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她从呼兰逃出来，到死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里。中国少了一个家庭妇女或姨太太，多了一个流浪者，一个对自由的追逐者，一个在文学上做出独创性的作家。”
一身才华，却一生飘零。
呼兰河小城的生存环境封闭窒闷，死气沉沉，除了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和有二伯提及的“俄国毛子”这一出一进外，基本上是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小城物质生活原始落后, 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精神麻木又反过来加剧了小城生存空间的封闭落后。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呼兰小镇民众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简简单单的，他们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这就是农耕时期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横下一心的壮举和并不幽默的自嘲中蕴含着贫穷落后给予他们怎样沉重的辛酸。他们的生存方式是简单的，“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辈又一辈；他们的生活目的是简单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他们的人生理想是简单的，五岁的孩子都说长大了“开豆腐房”；他们的人生要求是简单的“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当然，他们也勤劳、纯朴、忍耐、善良，但如果这些品格一旦与愚昧、麻木、野蛮、迷信、保守等精神顽症联手，那么这些品格尤其是善良就会变得相当残酷相当可怕。这种变形的善良，使他们宽容一切丑恶而拒斥一切新生事物，胡家婆婆“为了她好”竟用愚昧的三步曲：毒打、跳大神、洗热水澡将健康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少年女子虐杀了；王大姑娘自己作主嫁给了冯歪嘴子，违背了“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于是乡邻们冒着严寒去“探访”、“作论”、“作传”、大兴舆论挞伐，结果王大姑娘在冷清的秋夜死了，善良的人们又用舌头将这个青年女子虐杀了。
该故事发生人间悲剧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她们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那些和她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善心”的婆婆、杨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们，而这些“吃人”的奴隶却“善心”洋溢，振振有词。封建落后思想摧残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灵魂。这再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精辟的判断：“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在无意识中成了害人者，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是他们毁灭了小团圆媳妇的“美”，是他们毁灭了王大姑娘的“爱” 。
萧红大书特书了晴雨时节“大泥坑”各种样态及其带给人们的种种“快乐”，它既能满足人们看热闹的眼福和吃些死猪死鸡的口福，又能满足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愉乐和谈资。试想如果没有它，小城的人们会失去多少乐趣而更显“寂寞” 。其实，它是小城人生原始状态的写真，“大泥坑实际上成了呼兰县城的标志和象征。”成了小城生活的一部分，它“象征着削弱国民进取、向上的精神魔障。”“跳大神”是东北早期普遍流行的一种文化习俗。
12岁的小团圆媳妇由于活泼开朗，婆家将她视为怪物，遵从“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的古训，进行残酷的规训。先是毒打，接着是“跳大神”，最后是一天连续洗三次“热水澡”。那些东家的婶子、西家的大娘等“善心”的“看客”给她撕下了衣服，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乐此不疲地狂喊着参与并欣赏这一壮举，小团圆媳妇真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些“看客”们 “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了，洗上三次，那可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热闹的人的心里，都满怀奥秘。”结果小团圆媳妇被活活烫死了。“看客们”津津乐道地欣赏“呼兰河”的各种景致。“大泥坑”的种种悲喜他们绕有兴致地看；妇女追打自己的孩子他们绕有兴致地看；跳井的、上吊的他们绕有兴致地看；卖麻花、卖豆腐的他们绕有兴致地看；冯歪嘴子的女人和小孩他们绕有兴致地看。
总之，“看”成了这些乡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娱乐方式以及传播流言绯闻的特有方式。他们不仅麻木地看着他人的命运，而且也麻木地看着自己的人生。“看客”的书写，标志着作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野蛮陋习上，而且挺进了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层，提示了这些人内在生命力的枯萎。“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呼兰河传》是国民灵魂的一曲挽唱。该小说旨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对民众精神的戕害，改造国民麻木的灵魂，因为萧红早就意识到“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那就是“病态的灵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萧红的《呼兰河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文化层面。该小说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主要有“大泥坑”、“跳大神”和“洗热水澡” 。这样的文化载体孕生了更具文化意味的主体——“看客”群体。尤其将主体与载体结合起来，更具有文化批判的历史厚度和哲学力度。
萧红曾对骆宾基说过一句话：“也许，每个人都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真面目都不知道。我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果然！在她离世几十年后，人们对她“绯闻”的咀嚼多于对她才华的关注；对她轶事的评判多于对她成就的崇仰。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象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后来祖父也病故，那个唯一给了她爱与温暖的人也离她而去了。
童年时代的萧红
14岁时，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王恩甲属于纨绔子弟，是个喜欢抽鸦片的瘾君子。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她想象不到自己出走的后果，求学之路举步维艰。1931年，困窘中的萧红回到老家，怒不可遏的父亲随即将其软禁。与之年龄相仿的姑姑和七婶非常同情萧红的遭遇，于深夜时帮她出逃。
随着天气日渐转冷，在哈尔滨流浪月余的萧红，为了不至冻毙街头，只得投靠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汪恩甲。
1932年春节，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协。当时萧红已经怀孕，还是遭到了遗弃。
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交不起租费，被汪恩甲留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为免于生产后被卖到妓院里的厄运，她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萧军、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
萧军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日后以作家身份成名。
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她充满苦楚与悲酸的一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由于萧红欠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
萧红后被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
出院后，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在《国际协报》副刊发表文章。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写出第一篇小说《弃儿》。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陆续发表了很多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从萧红情窦初开，到最后客死异乡，在萧红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与萧军同甘共苦的那几年。
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交付了房租，便囊空如洗，再没有多余的钱租被褥；在哈尔滨滴水成冰的冬天，他们用脸盆喝过水，整天就一起啃一块干粮。
食不果腹，三餐不继，“活着”成了最大的问题。饥寒交迫的两个人，互相取暖，他们性格上的，三观中的诸多矛盾，也都被暂时掩盖起来。
直到萧军找到家教的工作，两个人的手头宽裕了一些，就一起去下馆子喝羊汤吃猪头肉。
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934年11月初，两个人前往上海，结识鲁迅。不久，她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在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
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萧红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
那时，萧军也已成为一名实力派作家。按理，当生活的境况改善后，他们更应该举案齐眉，惺惺相惜。
但广阔新天地却让他们的裂痕不断加剧。
曾经，他是她的桃花源，也是她的避难所。她炽热的身体与灵魂，全部给予了他。他就像她在沙漠中跋涉的孤旅者，在濒死的边缘，遇到的一方绿洲。她啜饮，她吸附，就像一个渴爱的孩子，穷尽所有的贪恋。
但一个小女人，一个大男人的结合，弄得好，是我的光热温暖你的冰寒，以我的皎月一轮照彻你的无边黑暗；啮合得不好，就是南辕北辙，就是大相径庭。
更何况她不会若即若离，不懂适可而止。她生来就是一只飞蛾，遇到他，她倾其所有，全力以赴。
但是，当他需要的只是一条小溪的时候，你给他的浩瀚海洋会淹死他；当他要的是温良恭顺，你的桀骜不驯便成了他的心头刺。
最致命的是，那时他的暧昧之事不断传到她的耳朵里，导致他们的冲突不断，性格暴躁的萧军最后对她拳脚相加。
萧军晚年时坦承，当初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1936年7月，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萧红把自己在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在很多人看来未免匪夷所思。毕竟，那么多痛苦加诸一身，无论是萧军对她感情的背叛，还是她爱戴的人生导师鲁迅的逝去。
那段时光，也许是她生命中最宁静的时光了吧，没有颠沛流离，没有争吵打骂，人生的一切凄苦，都因为隔山隔水，因为暂时被阻挡在千里之外，也不那么令她感觉悲怆了。
在此期间，她昼夜不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诸多作品。
但随着两人的裂痕变成沟堑，各走各路便成必然。
两人在1938年4月初公开分手，但在分手时她已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可是，享受过温暖的人，就不能在极寒中多捱一天。
萧红和萧军分手后，将自己的另一次婚姻给了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端木蕻良。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端木身材瘦高，说话和声细语，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此前，在很多作家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
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不能比翼齐飞，哪怕过上踏实温暖，有人知疼知热的小日子也是好的；在没有拳脚相加，没有绝望的泪水相伴的小确幸里，和那个人在烟火气十足的生活中，白头到老也是好的。
1938年4月，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坦言：“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端木蕻良合影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并没有因此获得爱的救赎。
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为当战地记者，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其后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孩子即夭亡。
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香港沦陷，萧红同意他先撤离，他便抛下萧红，独自逃亡。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在逼仄破旧的陋屋中，在贫病交迫里，她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她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全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
1942年1月12日，久被宿疾困扰的萧红，渐感不支，求医心切的她被庸医误诊为喉癌而动了手术，术后的萧红不能饮食，无法说话，痛苦不堪。
1月18日，病情急遽恶化的萧红被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转入香港玛丽医院。
次日深夜，自感时日不多的她在一张纸片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2日，萧红带着无尽的怅恨离开人世。
萧红死后，她的一半骨灰埋在浅水湾，而另一半，则被端木蕻良买了一个花瓶，偷偷埋在西环半山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里。
1957年，萧红的骨灰被迁葬于广州的银河公墓。一生飘零，至死都未再回故乡。
在《呼兰河传》里，她写道：
这对那些挣扎于时代和命运最底层，最终又被悄无声息地毁灭的人们的喟叹，仿佛也是她短促而坎坷一生的写照。
人生的悲剧莫过两种，一种是命运悲剧，一种是性格悲剧。
前者，覆巢之下无完卵，被时代的洪流、社会的泥沙、家庭的阴霾所裹挟，所倾轧，直至被损害，被牺牲。
面对数次被抛弃的结局，就如萧红所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她曾无数次以孱弱之躯去抗争，但大多时候都是从一个虎穴跳入另一个泥潭。
一生多病，没钱看医生，没有固定地址、家庭和工作，辗转于出逃中，战乱里和不断的背弃里。
萧红曾和作家舒群在北京路过一家商店，她在童装橱窗前停留了下来，喃喃说起自己第一个孩子要是能活着，该多大了、多高了。
至于性格悲剧。有人说，“人缠不过自己的性格，常常在万籁俱寂时，在走投无路时，以刀铤与自己短兵相接。”
能战胜的，兵不血刃；战胜不了的，则受困于自己的“死穴”。自小就没有被爱眷顾过的孩子，一直让她汲汲于去寻求一份温暖，一束光亮，她不知疲倦地趋奔，朝着所有希望的方向，努力地去修补与疗愈生命中的那些缺失与暗疾，意图在乱世里和苦难中暂得栖身，容她不肯沉沦的倔强，赐她与常人一样的幸福。
但最后，她一次次铩羽而归，就像那个逐日的夸父，直至绝倒于途中。
她死于时代，死于际遇，死于庸医，也死于自己对生命，对自由，对爱的渴望。
“她从呼兰逃出来，到死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里。中国少了一个家庭妇女或姨太太，多了一个流浪者，一个对自由的追逐者，一个在文学上做出独创性的作家。”
1942年1月22日，76年前，她带着无尽的怅恨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