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07
刘秀最会打仗还体现在逐步消灭群雄的战略战术中
昆阳大捷后,刘秀兄弟无论在汉军中还是在敌人那里,都赢得了超出其他任何人的威名。随着刘[插图]威名远扬,更始帝刘玄一伙觉得刘[插图]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了,于是借故杀掉了刘[插图]。
兄长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他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彰显出他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的毅力。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南征之中的刘秀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插图]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却暗自流泪,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对兄长的哀思。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此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插图]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插图],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结果刘秀如愿以偿,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玄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去河北招抚,刘秀“持节北渡河”。这样,刘秀可以说是虎出牢笼,龙入大海。同时,他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虽然刘玄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身份,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刘玄还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所保留——没有给他配置兵马,粮草辎重更没有,史书上说刘秀“单车空节巡河北”。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留;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对于农民军,刘秀采取了分化、瓦解、收编为主的政策。当时,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军为“铜马”。刘秀击败铜马军后,将其收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还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秀终于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这时远在长安的更始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企图把他召回长安。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势力,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了这一意图,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应召入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改元“建武”,史称“后汉”。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称帝之后,刘秀投入到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并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战略战术,显示了他“会打仗”的本色。
明末清初史论家王夫之曾将光武统一天下与刘邦战胜项羽,做了有趣的对比,认为光武在开始时的处境比刘邦尤难。他说:“(光武)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而彭宠叛于幽州,五校尚横于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环绕于外,禹弗能制焉。郾、宛、堵乡、新野、宏农,近在咽颊之间,寇叛接迹,而相为牵制……刘永、张步、董宪、苏茂,横亘东方,为陈汝眉睫之患。隗嚣、公孙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论焉。”在这种情况下,先打谁,后攻谁,缓急轻重,需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估计和高明的选择。刘秀对艰难的时局是有足够的估计的,经过权衡之后,决定了较为正确而又可行的策略,这就是西和东攻、远交近攻的战略战术。即在关东地区,包括刘秀所控洛阳地区的北、南、东三个方向,皆取攻势,而对关中以西,暂取守势。“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在这一总战略方针下,刘秀随即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战术。
先说说刘秀的“西和”战略。刘秀仅派邓禹、冯异率少量军队先占据关中地区,然后基本采取守势。占据关中很重要。因为关中是汉都长安的所在地,控制了长安,有君临天下、取得继承大统地位的舆论上的重大意义,另外,占领长安,对洛阳也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西顾之忧。同时,刘秀对关中的夺取,也无疑在西部揳进一根钉子,向西、向南,既可守,又可攻,一待条件有利,立刻可以采取对陇右天水和巴蜀的凌厉攻势。但刘秀的西进适可而止,正如《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说:当时“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所以在进取关中以后,数年之内基本取守势。对陇右天水的割据政权隗嚣和巴蜀割据政权公孙述,皆采和策。刘秀曾对诸将声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一直到建武六年(30年),刘秀基本上已平定了关东群雄。
然而,刘秀对西方两大割据势力,虽总的趋势皆取和策,而又根据不同情况,在策略上区别对待。基本上,对隗嚣一边在最初几年,采取了在政治上拉拢、军事上联盟的政策。为了稳住隗嚣,刘秀甚至不惜在名义上承认隗氏政权与汉政权处于对等地位,史称“(建武)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在取得隗嚣共同对付巴蜀公孙述的联合行动后,刘秀更是对其进一步拉拢,几次写信以表示“恩礼愈笃”“慕乐德义,思相结纳”之意。这种笼络政策维持了至少有五六年,到公元30年,一方面刘秀羽翼已丰,“关东悉平”,他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西方;另一方面,刘秀也看出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 “终不为用”,乃决定改变策略,由“西和”改为“西攻”。而对于巴蜀的公孙述,刘秀则一开始就采取敌对的态度,只不过因为东方未平,暂时腾不出手来,因而只能对其进行一些小的防御性的遭遇战,比如建武三年(27年)由冯异在关中抵御公孙述东征的任满等军对江关(今四川奉节)的侵袭等。但直到建武十一年(35年)之前,基本方针仍是迫公孙述在巴蜀居于守势,而不是消灭这股割据势力。最后全国形势完全有利,实力绝对雄厚了,刘秀“得陇”方又“望蜀”。对于更西的窦融,刘秀则完全采取和的策略,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使窦融从后方牵制隗嚣和公孙述。
刘秀西和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他能够十分从容地解除东方“咽颊之间”的威胁和“眉睫之患”。然后,聚集整个东方的兵力物力,来西征偏处一隅的隗嚣和公孙述,终于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全功。南宋政论家陈亮对光武的这一套战略战术十分欣赏,评曰:“致之有术,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
再说说刘秀的“东攻”战略。刘秀的“东攻”也不是平均使用兵力,一成不变,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由于洛阳处于四战之地,南方南阳南郡地区的邓奉、延岑、秦丰、田戎,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北方的彭宠、张丰,无论哪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形成对刘秀政治中心的巨大威胁。这样,刘秀必须同时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三方的敌人。刘秀对关东群雄的战略,乃采取以洛阳河内为中心的全面扇形的攻击。从建武二年(26年)起,他同时派出了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军九万人以讨南阳邓奉,遣盖延率军五万人出击东方刘永、董宪,派大将朱祐、祭遵率军北讨彭宠、张丰。但在此扇形攻势作战中,其战争主力之使用,则依敌对势力之远近缓急轻重之程度不同,而适当灵活运用。比如,岑彭原负责征讨南郡秦丰,“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秦丰以余兵保黎丘(今湖北宜城), “城中食且尽”,守兵不满千人。刘秀“以丰转弱”,立刻决断“令朱祐代彭守之”,而将岑彭主力大军调到更需要的夷陵(今湖北宜昌)战场去打击田戎。
刘秀在东方战场的扇形攻势取得成功,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主要还取决于刘秀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而其关键,则在于刘秀用人之得当和相互待之以诚。假如东、南、北三个战场上有一个方面发生较大的叛变,则扇形攻势立刻会全线失败,形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因此,刘秀高明战略战术之得以应用,首先决定于君臣之精诚配合,所谓“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
昆阳大捷后,刘秀兄弟无论在汉军中还是在敌人那里,都赢得了超出其他任何人的威名。随着刘[插图]威名远扬,更始帝刘玄一伙觉得刘[插图]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了,于是借故杀掉了刘[插图]。
兄长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他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彰显出他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的毅力。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南征之中的刘秀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插图]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却暗自流泪,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对兄长的哀思。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此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插图]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插图],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一定要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结果刘秀如愿以偿,更始元年(23年)十月,刘玄让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去河北招抚,刘秀“持节北渡河”。这样,刘秀可以说是虎出牢笼,龙入大海。同时,他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虽然刘玄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身份,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刘玄还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有所保留——没有给他配置兵马,粮草辎重更没有,史书上说刘秀“单车空节巡河北”。
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留;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对于农民军,刘秀采取了分化、瓦解、收编为主的政策。当时,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军为“铜马”。刘秀击败铜马军后,将其收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还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秀终于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这时远在长安的更始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企图把他召回长安。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势力,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了这一意图,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应召入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改元“建武”,史称“后汉”。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称帝之后,刘秀投入到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并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战略战术,显示了他“会打仗”的本色。
明末清初史论家王夫之曾将光武统一天下与刘邦战胜项羽,做了有趣的对比,认为光武在开始时的处境比刘邦尤难。他说:“(光武)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而彭宠叛于幽州,五校尚横于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环绕于外,禹弗能制焉。郾、宛、堵乡、新野、宏农,近在咽颊之间,寇叛接迹,而相为牵制……刘永、张步、董宪、苏茂,横亘东方,为陈汝眉睫之患。隗嚣、公孙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论焉。”在这种情况下,先打谁,后攻谁,缓急轻重,需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估计和高明的选择。刘秀对艰难的时局是有足够的估计的,经过权衡之后,决定了较为正确而又可行的策略,这就是西和东攻、远交近攻的战略战术。即在关东地区,包括刘秀所控洛阳地区的北、南、东三个方向,皆取攻势,而对关中以西,暂取守势。“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在这一总战略方针下,刘秀随即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战术。
先说说刘秀的“西和”战略。刘秀仅派邓禹、冯异率少量军队先占据关中地区,然后基本采取守势。占据关中很重要。因为关中是汉都长安的所在地,控制了长安,有君临天下、取得继承大统地位的舆论上的重大意义,另外,占领长安,对洛阳也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西顾之忧。同时,刘秀对关中的夺取,也无疑在西部揳进一根钉子,向西、向南,既可守,又可攻,一待条件有利,立刻可以采取对陇右天水和巴蜀的凌厉攻势。但刘秀的西进适可而止,正如《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说:当时“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所以在进取关中以后,数年之内基本取守势。对陇右天水的割据政权隗嚣和巴蜀割据政权公孙述,皆采和策。刘秀曾对诸将声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一直到建武六年(30年),刘秀基本上已平定了关东群雄。
然而,刘秀对西方两大割据势力,虽总的趋势皆取和策,而又根据不同情况,在策略上区别对待。基本上,对隗嚣一边在最初几年,采取了在政治上拉拢、军事上联盟的政策。为了稳住隗嚣,刘秀甚至不惜在名义上承认隗氏政权与汉政权处于对等地位,史称“(建武)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在取得隗嚣共同对付巴蜀公孙述的联合行动后,刘秀更是对其进一步拉拢,几次写信以表示“恩礼愈笃”“慕乐德义,思相结纳”之意。这种笼络政策维持了至少有五六年,到公元30年,一方面刘秀羽翼已丰,“关东悉平”,他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西方;另一方面,刘秀也看出隗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 “终不为用”,乃决定改变策略,由“西和”改为“西攻”。而对于巴蜀的公孙述,刘秀则一开始就采取敌对的态度,只不过因为东方未平,暂时腾不出手来,因而只能对其进行一些小的防御性的遭遇战,比如建武三年(27年)由冯异在关中抵御公孙述东征的任满等军对江关(今四川奉节)的侵袭等。但直到建武十一年(35年)之前,基本方针仍是迫公孙述在巴蜀居于守势,而不是消灭这股割据势力。最后全国形势完全有利,实力绝对雄厚了,刘秀“得陇”方又“望蜀”。对于更西的窦融,刘秀则完全采取和的策略,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使窦融从后方牵制隗嚣和公孙述。
刘秀西和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他能够十分从容地解除东方“咽颊之间”的威胁和“眉睫之患”。然后,聚集整个东方的兵力物力,来西征偏处一隅的隗嚣和公孙述,终于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全功。南宋政论家陈亮对光武的这一套战略战术十分欣赏,评曰:“致之有术,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
再说说刘秀的“东攻”战略。刘秀的“东攻”也不是平均使用兵力,一成不变,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由于洛阳处于四战之地,南方南阳南郡地区的邓奉、延岑、秦丰、田戎,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北方的彭宠、张丰,无论哪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形成对刘秀政治中心的巨大威胁。这样,刘秀必须同时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三方的敌人。刘秀对关东群雄的战略,乃采取以洛阳河内为中心的全面扇形的攻击。从建武二年(26年)起,他同时派出了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军九万人以讨南阳邓奉,遣盖延率军五万人出击东方刘永、董宪,派大将朱祐、祭遵率军北讨彭宠、张丰。但在此扇形攻势作战中,其战争主力之使用,则依敌对势力之远近缓急轻重之程度不同,而适当灵活运用。比如,岑彭原负责征讨南郡秦丰,“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秦丰以余兵保黎丘(今湖北宜城), “城中食且尽”,守兵不满千人。刘秀“以丰转弱”,立刻决断“令朱祐代彭守之”,而将岑彭主力大军调到更需要的夷陵(今湖北宜昌)战场去打击田戎。
刘秀在东方战场的扇形攻势取得成功,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主要还取决于刘秀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而其关键,则在于刘秀用人之得当和相互待之以诚。假如东、南、北三个战场上有一个方面发生较大的叛变,则扇形攻势立刻会全线失败,形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因此,刘秀高明战略战术之得以应用,首先决定于君臣之精诚配合,所谓“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