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11-12
有宋一代,被贬官流放者数量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史料记载被流放到岭南且有名有姓的官员,至少有491人,其中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他们被流放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触犯刑律,有的是惹怒皇帝,有的是党争失败,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有: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位于海南的卢多逊纪念馆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
岭南成为宋朝贬谪官员“热门目的地”,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岭南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气候湿热,环境恶劣,适合流放。
从距离而言,我国古代政权的统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汉隋唐的统治中心位于关中,宋朝的统治中心位于河南,而岭南位于五岭之南,距离统治中心距离最远,最适合作为长途流放地。唐朝名臣韩愈被贬潮州,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作诗说“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足以说明在时人看来,岭南路途之远,遥不可及。
从气候而言,岭南背山面海,五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海上的暖湿气流北上,造就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高温潮湿的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气候。这种气候让远道而来的北方官员很不适应,但流放本身就是惩罚,岭南的气候劣势反而成了流放“优势”。
从环境而言,岭南气候炎热,林木茂盛,水源丰富,导致蚊虫肆虐,疫病流行,很多流放到岭南的官员都十分惧怕一种叫“瘴”的东西。从古人描述看,“瘴”应该是一种混合有毒气体,但按照现代医学解释,古人称的“瘴”是一种疟疾,而疟疾多由蚊虫叮咬传播,在古代医疗条件下不易医治。唐宋时期,但凡被贬岭南的官员作诗,几乎无不谈“瘴”色变。韩愈诗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人吕本中诗云“岭南无瘴便可老,江头有酒犹堪唤”,都反映出时人对瘴的畏惧。
岭南的地理风貌
2、岭南经济文化落后,奇风陋俗,被视为化外之地,适合流放。
古人称“禹贡九州”,九州被视为古代中国的固有区域,而岭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内,不是华夏最原始的版图部分,历代中原王朝虽然大多都将岭南纳入版图,取得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却仍将岭南视为化外之地。在宋人看来,五岭不仅是中原与边疆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华夷、内外分隔的界线,尽管广南东路的治所广州早在唐朝便已是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但毕竟这样的城市毕竟太少,因此岭南地区在宋朝仍被视为蛮荒之地。宋人郑樵著《通志》,甚至专门考证了岭南是否属九州之地:
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岛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岛之境。
岭南地区位置偏远,与中原长期隔离,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无法传播到当地,使得岭南经济比较落后,成为一片未开发的处女之地,而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众多少数民族聚集杂居的现实,又让当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岭南百姓迷信巫术,喜欢求神祭鬼,这些习俗一向被中原鄙视,称之为“蛮俗”“陋俗”“夷俗”。宋人陶弼两知邕州(今广西南宁),长期在岭南为官,曾作诗描述当地的奇风陋俗,诗云:
孤城溪洞里,闻说已堪哀。蛮水如鲜血,瘴天已死灰。吏忧民置毒,巫幸鬼为灾。风土如斯恶,吾来胡为哉。
3、宋朝版图有限,别无流放之地,岭南成为惟一选择。
我国古代有很多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大多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边疆地区,如大西北的新疆、甘肃,大西南的云南、贵州,东北的三省,东南的福建,以及南方的岭南。岭南地区成为贬逐官员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是在唐宋,特别是宋朝,岭南几乎是唯一“热门目的地”。
宋朝虽是正统王朝,却不是像汉唐明清一样的大一统政权。北宋时期,北面在幽云十六州与辽交界,西面在陕甘宁一带与西夏相接,西南在四川、贵州与大理相邻;南宋时期,更是偏安一隅,仅占半壁江山,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宋朝的版图如此之小,其他流放“热门地”都被异族权占据,岭南成为贬谪官员的惟一选择,因此宋朝贬谪官员,除了那些情节轻微、近距离安置在湖北、湖南等地外,大多数都被贬到岭南,最远者漂洋过海,流放到孤悬大海的海南。
宋朝大规模贬逐流放官员到岭南,初衷是让他们承受责罚,岭南的荒芜落后正适合作为流放之地。对这些官员而言,贬逐岭南是不堪回首的经历,有的甚至老死贬所,不得归乡,抱憾终身。但对岭南而言,被贬官员的到来不啻一种福音。伴随官员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亲朋,他们有的在岭南长期居住,有的世代繁衍,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1、文化上,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提高了岭南地区文化氛围,促进了教育发展。
被贬岭南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被贬岭南后,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思想却不受拘束,大多利用闲暇时间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当地百姓敬慕这些远道而来的读书人,纷纷将自家子弟送来拜师,史料中关于被贬官员在岭南教书授徒的记载比比皆是。
郑侠在宋神宗时被贬英州,“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子弟从学,为筑室以迁”;南宋名臣胡铨被贬崖州,教授黎族子弟读书识字,当地黎族首领听闻胡铨之名,纷纷将孩子送去求学,胡铨还勉励当地百姓子弟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大文豪苏东坡之名天下皆知,他被贬儋州后,与当地文士往来密切,诗文唱和,还吸引了很多海南人慕名前来求学,自苏轼离开后,儋州“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至于其他被贬官员,大多也有教书育人的相似记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被贬官员在贬谪岭南期间教书育人的努力,塑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他们中的有些人重新起复为官,回朝廷任职后,仍念念不忘在岭南的贬谪经历,努力为岭南争取增加科举名额和优惠政策,使得岭南弟子通过科举入仕为官者比以往大大增加。南宋名臣李光曾被贬海南,他在《庄简集》中记载说:
(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也。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多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
2、经济上,鼓励农耕,改变了岭南传统经济模式,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物产丰富,因此当地百姓多以渔猎采摘为主,不重视农业生产,不事种植桑麻,以致出现土地荒废,粮食不足等现象,苏轼曾记载说“海南多荒田……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宋朝被贬谪的官员大多有地方官经验,深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被贬到岭南后,劝告当地百姓耕种纺织,并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教授给百姓。
苏轼在海南辗转多地,他劝谕百姓不要杀牛祭祀鬼神,保护耕牛,还将“木秧马”这一先进的插秧工具介绍给当地官员,让他们按照样图试制后进行推广,使得“木秧马”在岭南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改进了海南人“不耕不稷,朝射夜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3、社会上,移风易俗,改变了岭南当地的陈规陋俗,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
岭南长期与中原隔绝,形成了重斗轻生、淫祀鬼神,迷信巫术等陋俗,当地百姓遇有疾病,不去求医问诊,反而求神祭鬼,向巫师问计,因而耽误病情,病重病死者不计其数。宋朝被贬官员来到岭南后,把中原的医药知识也带来岭南,他们经常向当地百姓施舍药物,像苏轼这样的名人还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向当地官员建议设立病院,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结语
综观岭南发展历史,宋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起初,岭南因地处偏远,环境恶劣被作为主要的官员流放地,但大量贬谪官员定居岭南或在岭南世代繁衍,实际上也是一个步步推进,不断开发岭南的过程,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岭南人,推动了岭南的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改变了岭南的落后面貌。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位于海南的卢多逊纪念馆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
岭南成为宋朝贬谪官员“热门目的地”,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岭南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气候湿热,环境恶劣,适合流放。
从距离而言,我国古代政权的统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汉隋唐的统治中心位于关中,宋朝的统治中心位于河南,而岭南位于五岭之南,距离统治中心距离最远,最适合作为长途流放地。唐朝名臣韩愈被贬潮州,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作诗说“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百家”,足以说明在时人看来,岭南路途之远,遥不可及。
从气候而言,岭南背山面海,五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海上的暖湿气流北上,造就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高温潮湿的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气候。这种气候让远道而来的北方官员很不适应,但流放本身就是惩罚,岭南的气候劣势反而成了流放“优势”。
从环境而言,岭南气候炎热,林木茂盛,水源丰富,导致蚊虫肆虐,疫病流行,很多流放到岭南的官员都十分惧怕一种叫“瘴”的东西。从古人描述看,“瘴”应该是一种混合有毒气体,但按照现代医学解释,古人称的“瘴”是一种疟疾,而疟疾多由蚊虫叮咬传播,在古代医疗条件下不易医治。唐宋时期,但凡被贬岭南的官员作诗,几乎无不谈“瘴”色变。韩愈诗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人吕本中诗云“岭南无瘴便可老,江头有酒犹堪唤”,都反映出时人对瘴的畏惧。
岭南的地理风貌
2、岭南经济文化落后,奇风陋俗,被视为化外之地,适合流放。
古人称“禹贡九州”,九州被视为古代中国的固有区域,而岭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内,不是华夏最原始的版图部分,历代中原王朝虽然大多都将岭南纳入版图,取得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却仍将岭南视为化外之地。在宋人看来,五岭不仅是中原与边疆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华夷、内外分隔的界线,尽管广南东路的治所广州早在唐朝便已是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但毕竟这样的城市毕竟太少,因此岭南地区在宋朝仍被视为蛮荒之地。宋人郑樵著《通志》,甚至专门考证了岭南是否属九州之地:
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岛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岛之境。
岭南地区位置偏远,与中原长期隔离,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无法传播到当地,使得岭南经济比较落后,成为一片未开发的处女之地,而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众多少数民族聚集杂居的现实,又让当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岭南百姓迷信巫术,喜欢求神祭鬼,这些习俗一向被中原鄙视,称之为“蛮俗”“陋俗”“夷俗”。宋人陶弼两知邕州(今广西南宁),长期在岭南为官,曾作诗描述当地的奇风陋俗,诗云:
孤城溪洞里,闻说已堪哀。蛮水如鲜血,瘴天已死灰。吏忧民置毒,巫幸鬼为灾。风土如斯恶,吾来胡为哉。
3、宋朝版图有限,别无流放之地,岭南成为惟一选择。
我国古代有很多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大多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边疆地区,如大西北的新疆、甘肃,大西南的云南、贵州,东北的三省,东南的福建,以及南方的岭南。岭南地区成为贬逐官员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是在唐宋,特别是宋朝,岭南几乎是唯一“热门目的地”。
宋朝虽是正统王朝,却不是像汉唐明清一样的大一统政权。北宋时期,北面在幽云十六州与辽交界,西面在陕甘宁一带与西夏相接,西南在四川、贵州与大理相邻;南宋时期,更是偏安一隅,仅占半壁江山,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宋朝的版图如此之小,其他流放“热门地”都被异族权占据,岭南成为贬谪官员的惟一选择,因此宋朝贬谪官员,除了那些情节轻微、近距离安置在湖北、湖南等地外,大多数都被贬到岭南,最远者漂洋过海,流放到孤悬大海的海南。
宋朝大规模贬逐流放官员到岭南,初衷是让他们承受责罚,岭南的荒芜落后正适合作为流放之地。对这些官员而言,贬逐岭南是不堪回首的经历,有的甚至老死贬所,不得归乡,抱憾终身。但对岭南而言,被贬官员的到来不啻一种福音。伴随官员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亲朋,他们有的在岭南长期居住,有的世代繁衍,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1、文化上,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提高了岭南地区文化氛围,促进了教育发展。
被贬岭南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被贬岭南后,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思想却不受拘束,大多利用闲暇时间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当地百姓敬慕这些远道而来的读书人,纷纷将自家子弟送来拜师,史料中关于被贬官员在岭南教书授徒的记载比比皆是。
郑侠在宋神宗时被贬英州,“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子弟从学,为筑室以迁”;南宋名臣胡铨被贬崖州,教授黎族子弟读书识字,当地黎族首领听闻胡铨之名,纷纷将孩子送去求学,胡铨还勉励当地百姓子弟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大文豪苏东坡之名天下皆知,他被贬儋州后,与当地文士往来密切,诗文唱和,还吸引了很多海南人慕名前来求学,自苏轼离开后,儋州“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至于其他被贬官员,大多也有教书育人的相似记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被贬官员在贬谪岭南期间教书育人的努力,塑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他们中的有些人重新起复为官,回朝廷任职后,仍念念不忘在岭南的贬谪经历,努力为岭南争取增加科举名额和优惠政策,使得岭南弟子通过科举入仕为官者比以往大大增加。南宋名臣李光曾被贬海南,他在《庄简集》中记载说:
(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也。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多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
2、经济上,鼓励农耕,改变了岭南传统经济模式,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物产丰富,因此当地百姓多以渔猎采摘为主,不重视农业生产,不事种植桑麻,以致出现土地荒废,粮食不足等现象,苏轼曾记载说“海南多荒田……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宋朝被贬谪的官员大多有地方官经验,深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被贬到岭南后,劝告当地百姓耕种纺织,并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教授给百姓。
苏轼在海南辗转多地,他劝谕百姓不要杀牛祭祀鬼神,保护耕牛,还将“木秧马”这一先进的插秧工具介绍给当地官员,让他们按照样图试制后进行推广,使得“木秧马”在岭南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改进了海南人“不耕不稷,朝射夜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3、社会上,移风易俗,改变了岭南当地的陈规陋俗,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
岭南长期与中原隔绝,形成了重斗轻生、淫祀鬼神,迷信巫术等陋俗,当地百姓遇有疾病,不去求医问诊,反而求神祭鬼,向巫师问计,因而耽误病情,病重病死者不计其数。宋朝被贬官员来到岭南后,把中原的医药知识也带来岭南,他们经常向当地百姓施舍药物,像苏轼这样的名人还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向当地官员建议设立病院,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结语
综观岭南发展历史,宋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起初,岭南因地处偏远,环境恶劣被作为主要的官员流放地,但大量贬谪官员定居岭南或在岭南世代繁衍,实际上也是一个步步推进,不断开发岭南的过程,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岭南人,推动了岭南的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改变了岭南的落后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