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过程

在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玄学派融合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中国宋明理学，主张“自由意志”，强调内心修炼，强调人生观的主观性，认为不受科学规律的控制。张君劢强调思想是事实的源泉，精神变化决定物质变化。梁启超则认为情感驱动生活，是超越科学的绝对力量，"爱"和"美"被视为神圣且不受约束。他们否定了因果关系，认为历史由个人冲动主导，是少数政治家“自由意志”的产物，缺乏可寻的因果关系。

“科学”派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人生观应由科学支配，但他们的理论基础受到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质疑科学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吴稚晖提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认为人与动物无异，生活的目标仅限于基本需求。胡适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主义人生观”，主张从生物学角度理解人类历史，强调同情心和互助作为人生观的基础，认为人生观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

论战中，陈独秀通过《科学与人生观序》和《答张君劢与梁任公》等文章，揭示了论战的深层含义，对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强调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科学派与玄学派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困境，无法科学地解答人生观问题。陈独秀指出，物质世界的先在性决定了思想和历史的发展。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进一步指出，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因果关系和意志自由，以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他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虽然有区别，但都遵循客观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探索和运用。他强调人生观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提供科学的人生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