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30
【原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
孔子说：“不当祭而祭之，是为谄媚；该当为而不为，是为无勇。”
【注释】
“非其鬼”，按礼通常是不当祭的，故引申为“不当祭”。“鬼”，一说指鬼神，一说指死去的祖先，此处似应泛指鬼神。
“祭”，祭祀。是古时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为了崇德、报恩、祈福、攘祸。
“谄”，谄媚。
“义”，宜也。义是仁的理性实践路径。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因此，义即为仁道。此处可译作“该当为”。
【评析】
《礼记·曲礼》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意思是说，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之神；诸侯祭其所在的地方和山川之神以及五祀之神；大夫祭五祀之神；士人只祭其祖先。“岁遍”，即每年祭一遍。
《论语》“八佾篇”第六章中载有“季氏祭泰山”之事。泰山在鲁国境内，按礼只有天子和鲁国国君可以祭祀。而季氏作为鲁国正卿，却冒用诸侯之礼往祭泰山。但泰山之神若有灵，则必知礼；既知礼，则必不受非礼之祭。因此，季氏谄媚神祇以求护佑的作法注定徒劳无功。故《礼记·曲礼》又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所谓“淫祀”，意即非分之祀。
不仅非分之祀是“非其鬼而祭之”，非类之祀其实也属于“非其鬼而祭之”。古人之祭天地山川、祖先圣贤，其实是出于对自然、生命和道德之本的感恩戴德，本质上是基于对正知正见的追求。而邪知邪见亦有其所出之“鬼”，但却非仁者当祭之类，因此亦属“非其鬼”。不行非类之祀与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显然是基于同样的原则。
因此，古人虽然重祭，但却应各尽其分，各择其类。故有当祭，有不当祭。凡“非其鬼而祭之”者，必因所求非分而有谄媚。是故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儒家重德，主张行义。何为“义”？义=仁+智。仁主行事方向，智主路径选择。因此，义就是仁的理性实践路径。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行义并不容易，因为常常要面对利害甚至生死的考验，非有勇而不能行之。行大义需大勇；行小义需小勇；见义不为，则无勇。行义必有所“得”，是为“仁德”。也就是说，德=义+勇=仁+智+勇。
是故有仁德者，必仁智勇兼备；其圣德者，则必有大仁、大智、大勇。古人以有德者为君子，又以君子为有位者，而圣德之人临君位方可称王。古人这种德位相配的理念，其实就是对自君至臣的各级为政者所提出的任职资格要求。
因此，权力的合法性不能靠暴力背书，而只能经由“选贤与能”授予。而要“选贤与能”，就必须要有适合贤能之士养成仁德的体制环境。1990年两德统一时，西德人发现，原本以严谨、勤奋著称的德意志民族特质，在东德已荡然无存：人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企业偷工减料已然成风；六分之一的居民沦为秘密警察线民，互相监视和告密，而反监视和反告密则成了人民生活最主要的内容。
可见，专制极权体制对于仁德的养成非但不能形成正向激励，反而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因为欲行专制，就必行愚民以蒙蔽民智，无智则不知义之所安；欲行极权，则必用暴力以剪除民勇，无勇则见义不为。民众或不知义、或见义不为，其结果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崩塌、人性沦丧。见倒地老人而不敢扶，见车祸儿童而不敢救，见社会不公而不敢问、见恶行昭彰而不敢管……原本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结果却变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充耳不闻；家事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国人之怯懦无勇，自有史以来，实未有甚于今日者。细究其因，则皆专制极权愈演愈烈之祸也。
祭非其鬼是无智，见义不为是无勇。无智无勇则无以成德，无德则无以为政。本章作为“为政篇”的最后一章，算是对“为政以德”的一个总结。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
孔子说：“不当祭而祭之，是为谄媚；该当为而不为，是为无勇。”
【注释】
“非其鬼”，按礼通常是不当祭的，故引申为“不当祭”。“鬼”，一说指鬼神，一说指死去的祖先，此处似应泛指鬼神。
“祭”，祭祀。是古时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为了崇德、报恩、祈福、攘祸。
“谄”，谄媚。
“义”，宜也。义是仁的理性实践路径。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因此，义即为仁道。此处可译作“该当为”。
【评析】
《礼记·曲礼》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意思是说，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之神；诸侯祭其所在的地方和山川之神以及五祀之神；大夫祭五祀之神；士人只祭其祖先。“岁遍”，即每年祭一遍。
《论语》“八佾篇”第六章中载有“季氏祭泰山”之事。泰山在鲁国境内，按礼只有天子和鲁国国君可以祭祀。而季氏作为鲁国正卿，却冒用诸侯之礼往祭泰山。但泰山之神若有灵，则必知礼；既知礼，则必不受非礼之祭。因此，季氏谄媚神祇以求护佑的作法注定徒劳无功。故《礼记·曲礼》又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所谓“淫祀”，意即非分之祀。
不仅非分之祀是“非其鬼而祭之”，非类之祀其实也属于“非其鬼而祭之”。古人之祭天地山川、祖先圣贤，其实是出于对自然、生命和道德之本的感恩戴德，本质上是基于对正知正见的追求。而邪知邪见亦有其所出之“鬼”，但却非仁者当祭之类，因此亦属“非其鬼”。不行非类之祀与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显然是基于同样的原则。
因此，古人虽然重祭，但却应各尽其分，各择其类。故有当祭，有不当祭。凡“非其鬼而祭之”者，必因所求非分而有谄媚。是故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儒家重德，主张行义。何为“义”？义=仁+智。仁主行事方向，智主路径选择。因此，义就是仁的理性实践路径。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见行义并不容易，因为常常要面对利害甚至生死的考验，非有勇而不能行之。行大义需大勇；行小义需小勇；见义不为，则无勇。行义必有所“得”，是为“仁德”。也就是说，德=义+勇=仁+智+勇。
是故有仁德者，必仁智勇兼备；其圣德者，则必有大仁、大智、大勇。古人以有德者为君子，又以君子为有位者，而圣德之人临君位方可称王。古人这种德位相配的理念，其实就是对自君至臣的各级为政者所提出的任职资格要求。
因此，权力的合法性不能靠暴力背书，而只能经由“选贤与能”授予。而要“选贤与能”，就必须要有适合贤能之士养成仁德的体制环境。1990年两德统一时，西德人发现，原本以严谨、勤奋著称的德意志民族特质，在东德已荡然无存：人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企业偷工减料已然成风；六分之一的居民沦为秘密警察线民，互相监视和告密，而反监视和反告密则成了人民生活最主要的内容。
可见，专制极权体制对于仁德的养成非但不能形成正向激励，反而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因为欲行专制，就必行愚民以蒙蔽民智，无智则不知义之所安；欲行极权，则必用暴力以剪除民勇，无勇则见义不为。民众或不知义、或见义不为，其结果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崩塌、人性沦丧。见倒地老人而不敢扶，见车祸儿童而不敢救，见社会不公而不敢问、见恶行昭彰而不敢管……原本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结果却变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充耳不闻；家事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国人之怯懦无勇，自有史以来，实未有甚于今日者。细究其因，则皆专制极权愈演愈烈之祸也。
祭非其鬼是无智，见义不为是无勇。无智无勇则无以成德，无德则无以为政。本章作为“为政篇”的最后一章，算是对“为政以德”的一个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