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萧公权先生的著述有：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经恺德林教授(George E．G．Catlin)介绍，由伦敦著名出版社出版，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宪政与民主》为其自1932年移讲清华大学起，1948年去国前为止，撰写了一系列分别发表于国内的著名报章与杂志上的政论文字，凡二十二篇；《中国政治思想史》，被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中国乡村》（英文），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人文学术奖”；《问学谏往录》，回忆录；《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英文）。其著述经其弟子汪荣祖先生辑成《萧公权全集》，计九册。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萧先生的代表作，传播广泛，常被用作大学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全书从先秦年间讲述到民国初年，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共分三部分：1）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2）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3）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
萧先生游走于于中西文化之间，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独到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既见异同，又论优劣，条分缕析，脉络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论述，全书娓娓道来，颇见功力，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经典，是在学术领域梳理和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系统性奠基著作。
纵观中国政治，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九四七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
对于部分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固有“民本”思想，萧先生以他所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指出了它与民主的区别。公权先生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萧先生并不局限于学院高墙内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论争，并用自己坚实的学养用平易的语言为民主自由背书：萧公权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不赞成当年国府所划定的中国政治发展须经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而主张立即实施宪政。
萧公权特别清楚地论述了：宪政本身就是训政的过程。不能在宪政之外求训政：“我再确切的声明，我对于张（佛泉）胡（适）两先生随时可以开始宪政的意见是同情的。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我们不能再蹈袭前人“训政论”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国人民的弱点。我们虽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却必须于实行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知识阶级应时时注意提高自己“参加政治的资格，以为一般后进民众的先趋和榜样”。（《宪政的条件》）“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从早年起，萧公权就对政治多元论下有很大功夫，并也卓有建树。他指出该理论把有关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的宪法保障这一古老的观念置于更广泛、积极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一元论者应该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虽然萧讨论的政治多元论后后来的政治学者达尔（Robert A. Dahl）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萧氏的更古典的略带张力的政治多元论述，更具有理论力量。
萧写作《政治多元论》固然与当时美国学术与政治热点相关，当时政治多元论恰好是美国政治理论界的重要话题，同时对于这位生于清末民初，曾热心阅读《民报》，并亲身参与五四运动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论来对比观照中国的现实政治，显然是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这种政治多元性对于缓解在美国宪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契机，对萧公权本人思想中的某种黑格尔色彩，是一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