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4-03-31
欧洲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风潮。在此期间，涌现了大量介绍中国国情的著作，涵盖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多个领域。代表性著作包括门多萨的《中国大帝国史》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欧洲对“中国热”的崇拜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着手将其译介到欧洲。例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儒家典籍，1593年已将“四书”的主要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出来，并呈送给了罗马教皇。这标志着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成为一项持续的事业，体现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不倦热情以及欧洲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和需要。
另一方面，一些知名的欧洲思想家学者也对中国文化道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其中，莱布尼茨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不仅欣赏中国的“大同”思想，还将“二进制”与中国的阴阳思想进行对比。他还向即将从罗马到中国的传教士闵明我写了两封长信，询问了关于中国的30多个问题，显示出他对中国的极大兴趣。
此外，中国工艺美术品如瓷器、折扇、丝绸、漆器、茶叶等在欧洲广受欢迎，带有中国趣味的工艺品和器物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艺术方面，中国的绘画、建筑装饰、园林设计以及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都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画家瓦托曾画过一幅颇具中国画韵的《孤岛帆阴》，现藏于卢浮宫；慕尼黑英式公园中的“中国木塔”则可看做是对中国建筑风格的模仿与追捧。
欧洲“中国热”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长时间的客观条件累积和成熟为其奠定了基础。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到后来的“香瓷之路”，中国的商品不断西去，间接或直接地流入欧洲。《马可·波罗游记》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向欧洲人传达的都是关于中国正面而积极的信息。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大量的欧洲传教士来华，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可靠的渠道。
其次，天主教各会在华传教过程中产生的“礼仪之争”，促使在华传教士中的对立双方强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并在寄往欧洲的信件和报告以及其他著作中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用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罗马教廷的支持。这些著作引起欧洲各界人士的关注，对增进和加深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帮助极大。
然而，随着“礼仪之争”的加剧，罗马教廷强令中国教民禁止祭祖祭孔，导致中国统治者越发反感传教士传教，这导致了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同时，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公众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最终使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中国热”渐趋衰落。
尽管如此，18世纪的“中国热”在漫长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仍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然而，一个事物有兴盛就有衰亡，欧洲的“中国热”也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当十八世纪的中国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时，同时代的欧洲文明却正井喷般百花齐放：科学的突破层出不穷，新发现新发明引爆改变人类文明的“科技革命”。思想文化的巨人，也是群星灿烂，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席卷西方世界，一批批杰出人物，至今享尽后人膜拜敬仰。详情
欧洲对“中国热”的崇拜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着手将其译介到欧洲。例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儒家典籍，1593年已将“四书”的主要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出来，并呈送给了罗马教皇。这标志着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成为一项持续的事业，体现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不倦热情以及欧洲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和需要。
另一方面，一些知名的欧洲思想家学者也对中国文化道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其中，莱布尼茨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不仅欣赏中国的“大同”思想，还将“二进制”与中国的阴阳思想进行对比。他还向即将从罗马到中国的传教士闵明我写了两封长信，询问了关于中国的30多个问题，显示出他对中国的极大兴趣。
此外，中国工艺美术品如瓷器、折扇、丝绸、漆器、茶叶等在欧洲广受欢迎，带有中国趣味的工艺品和器物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艺术方面，中国的绘画、建筑装饰、园林设计以及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都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画家瓦托曾画过一幅颇具中国画韵的《孤岛帆阴》，现藏于卢浮宫；慕尼黑英式公园中的“中国木塔”则可看做是对中国建筑风格的模仿与追捧。
欧洲“中国热”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长时间的客观条件累积和成熟为其奠定了基础。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到后来的“香瓷之路”，中国的商品不断西去，间接或直接地流入欧洲。《马可·波罗游记》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向欧洲人传达的都是关于中国正面而积极的信息。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成熟，大量的欧洲传教士来华，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可靠的渠道。
其次，天主教各会在华传教过程中产生的“礼仪之争”，促使在华传教士中的对立双方强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并在寄往欧洲的信件和报告以及其他著作中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用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罗马教廷的支持。这些著作引起欧洲各界人士的关注，对增进和加深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帮助极大。
然而，随着“礼仪之争”的加剧，罗马教廷强令中国教民禁止祭祖祭孔，导致中国统治者越发反感传教士传教，这导致了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同时，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公众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最终使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中国热”渐趋衰落。
尽管如此，18世纪的“中国热”在漫长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仍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然而，一个事物有兴盛就有衰亡，欧洲的“中国热”也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当十八世纪的中国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时，同时代的欧洲文明却正井喷般百花齐放：科学的突破层出不穷，新发现新发明引爆改变人类文明的“科技革命”。思想文化的巨人，也是群星灿烂，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席卷西方世界，一批批杰出人物，至今享尽后人膜拜敬仰。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