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周人是十分尊敬太姜的,传及后世,所以汉人刘向所作的《列女传》,称其“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徒必舆太姜。”《资治通鉴·夏商纪》也说:“太姜贤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历,化导三子皆成贤德,古公有事谘谋焉。”这里不仅说了太姜贤而有色,古公亶父极为倚重,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她生育了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季子季历,而且三个兄弟皆有贤名。
但是太王似乎更希望传位给小儿子季历,一者,虽然应该传位与长,但是太伯并无子嗣,他为首领,谁又该继他的位呢?难免殷商的“九世之争”,所以不好;仲雍倒是有子,但是立仲雍的话,不如立季历。因为不仅季历要贤于仲雍,季历之子似乎也要贤于仲雍之子,既然已经舍弃了传给嫡长子的传统,干脆就选贤以继。多亏于太王的想法,季历之子才得以承继大位,也就是后世终于灭商的周武王之父,周文王姬昌。但是传位长子是传统,怎样才能说服太伯让位,又避免大臣的分裂呢?
不好办,确实不好办。
不过季历之子姬昌出生之时有异象,而且生得也异于常人,所以古公亶父便在一次仪式上赞叹道:“我的后代当有成大事者,大概就是昌吧?”
太伯何等聪明,马上就看出父亲想要传位给季历的想法,为了完成父亲的这个愿望,以及打消诸大臣拥护自己的念头,太伯毅然决定出走。二弟仲雍也随从大哥离开周原。
这里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古公决定传位给季历,并最后传位给季历之子姬昌呢?
依《史记》所言,季历贤,季历妻太任为贤妇人,特别是其子姬昌为“圣子”,有“圣瑞”,振兴周邦者在于姬昌。“圣子”“圣瑞”之说,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里曾怀疑过这个说法,他认为小小的幼婴能有什么“圣瑞”?但如果我们不从品质、德性方面考虑,而从出身方面看这一问题,便知称昌为“圣子”、有“圣瑞”,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季历的正妻,也就是文王之母大任,是来自殷商贵族的大家闺秀,不仅季历因妻而显赫,文王昌也因母而显贵。文王虽小却有“圣”号,因为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孙。而周对商是向来有着一种崇拜精神的,即使在武王伐纣之后,仍称商为大国,而自称为小邦。
这一问题解决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大伯、仲雍两兄弟。他们离开岐山后,一路向东南而行。据说途中曾经过太行九泉山(今晋城市吴王山),后世为了纪念太伯,便更名为吴王山。最后他们到达荆蛮之地,当地土著听说了他们的事迹,便有千余户来归顺他们。
兄弟二人遵守当地土著的生活习惯,断发纹身,显示要在此常住的决心,故而轻松与土人打成一片。土著觉得太伯有德有义,便拥立 他为当地的君主,尊称他为吴太伯。太伯、仲雍两兄弟便慢慢在这里建立功业,建诸侯国,自号“句吴”。
商代末年,中原地区侯王兵燹频繁,太伯恐被兵祸波及,便在梅里修筑城郭,名为“故吴”。但是这个说法却没有正规的史料记载,而在当地也没有发现古城遗址。将梅里定在无锡,其实是南朝无锡县令刘昭在注《后汉书·郡国志》时开始的,而他身为无锡一县之长,所言并不可信。然而以前古籍所说的梅里究竟在哪里,至今也一直难以确定。
不过今人曾有过这样的推测:太伯定都梅里后,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曾“穿浍渎以备旱涝”。相传太伯开凿伯渎河,贯穿坊前、梅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43公里,是中国古代 历史 上人工开凿的第一条运河。而无锡清名桥一段俗称“伯渎港”,一作百渎港。这或许就是今之无锡为古之梅里的证据吧。但是这个说法又不无可疑:从黄土坡坡过来的人,怎么如此会水利;而且刚到南方的太伯仲雍,又是怎么调动大量当地人力开河呢?这实在使人难以置信。不过《论语·泰伯》中曾记载,孔子说过“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的话,可见是承认的。然而不管当时史实如何,三让天下和开发江南的功德,都被记在了太伯的帐下,而他也因此受到后世的敬仰。
所以太伯被奉为东吴文化的宗祖,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是他带给了尚未开化的东南以文明,并创建了吴国。所以司马迁认为吴在西周诸侯国中资历最深,又是西周姬姓同姓国,故而将《吴太伯世家》排在《史记》所有“世家”的第一位。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恸欲绝,哭声震天。百姓争相向他的遗体敬献鲜花,谁知祭拜者太多,导致漫山野花无存。后去者不忍空手祭拜,便在腰间系上一束麻,因为太伯生前最喜种麻,人们以此来表达对太伯的缅怀之情。这个风俗历经数千年,期间不断演变,遂形成“披麻戴孝”的丧葬习俗。
而且吴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开拓者的不朽功勋,还将他在梅里的居所改为祠庙,也就是泰伯庙,又称至德寺、让王庙。如今的泰伯庙则是在明清古庙址的基础上翻修重建的。据说古庙楹联曾有“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广杯万古江南”之句,以彰太伯功德。
另有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太伯的生日,所以每逢这日,梅里一带人民纷纷前往瞻仰朝拜。农历清明时节,梅里乡俗更有祭祀泰伯庙的隆重节日活动。
可惜太伯一世英名,却膝下无子。于是太伯死后便由其弟仲雍继位。
仲雍,是吴国的第二代君主,太伯亲弟,名雍,因为是周太王次子,所以史称仲雍,又称虞仲、吴仲。仲雍继承兄长遗志,与民并耕,也为万世所景仰,历来被奉为吴地和常熟的始祖。今江苏常熟市虞山东麓有仲雍墓。
仲雍死后,葬于虞山,其子季简即位。季简死后,其子叔达继位;叔达死后,其子周章继位。此时周之句吴已历五世,而原在岐山的周族,已在武王的领导下成功灭商,并四处寻找太伯和仲雍的后人。终于在吴地找到周章,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则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也列为诸侯,建虞国,其后人便以虞为姓。仲因此而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如此看来,是一个大团圆似的结局,
但是,太伯、仲雍是心甘情愿地走吴吗? 其实按照《史记》所载,太伯、仲雍不但没有即位,甚至连储君都未曾被立过。但是《左传》的记载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这么说来,太伯未继承君位是因不从父命。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太伯遵从父命,便可以继父君位。
是这样吗?可能真的如此。
《史记》所说“以传昌”是、而“立季历”非。根据殷礼,太伯、虞仲与季历均有依次继位的权利。只是最后由谁得大位,古公有自己的想法:依次传弟,最后由季历传位于“圣”孙姬昌。“大伯不从”正是这后一点,他与虞仲不愿做过渡式的君主,便一起出逃,连君位也不愿继承了。
由此可知,太伯、仲雍之走吴,或许是不甘,而非情愿。而各国正史又怎么会污蔑自己的先祖呢?周人不会记载太王逼走了太伯、仲雍,吴国也不会记载开国之祖是被迫走吴,于是各自书史之时,便无约而达成默契,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