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07
刘秀最会打仗还体现在逐步消灭群雄的战略战术中
昆阳大捷后，刘秀兄弟无论在汉军中还是在敌人那里，都赢得了超出其他任何人的威名。随着刘[插图]威名远扬，更始帝刘玄一伙觉得刘[插图]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了，于是借故杀掉了刘[插图]。
兄长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他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彰显出他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的毅力。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南征之中的刘秀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插图]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却暗自流泪，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对兄长的哀思。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此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插图]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插图]，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结果刘秀如愿以偿，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玄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去河北招抚，刘秀“持节北渡河”。这样，刘秀可以说是虎出牢笼，龙入大海。同时，他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虽然刘玄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身份，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刘玄还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所保留——没有给他配置兵马，粮草辎重更没有，史书上说刘秀“单车空节巡河北”。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留；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对于农民军，刘秀采取了分化、瓦解、收编为主的政策。当时，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军为“铜马”。刘秀击败铜马军后，将其收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还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秀终于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这时远在长安的更始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企图把他召回长安。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势力，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了这一意图，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应召入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改元“建武”，史称“后汉”。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称帝之后，刘秀投入到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并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战略战术，显示了他“会打仗”的本色。
明末清初史论家王夫之曾将光武统一天下与刘邦战胜项羽，做了有趣的对比，认为光武在开始时的处境比刘邦尤难。他说：“（光武）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而彭宠叛于幽州，五校尚横于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环绕于外，禹弗能制焉。郾、宛、堵乡、新野、宏农，近在咽颊之间，寇叛接迹，而相为牵制……刘永、张步、董宪、苏茂，横亘东方，为陈汝眉睫之患。隗嚣、公孙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论焉。”在这种情况下，先打谁，后攻谁，缓急轻重，需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估计和高明的选择。刘秀对艰难的时局是有足够的估计的，经过权衡之后，决定了较为正确而又可行的策略，这就是西和东攻、远交近攻的战略战术。即在关东地区，包括刘秀所控洛阳地区的北、南、东三个方向，皆取攻势，而对关中以西，暂取守势。“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在这一总战略方针下，刘秀随即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战术。
先说说刘秀的“西和”战略。刘秀仅派邓禹、冯异率少量军队先占据关中地区，然后基本采取守势。占据关中很重要。因为关中是汉都长安的所在地，控制了长安，有君临天下、取得继承大统地位的舆论上的重大意义，另外，占领长安，对洛阳也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西顾之忧。同时，刘秀对关中的夺取，也无疑在西部揳进一根钉子，向西、向南，既可守，又可攻，一待条件有利，立刻可以采取对陇右天水和巴蜀的凌厉攻势。但刘秀的西进适可而止，正如《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说：当时“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所以在进取关中以后，数年之内基本取守势。对陇右天水的割据政权隗嚣和巴蜀割据政权公孙述，皆采和策。刘秀曾对诸将声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一直到建武六年（30年），刘秀基本上已平定了关东群雄。
然而，刘秀对西方两大割据势力，虽总的趋势皆取和策，而又根据不同情况，在策略上区别对待。基本上，对隗嚣一边在最初几年，采取了在政治上拉拢、军事上联盟的政策。为了稳住隗嚣，刘秀甚至不惜在名义上承认隗氏政权与汉政权处于对等地位，史称“（建武）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在取得隗嚣共同对付巴蜀公孙述的联合行动后，刘秀更是对其进一步拉拢，几次写信以表示“恩礼愈笃”“慕乐德义，思相结纳”之意。这种笼络政策维持了至少有五六年，到公元30年，一方面刘秀羽翼已丰，“关东悉平”，他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西方；另一方面，刘秀也看出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 “终不为用”，乃决定改变策略，由“西和”改为“西攻”。而对于巴蜀的公孙述，刘秀则一开始就采取敌对的态度，只不过因为东方未平，暂时腾不出手来，因而只能对其进行一些小的防御性的遭遇战，比如建武三年（27年）由冯异在关中抵御公孙述东征的任满等军对江关（今四川奉节）的侵袭等。但直到建武十一年（35年）之前，基本方针仍是迫公孙述在巴蜀居于守势，而不是消灭这股割据势力。最后全国形势完全有利，实力绝对雄厚了，刘秀“得陇”方又“望蜀”。对于更西的窦融，刘秀则完全采取和的策略，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使窦融从后方牵制隗嚣和公孙述。
刘秀西和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他能够十分从容地解除东方“咽颊之间”的威胁和“眉睫之患”。然后，聚集整个东方的兵力物力，来西征偏处一隅的隗嚣和公孙述，终于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全功。南宋政论家陈亮对光武的这一套战略战术十分欣赏，评曰：“致之有术，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
再说说刘秀的“东攻”战略。刘秀的“东攻”也不是平均使用兵力，一成不变，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由于洛阳处于四战之地，南方南阳南郡地区的邓奉、延岑、秦丰、田戎，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北方的彭宠、张丰，无论哪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形成对刘秀政治中心的巨大威胁。这样，刘秀必须同时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三方的敌人。刘秀对关东群雄的战略，乃采取以洛阳河内为中心的全面扇形的攻击。从建武二年（26年）起，他同时派出了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军九万人以讨南阳邓奉，遣盖延率军五万人出击东方刘永、董宪，派大将朱祐、祭遵率军北讨彭宠、张丰。但在此扇形攻势作战中，其战争主力之使用，则依敌对势力之远近缓急轻重之程度不同，而适当灵活运用。比如，岑彭原负责征讨南郡秦丰，“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秦丰以余兵保黎丘（今湖北宜城）, “城中食且尽”，守兵不满千人。刘秀“以丰转弱”，立刻决断“令朱祐代彭守之”，而将岑彭主力大军调到更需要的夷陵（今湖北宜昌）战场去打击田戎。
刘秀在东方战场的扇形攻势取得成功，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主要还取决于刘秀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而其关键，则在于刘秀用人之得当和相互待之以诚。假如东、南、北三个战场上有一个方面发生较大的叛变，则扇形攻势立刻会全线失败，形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因此，刘秀高明战略战术之得以应用，首先决定于君臣之精诚配合，所谓“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
昆阳大捷后，刘秀兄弟无论在汉军中还是在敌人那里，都赢得了超出其他任何人的威名。随着刘[插图]威名远扬，更始帝刘玄一伙觉得刘[插图]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了，于是借故杀掉了刘[插图]。
兄长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他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彰显出他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的毅力。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南征之中的刘秀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插图]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却暗自流泪，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对兄长的哀思。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此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插图]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插图]，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结果刘秀如愿以偿，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玄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去河北招抚，刘秀“持节北渡河”。这样，刘秀可以说是虎出牢笼，龙入大海。同时，他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虽然刘玄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身份，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刘玄还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所保留——没有给他配置兵马，粮草辎重更没有，史书上说刘秀“单车空节巡河北”。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留；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对于农民军，刘秀采取了分化、瓦解、收编为主的政策。当时，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军为“铜马”。刘秀击败铜马军后，将其收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还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秀终于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这时远在长安的更始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企图把他召回长安。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势力，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了这一意图，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应召入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改元“建武”，史称“后汉”。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称帝之后，刘秀投入到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并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战略战术，显示了他“会打仗”的本色。
明末清初史论家王夫之曾将光武统一天下与刘邦战胜项羽，做了有趣的对比，认为光武在开始时的处境比刘邦尤难。他说：“（光武）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而彭宠叛于幽州，五校尚横于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环绕于外，禹弗能制焉。郾、宛、堵乡、新野、宏农，近在咽颊之间，寇叛接迹，而相为牵制……刘永、张步、董宪、苏茂，横亘东方，为陈汝眉睫之患。隗嚣、公孙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论焉。”在这种情况下，先打谁，后攻谁，缓急轻重，需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估计和高明的选择。刘秀对艰难的时局是有足够的估计的，经过权衡之后，决定了较为正确而又可行的策略，这就是西和东攻、远交近攻的战略战术。即在关东地区，包括刘秀所控洛阳地区的北、南、东三个方向，皆取攻势，而对关中以西，暂取守势。“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在这一总战略方针下，刘秀随即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战术。
先说说刘秀的“西和”战略。刘秀仅派邓禹、冯异率少量军队先占据关中地区，然后基本采取守势。占据关中很重要。因为关中是汉都长安的所在地，控制了长安，有君临天下、取得继承大统地位的舆论上的重大意义，另外，占领长安，对洛阳也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西顾之忧。同时，刘秀对关中的夺取，也无疑在西部揳进一根钉子，向西、向南，既可守，又可攻，一待条件有利，立刻可以采取对陇右天水和巴蜀的凌厉攻势。但刘秀的西进适可而止，正如《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说：当时“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所以在进取关中以后，数年之内基本取守势。对陇右天水的割据政权隗嚣和巴蜀割据政权公孙述，皆采和策。刘秀曾对诸将声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一直到建武六年（30年），刘秀基本上已平定了关东群雄。
然而，刘秀对西方两大割据势力，虽总的趋势皆取和策，而又根据不同情况，在策略上区别对待。基本上，对隗嚣一边在最初几年，采取了在政治上拉拢、军事上联盟的政策。为了稳住隗嚣，刘秀甚至不惜在名义上承认隗氏政权与汉政权处于对等地位，史称“（建武）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在取得隗嚣共同对付巴蜀公孙述的联合行动后，刘秀更是对其进一步拉拢，几次写信以表示“恩礼愈笃”“慕乐德义，思相结纳”之意。这种笼络政策维持了至少有五六年，到公元30年，一方面刘秀羽翼已丰，“关东悉平”，他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西方；另一方面，刘秀也看出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 “终不为用”，乃决定改变策略，由“西和”改为“西攻”。而对于巴蜀的公孙述，刘秀则一开始就采取敌对的态度，只不过因为东方未平，暂时腾不出手来，因而只能对其进行一些小的防御性的遭遇战，比如建武三年（27年）由冯异在关中抵御公孙述东征的任满等军对江关（今四川奉节）的侵袭等。但直到建武十一年（35年）之前，基本方针仍是迫公孙述在巴蜀居于守势，而不是消灭这股割据势力。最后全国形势完全有利，实力绝对雄厚了，刘秀“得陇”方又“望蜀”。对于更西的窦融，刘秀则完全采取和的策略，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使窦融从后方牵制隗嚣和公孙述。
刘秀西和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他能够十分从容地解除东方“咽颊之间”的威胁和“眉睫之患”。然后，聚集整个东方的兵力物力，来西征偏处一隅的隗嚣和公孙述，终于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全功。南宋政论家陈亮对光武的这一套战略战术十分欣赏，评曰：“致之有术，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
再说说刘秀的“东攻”战略。刘秀的“东攻”也不是平均使用兵力，一成不变，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由于洛阳处于四战之地，南方南阳南郡地区的邓奉、延岑、秦丰、田戎，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北方的彭宠、张丰，无论哪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形成对刘秀政治中心的巨大威胁。这样，刘秀必须同时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三方的敌人。刘秀对关东群雄的战略，乃采取以洛阳河内为中心的全面扇形的攻击。从建武二年（26年）起，他同时派出了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军九万人以讨南阳邓奉，遣盖延率军五万人出击东方刘永、董宪，派大将朱祐、祭遵率军北讨彭宠、张丰。但在此扇形攻势作战中，其战争主力之使用，则依敌对势力之远近缓急轻重之程度不同，而适当灵活运用。比如，岑彭原负责征讨南郡秦丰，“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秦丰以余兵保黎丘（今湖北宜城）, “城中食且尽”，守兵不满千人。刘秀“以丰转弱”，立刻决断“令朱祐代彭守之”，而将岑彭主力大军调到更需要的夷陵（今湖北宜昌）战场去打击田戎。
刘秀在东方战场的扇形攻势取得成功，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主要还取决于刘秀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而其关键，则在于刘秀用人之得当和相互待之以诚。假如东、南、北三个战场上有一个方面发生较大的叛变，则扇形攻势立刻会全线失败，形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因此，刘秀高明战略战术之得以应用，首先决定于君臣之精诚配合，所谓“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