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963年至1965年，党中央决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召集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提出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1963年9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10条修正草案同原草案相比对形势估计严重了，认为阶级斗争十分严重。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中央发布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按《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并把“四清”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同时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公安厅成了“四清”运动的重点。因公安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出尽了风头。有权、有势、有成绩。虽然仅只是个厅级单位，但其地位却与众不同。特别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管理着劳改单位，生活自然要比其它厅局，甚至比省委、省政府都要强得多。在住房条件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同级的干部。因此，腐化、蜕化变质、多吃多占、吃劳改、甚至发展到后期什么“神秘主义”、“特权”等等问题都一拥而上，弄得人人自危。
自然，首当其冲的是厅处级领导。那些投机钻营，看风 使舵者终于又有了一次表演的机会。他们摸清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意图，拟借此次运动走马换将。于是第一冲击波就瞄准了那位平时被众星捧月，说一不二的厅长。在会上，当厅长亲耳听到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忽然间严厉指责自己，揭发自己的所谓蜕化变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搞特权、乱建房、吃劳改、狂妄自大、目无省委等问题时，他惊愕了，茫然了。由于他平时过分的自信和偏听偏信，孤高自傲，此时不仅毫无准备，就连个同情的帮手也没有。因此，在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就败下阵来。接下来的，自然就是劳改局长和警卫处长，劳改局管理着全省的劳改系统，警卫处管着重要的宾馆饭店，要弄倒他们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要彻底打掉老厅长的威风，就必须否定他在位时的业 绩，曹政也就被摆到了风口浪尖上。一时间，什么“多吃多占”、“用大米换警犬所的面”、“神秘主义”、“搞特权”等污水扑面而来。这段时间曹政一面忙于工作、一面还要应付这些人为的是是非非。但他生来的秉性就是你越说我不行，我就偏要给你搞出点名堂来。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解释，而是用加倍努力的工作和成绩来证实着自己。经工作组反复的调查，最终推翻了这些不实之词，但不知从哪里查出了在北京饭店有27元的账未付。于是由组织决定：退赔27元的所谓多吃多占款。北京饭店是一家面对公众的饭馆，但同时也是公安厅的情报据点，老板是位有名的民主人士，是曹政的老乡，彼此关系甚好，曹政一直是他心目中最敬佩的共产党破案专家。民间许多曹政的故事大多数出自于他之口。“四清”运动后，北京饭店与公安厅脱钩，彻头彻尾底变成了地方的饮食行业。
一些靠搞运动生存之人，总想搬开曹政这一拦在他们仕途前面的盘石。你不是破案专家吗?就在案子上找问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只要能抓住一失，不怕你不让开。这些用心者开始了巨大的工程，在万余件案件中挑骨头。人世间就是有些捉弄人的事，你越怕什么偏就来了什么。
思茅公安处报来一起持枪抢劫案，罪犯被当场抓获。罪犯作案使用的是一支“五四”式手枪，当枪号呈在曹政办公桌上时，这组号码怎么这样眼熟呢?他把技术室的同志叫来核对后证实，这支枪就是六年以前解放军驻宜良某部那位被杀害的司务长的枪。再查罪犯身份证及简历，他当时正好在那个部队服兵役。问题严重了，曹政亲自赶往思茅。在搜查罪犯家中物品时，发现一个虎头牌手电筒，因当时被杀害的那位司务长生前一直使用着一个虎头牌的手电筒，死后一直没有找到。这支被搜出的手电筒经痕检后，技侦人员在手电筒玻璃背面发现了一个污点，化验后证明是被杀害的司务长的血迹。在证据面前，罪犯不得不承认了杀害司务长的事实。在侦查员的押解下，罪犯交出了另一支，也就是杀害司务长的“五四”式手枪。这支枪是他在军区给首长当警卫员时偷走的。此时真相大白，曹政立即将案情通报省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也通报了昆明军区。但遗憾的是，被宜良县公安局关押的两名所谓“案犯”，嫌疑人先后都死于牢中。这样一个结果，好似一颗“炸弹”令曹政心中隐隐作痛。虽然此案与省公安厅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全省刑侦之首，他还是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军区保卫部王部长对此事深表歉意，并表示部队应承担责任。事后，曹政在总结中说道：“搞刑侦的，谁都不能轻信，只能相信客观事实。以后碰到军队的案子要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