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市博物馆的陈列展览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6-06-01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理由,拍卖其保管的大批明清档案。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以四千元代价买去了这批原为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准备用作造纸原料,这批档案总计八千麻袋之多,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后来几经周折,这批无价之宝的历史文件被收了回来,总算没有被化为纸浆,现在这八千袋中的大部分及其它许多明青档案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和中国台北。除此之外,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呢?明清两代的中央档案有无流散在外?这是许多明清史研究者和历史档案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总希望能有一个以外发现。可是在国内只是零星所见。现在所要谈的江苏省泰州是博物馆明清故宫档案,可以说是外界尚不知道的,比较集中保管的明清档案。泰州市博物馆(以下简称馆藏)明清故宫档案是该馆所藏明清档案的一部分,约计有七百五十件,是有泰州市退休老教师景幼南先生捐献的。最近走访了景老先生调查他所捐献的档案的来历。这七百余件档案原属的姻亲苏恩培。苏是泰县白米镇人,民国初年在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袁良家坐馆授课。一九二五年左右的一天,苏在北京某城门楼下见一堆小车收买废纸的,发现其中竟有许多档案文书,苏於是略出薄资买了一包,回去后稍加整理,知道是明清故宫档案。从现在看到的苏恩培日记、诗札(亦在泰博),得知他是一个小有家资的失意文人,自命风雅,把这批档案作为古董收在身边玩赏,他曾写过“上论抛残同废纸,老苏搜集重公文”的诗句。后来他带同档案回到原籍,再后又移居泰州。解放钱一两年苏病死,儿子在海外,他所遗留下来的档案和书籍就转到景幼南名下。一九五八年泰州市博物馆成立,景先生将这批档案捐献给博物馆珍藏,景先生在捐献时,曾挑选出几份作纪念,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掉了。
现存馆藏档案七百五十件,按文件性质可分为如下几类:
明代崇祯朝档案三十八件。多为臣工题本,但不是所上的原件,而是六科分类抄出,参署付部的抄件。题目都是“题为某某事”,正文完结后都有“咨某巡抚,合咨贵院烦照”一类的语句。内容是申报“贼情”官军进剿,议修边墙,危边虚弱之类,反映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和统治者焦头烂额的窘况。清代题本三百四十二件。是这批档案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几乎各朝都有。馆藏题本为原件,封面有批红—朱笔批写的皇帝批示。内容及广泛,包括史治、纠参、刑法、河工、盐课、军务、钱粮、工矿等,略举一二件加以说明。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贵总督庆覆的题本专讲云南省东川府工矿钢铁生产的情况。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多次请定奏销成例的题本,讲徵收田赋的问题。还有不少关於命盗大案的刑科题本。这些档案肯定对研究清代矿业政策、土地制度、刑法审判等有参考价值。
题本残件一百二十件,内容同上。
奏摺七件,录副奏本折十三件。奏摺是清代康、雍时期兴起的公文形式,是臣工直接上达皇帝的机要文件,不经过通政司或内阁中转,皇帝朱批后,军机处抄录的副本称为录副奏摺,也称军机录副。馆藏二十件奏摺是乾朝的,涉及内政、职官、商业等,如兵部尚书甘汝来奏请除苛税关卡,以利通商,反映当时商业贸易发达的状况。
上十件。大多是原件,用黄纸或白纸,书写工整,封面写“论某部”,折内直书皇帝旨,无“内阁奉上论”或“奉旨”字样,落款只有日期,无印玺。内容一般,是些祭祀、赈济的照例公文。另有票签若干张,票签是内阁皇帝草拟好的处理意见的字条,如“该部议奏”,“知道了”之类,用以批示题本。看到这些原件就很容易明白当时内阁的票拟制度了。
揭贴五十三件。揭贴是题本的副本,随题本进呈。馆藏揭贴为顺治三年十月泰州巡抚张儒秀塘报临邑县“不知名士贼数人”潜入城内,烧毁衙署,劫去九百馀两银子,官吏闻风而逃,重现出清初社会动乱状况。
移会五十八件、咨五件。移会和咨是旧时官府之间平行的公文。馆藏移会多是中央六部等衙门移会于内阁稽查房的,报告本衙门奉旨办事情的情况。按《清会典》稽查房即是核对各部院已结末事件的秘书机构。
表四件,会殿试卷九件,杂件四十五件。所谓杂件包括缴本文册、太常寺祭文、奏销册、重囚招册、官俸册等,还有雍正《朱批谕旨》刊本一册、康熙《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八。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题为《名臣传》的稿本。这册稿本,标明顺治二年三月至十一月,封面有多人签署“阅过”、“查传”,如“沉阅过”、“于阅”、“万阅”等等。书内主要记豫亲王铎多、英亲王阿济格二人战迹,是以时间为顺序逐条记载,尚未形成传记体裁,看来是清朝国史馆为编写名臣传而搜集的素材。阿济格是清初的将,又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亲兄弟,当时正值多尔衮声威赫赫之际,所以官吏们多对多泽、阿济格的功劳记述得详细已极。他们的这些事迹在《顺治朝实录》中虽有所反映,但多尔衮死后失势,在正式修订的《清史列传》中阿济格、多铎的传就简略得多了。把这本《名臣录》手稿和《清史列传》、 《清实录》等官书对照起来看,就能清楚地看到清初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为研究这段政治斗争史作为佐证。按现在编目,馆藏档案为七百五十件,实际上还要多一些,因有些同类材料,如请安折、满文上谕等,保管者将多件合归为一件,总计应有八百馀件。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与北京等地所藏明清档案一样,都是明清史研究的可靠资料。这批档案也为研究明清文书制度、公文运转提供了实证。这一历史档案的重要发现,终於证实了过去关於故宫档案流失在外的推测。
最后,应提到的是泰州市博物馆对保存和保护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作出了极大努力。“文革”前,这批档案深藏於库中,没被人利用过。“文革”是博物馆被占为“造反司令部”,保管员朱士石同志和其他同志冒著风险将档案等馆藏珍品转移到安全地方,免遭毁灭。近年来,为使档案服务於科学研究,已退休的朱士石同志不顾视力极端衰退,把馆藏档案全部分类编号,编写目录和提要卡片,按件装袋。他们的这种精神是令人赞许的。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曾把装入麻袋的部分大内档案卖给了造纸厂,幸被有识之士及时抢救下来。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当时,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档案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还有部分存于辽宁省档案馆和中国台北。近日,记者了解到,泰州市博物馆居然保存了八千麻袋中的档案750多件。这些内阁大库的档案何以流入泰州?它们记载了哪些内容?价值何在?“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
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其所属内阁大库修建于明孝宗时,清朝继续延用。库内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试卷以及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等,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遂停顿。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间库房塌了一只角,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出来。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价值不大,准备焚毁。
一天,清朝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内阁办事,见档案文籍如山。他粗略浏览了一下,认为这些档案颇有价值,便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之洞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振玉将这批档案中的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入八千只麻袋,移到国子监内。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也是朝廷掌管国学政令的最高官署。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内。工役们常将麻袋内的宝贝倒在地上,把麻袋拿去卖钱。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谙“中国历史”:“即如档案罢,任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难辩。”所以,他主张这批麻袋万万动不得。
1918年,藏书家傅增湘当上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年)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是一页一两黄金。奉傅总长指派,时在教育部的鲁迅把部分麻袋运到教育部,在其中寻宝。教育部官员们常在故纸堆中来往,偶尔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乱搅,拾取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麻袋”的厄运并没有结束。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已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这批麻袋作为废纸称了称,大约15万斤,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搜拣了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准备运到唐山、定兴去作“还魂纸”。罗振玉得知这一消息,到纸店以重金买回这些档案,并对其中部分档案进行整理,但已损失两万斤约数十万件。1924年,因财力不支,罗氏将档案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9年,李盛铎又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为避免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沦陷敌手,从1933年开始,将文献馆的重要档案3700余箱,随故宫文物一起南迁上海,1935年,又迁运至南京朝天宫新建库房。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大举进犯上海,危及南京。这些档案与文物又分批经水陆多路西迁,最后,分存于四川巴县、乐山、峨嵋三县的多处庙宇祠堂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先将三处档案、文物集中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再次存入朝天宫库房。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时,将其中清代内阁、军机处、宫中及清史馆等机构的档案204箱携往台湾。这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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