，一方面外面寒风刮面痛如刀割，另一方面体内又热得如同火烧。这种异乎寻常的锻炼，帮助伍修权适应了各种气候和环境，培养了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为以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异国佳人留不住中国青年，从伯力到江西万里赴戎机
到了1929年，伍修权在莫斯科步校已经渡过了两年的学习时光，这年10月，东北的张学良和苏联军队发生了边界冲突，即“中东路事件”，苏军急需一批中文翻译随军出征，就到莫斯科步校挑选了十名中国同志，伍修权也在其中。战事结束后，伍修权又被分配到苏联远东保卫局，成了一名专职的翻译。在那里，伍修权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联共（布）党，获得了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当时远东地区有不少华侨，大多是农民，俄语水平不高，苏联政府十分需要汉语翻译协助进行管理，而伍修权受过专业的教育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又积极肯干，因此深受保卫局领导的器重。为了做好当地华侨的工作，当地办了一份中文报纸，经常请伍修权将苏联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军政机关的文件公告译成中文在报纸上发表，有的还汇编成小册子出版并分发给华侨阅读。伍修权笔译技能娴熟，下笔速度很快，有时一个周末就能译出一万多字，一经发表，就能拿到相应的稿费。当时伍修权手头可是相当的宽裕，加上开支不大，很快就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存款，还经常拿出稿费请周围的同志下馆子，吃羊肉串。要知道那时苏联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活还很艰难，一天只有午餐时才能在白菜汤里见一点肉丁，下馆子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可是件很奢侈的事。
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伍修权不但经济上非常“小康”，爱情女神对他也十分眷顾。在不少苏联姑娘的眼里，来自中国的青年是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潇洒又颇有修养，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青年娶了当地的姑娘安居乐业以致乐不思“蜀”。在莫斯科步校学习期间，步校医务室一名叫“卡佳”的护士姑娘对他颇有好感，常常去找他。由于伍修权的俄文名字是“彼契可夫”，人们就开玩笑地将两人的名字合起来，叫他们“彼契卡佳”。护士姑娘欣然接受，伍修权却没有表态，后来他奉命调到远东，这份感情也就没了下文。到远东保卫局后，单位的一位女共青团员又相中了他，几次对他进行暗示，伍修权却总是装作没有理解对方的好意，没有进行回应。后来，保卫局的领导为了让他在当地扎下根来，安心工作，也一再动员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主动为他当起了红娘。
安逸的生活并不能让伍修权平静下来，在苏联生活得越久，他对祖国的思念也越急切，渴望回国参加斗争的意愿日夜萦绕在他心头。他正是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时候，成天坐办公室，啃黄油面包可不是他的理想，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去，和同志们并肩战斗。他把自己的想法试探性地向保卫局的领导提了几次，保卫局的领导哪里肯放走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对他说共产党员都是国际主义者，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局里的工作十分重要，不必非回中国不可。几次碰壁之后，伍修权决心绕过远东保卫局，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求助。但是，怎么才能获得领导的同意，到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去呢，情急之下，伍修权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他对远东保卫局的领导撒了个小谎，说他在莫斯科有个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顺便动员她来远东，在这里定居下来。领导一听，大为满意，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还帮他解决了从远东首府伯力去莫斯科的车票，开出了招待所的介绍信，并特批了一笔路费。伍修权心中暗喜，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他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个人物品，连自己那笔不菲的存款也没动，只身赶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伍修权马上和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代表团负责同志的协助下，伍修权回国的要求终于被苏方接受，准备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回国。
当时从苏联秘密回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绕道欧洲，搭乘远洋客轮回国，二是在海参崴搭苏联货轮从海路直达上海或者大连等中国港口。这两条线路虽然相对安全，却路费昂贵，耗时费力。第三条是通过中苏边境秘密越境，这条路最为便捷，却也最为危险，伍修权回国心切，就选择了这一方式。一个黄昏，伍修权换上一身黑色的中式衣裤，将作为路费的美钞和中国纸币用一条围腰布卷起缠在腰间，登上一辆马车，在秘密交通员的掩护下，向边境驶去。快过国境线时，一个土岗子上的碉堡里传来了一声吼：“什么人？”那是中国军阀部队的哨兵在问话。赶车的交通员非常轻松地回答道：“老毛子！”那时，边界两侧的居民常在两国间来回做工或者倒腾买卖，哨兵见得多了，往往懒得一一盘问，伍修权只听得碉堡里传来了几声懒洋洋的咕噜声，却没有人露面，马车毫不减速，转眼就把边境哨所甩在了后面。充满危险的国境线，由于白军哨兵的马虎松懈，让伍修权顺利通过了。伍修权赶到了满洲里的火车站，乘火车到达营口，又从营口搭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准备在指定的地点等待组织的下一步安排。
可是到达上海后，伍修权在预先指定的旅馆内，等了接近一个月也没有同志来接头。原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刚刚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供出了我党的大量机密，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和牺牲，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间难以恢复正常工作，伍修权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从万里之外奔波回国，却一下子和党失去了联系，刚刚回国的欢欣鼓舞完全被焦灼和失望所代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权想来想去，只能咬着牙上街走走。这种做法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自己被捕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也有遇见同志的希望。一天晚上在南京路上，伍修权一边装作闲逛的游人，一边警惕地扫视着过往的人群，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眼帘，他发现了和他在远东地区共同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振亚！在通常的情况下，和街头碰见的熟人直接对接组织联系是十分危险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有些人昨天还是朋友和同志，今天就可能变成叛徒和敌人。但伍修权此时别无选择，凭借对张振亚的了解，他相信张振亚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他悄悄地走了过去，向张振亚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伍修权是幸运的，张振亚同志并没有暴露，而且还和组织保持着联系，他把伍修权的情况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在上级的安排下，伍修权离开上海坐船来到香港，一路辗转，穿越了闽西山区，最终到达了他万里奔波的目的地——中央苏区。
一到苏区，他这个经过苏联正规军校教育的军事人才，马上就发挥了作用。红军刚刚从白军手中缴获了一些马克沁重机枪，都是蒋介石花了大价钱从德国的兵工厂里买来的，这对连步枪数量都不够的红军而言可是火力强大的重武器。可是当时战士们对于这种新装备的使用和维修，还一无所知，只能看着这四个人才能扛动的大家伙干瞪眼。伍修权到了以后，稍稍摆弄了几下，马上让这些重机枪喷射出了密集的弹雨，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让战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快，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就发现了这个人才，亲自点将，挑选伍修权做教员，为红军学校的学员们讲解射击学原理。就这样，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伍修权回到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为他传奇的革命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