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9-02-12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写作】
后记：我也愿意谢谢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事有意的（也是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我说：“你写之前得先想想，想清楚再写呀。李笠翁说，要袖手于前，才能疾书于后哪！”（《云致秋行状》）
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千世界。”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
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徐卓人《永远的汪曾祺》）
【汪曾祺】
重印后记：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
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
----------------------------------
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邓友梅《漫忆汪曾祺》）
-----------------------------------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 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现世清醒到极至的一种反悖。他在赠我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扉页上题词：“我并不在葫芦里，卓人以为如何？”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葫芦，葫芦里蜷着一个打着瞌充的老头子！他自己也写道：“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汪曾祺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萎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汪曾祺当然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去进行这种暗示与提示的，他完全是沉浸在人物里表现人物的。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写的《沈从文的寂寞》，他感叹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多年来不被理解。他引用沈先生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而他自己的散文里一再提到屈原，也不是偶然的。
最可敬是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千世界。”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早在40年代，他的《落魄》、《鸡鸭名家》、《老鲁》、《职业》等作品，无不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已明显表现了他人道主义的基本主题。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中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他甚至相信，美育，可以医治民族创伤，他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与他的老师一样，他有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永远诚实的赞颂的感情。看似冷静如水，其实灼烈如火。
不仿引用北京作家凸凹的一段话：“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侯，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
汪曾祺的美，美在和谐。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求平实，不矫情。这个性情中人，深深爱着生活，对生活有一种宁让它负我、我不负它的痴迷，通俗说法：“随遇而安”。散文《午门》中，记述了他夜晚独自站在午门下面的广大的石坪上万籁惧寂满天繁星的况味：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
所以，在右派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汪曾祺照例会成为“喷波尔多液的能手”，还居然奉命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以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这《图谱》 是“神仙过的日子”，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 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的这种大平和心，使他变成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与天地人达成了最为相宜的默契。他认为《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 曾皙（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暮春，春服既然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他在《〈戏联选萃〉序》中，颇欣赏贵阳江南会馆戏台的对联：“化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楼更鼓，好缓缓归。”“这样的对看戏无功利态度，这种曾点式的对生活的无追求的追求，乃是儒家正宗。”所以，他对生活才有这样亲切的态度。他的《故乡的食物》系列及《四方食事》系列让人毫不怀疑他是个“美食家”，几乎是所有吃过的和没有吃过的，一经他说，全成了美食。他的最后一篇遗稿，也是为即将写而未写成的《旅食集》的题记，这篇题记的末尾写道：“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是的，活着就是山，是水，是阳光，是空气，是天上的云，是地上的泥土。物我同在，江山共适，这才是至善至美。 （徐卓人《永远的汪曾祺》）
【诗】
陶渊明《拟挽歌辞》：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可爱、惬意啊】
房间前面有一个狭小的天井，后楼的二三层和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我因此给这两间屋起了一个室名：听水斋。（《星期天》）
他爱喝一口酒。不多，最多二两。他在家不喝。家里不预备酒，免得老想喝。在小铺里喝。不就菜，抽关东烟就酒。这有个名目，叫做“云彩酒”。（《讲用》）
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收字纸的老人》）
【惜字】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写作】
后记：我也愿意谢谢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事有意的（也是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我说：“你写之前得先想想，想清楚再写呀。李笠翁说，要袖手于前，才能疾书于后哪！”（《云致秋行状》）
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千世界。”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
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徐卓人《永远的汪曾祺》）
【汪曾祺】
重印后记：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
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
----------------------------------
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邓友梅《漫忆汪曾祺》）
-----------------------------------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 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现世清醒到极至的一种反悖。他在赠我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扉页上题词：“我并不在葫芦里，卓人以为如何？”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葫芦，葫芦里蜷着一个打着瞌充的老头子！他自己也写道：“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汪曾祺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萎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汪曾祺当然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去进行这种暗示与提示的，他完全是沉浸在人物里表现人物的。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写的《沈从文的寂寞》，他感叹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多年来不被理解。他引用沈先生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而他自己的散文里一再提到屈原，也不是偶然的。
最可敬是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千世界。”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早在40年代，他的《落魄》、《鸡鸭名家》、《老鲁》、《职业》等作品，无不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已明显表现了他人道主义的基本主题。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中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他甚至相信，美育，可以医治民族创伤，他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与他的老师一样，他有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永远诚实的赞颂的感情。看似冷静如水，其实灼烈如火。
不仿引用北京作家凸凹的一段话：“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侯，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
汪曾祺的美，美在和谐。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求平实，不矫情。这个性情中人，深深爱着生活，对生活有一种宁让它负我、我不负它的痴迷，通俗说法：“随遇而安”。散文《午门》中，记述了他夜晚独自站在午门下面的广大的石坪上万籁惧寂满天繁星的况味：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
所以，在右派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汪曾祺照例会成为“喷波尔多液的能手”，还居然奉命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以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这《图谱》 是“神仙过的日子”，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 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的这种大平和心，使他变成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与天地人达成了最为相宜的默契。他认为《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 曾皙（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暮春，春服既然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他在《〈戏联选萃〉序》中，颇欣赏贵阳江南会馆戏台的对联：“化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楼更鼓，好缓缓归。”“这样的对看戏无功利态度，这种曾点式的对生活的无追求的追求，乃是儒家正宗。”所以，他对生活才有这样亲切的态度。他的《故乡的食物》系列及《四方食事》系列让人毫不怀疑他是个“美食家”，几乎是所有吃过的和没有吃过的，一经他说，全成了美食。他的最后一篇遗稿，也是为即将写而未写成的《旅食集》的题记，这篇题记的末尾写道：“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是的，活着就是山，是水，是阳光，是空气，是天上的云，是地上的泥土。物我同在，江山共适，这才是至善至美。 （徐卓人《永远的汪曾祺》）
【诗】
陶渊明《拟挽歌辞》：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可爱、惬意啊】
房间前面有一个狭小的天井，后楼的二三层和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我因此给这两间屋起了一个室名：听水斋。（《星期天》）
他爱喝一口酒。不多，最多二两。他在家不喝。家里不预备酒，免得老想喝。在小铺里喝。不就菜，抽关东烟就酒。这有个名目，叫做“云彩酒”。（《讲用》）
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收字纸的老人》）
【惜字】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