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周人是十分尊敬太姜的，传及后世，所以汉人刘向所作的《列女传》，称其“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徒必舆太姜。”《资治通鉴·夏商纪》也说：“太姜贤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历，化导三子皆成贤德，古公有事谘谋焉。”这里不仅说了太姜贤而有色，古公亶父极为倚重，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她生育了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季子季历，而且三个兄弟皆有贤名。
但是太王似乎更希望传位给小儿子季历，一者，虽然应该传位与长，但是太伯并无子嗣，他为首领，谁又该继他的位呢？难免殷商的“九世之争”，所以不好；仲雍倒是有子，但是立仲雍的话，不如立季历。因为不仅季历要贤于仲雍，季历之子似乎也要贤于仲雍之子，既然已经舍弃了传给嫡长子的传统，干脆就选贤以继。多亏于太王的想法，季历之子才得以承继大位，也就是后世终于灭商的周武王之父，周文王姬昌。但是传位长子是传统，怎样才能说服太伯让位，又避免大臣的分裂呢？
不好办，确实不好办。
不过季历之子姬昌出生之时有异象，而且生得也异于常人，所以古公亶父便在一次仪式上赞叹道：“我的后代当有成大事者，大概就是昌吧？”
太伯何等聪明，马上就看出父亲想要传位给季历的想法，为了完成父亲的这个愿望，以及打消诸大臣拥护自己的念头，太伯毅然决定出走。二弟仲雍也随从大哥离开周原。
这里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古公决定传位给季历，并最后传位给季历之子姬昌呢?
依《史记》所言，季历贤，季历妻太任为贤妇人，特别是其子姬昌为“圣子”，有“圣瑞”，振兴周邦者在于姬昌。“圣子”“圣瑞”之说，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里曾怀疑过这个说法，他认为小小的幼婴能有什么“圣瑞”？但如果我们不从品质、德性方面考虑，而从出身方面看这一问题，便知称昌为“圣子”、有“圣瑞”，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季历的正妻，也就是文王之母大任，是来自殷商贵族的大家闺秀，不仅季历因妻而显赫，文王昌也因母而显贵。文王虽小却有“圣”号，因为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孙。而周对商是向来有着一种崇拜精神的，即使在武王伐纣之后，仍称商为大国，而自称为小邦。
这一问题解决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大伯、仲雍两兄弟。他们离开岐山后，一路向东南而行。据说途中曾经过太行九泉山（今晋城市吴王山），后世为了纪念太伯，便更名为吴王山。最后他们到达荆蛮之地，当地土著听说了他们的事迹，便有千余户来归顺他们。
兄弟二人遵守当地土著的生活习惯，断发纹身，显示要在此常住的决心，故而轻松与土人打成一片。土著觉得太伯有德有义，便拥立 他为当地的君主，尊称他为吴太伯。太伯、仲雍两兄弟便慢慢在这里建立功业，建诸侯国，自号“句吴”。
商代末年，中原地区侯王兵燹频繁，太伯恐被兵祸波及，便在梅里修筑城郭，名为“故吴”。但是这个说法却没有正规的史料记载，而在当地也没有发现古城遗址。将梅里定在无锡，其实是南朝无锡县令刘昭在注《后汉书·郡国志》时开始的，而他身为无锡一县之长，所言并不可信。然而以前古籍所说的梅里究竟在哪里，至今也一直难以确定。
不过今人曾有过这样的推测：太伯定都梅里后，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曾“穿浍渎以备旱涝”。相传太伯开凿伯渎河，贯穿坊前、梅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43公里，是中国古代 历史 上人工开凿的第一条运河。而无锡清名桥一段俗称“伯渎港”，一作百渎港。这或许就是今之无锡为古之梅里的证据吧。但是这个说法又不无可疑：从黄土坡坡过来的人，怎么如此会水利；而且刚到南方的太伯仲雍，又是怎么调动大量当地人力开河呢？这实在使人难以置信。不过《论语·泰伯》中曾记载，孔子说过“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的话，可见是承认的。然而不管当时史实如何，三让天下和开发江南的功德，都被记在了太伯的帐下，而他也因此受到后世的敬仰。
所以太伯被奉为东吴文化的宗祖，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是他带给了尚未开化的东南以文明，并创建了吴国。所以司马迁认为吴在西周诸侯国中资历最深，又是西周姬姓同姓国，故而将《吴太伯世家》排在《史记》所有“世家”的第一位。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恸欲绝，哭声震天。百姓争相向他的遗体敬献鲜花，谁知祭拜者太多，导致漫山野花无存。后去者不忍空手祭拜，便在腰间系上一束麻，因为太伯生前最喜种麻，人们以此来表达对太伯的缅怀之情。这个风俗历经数千年，期间不断演变，遂形成“披麻戴孝”的丧葬习俗。
而且吴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开拓者的不朽功勋，还将他在梅里的居所改为祠庙，也就是泰伯庙，又称至德寺、让王庙。如今的泰伯庙则是在明清古庙址的基础上翻修重建的。据说古庙楹联曾有“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广杯万古江南”之句，以彰太伯功德。
另有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太伯的生日，所以每逢这日，梅里一带人民纷纷前往瞻仰朝拜。农历清明时节，梅里乡俗更有祭祀泰伯庙的隆重节日活动。
可惜太伯一世英名，却膝下无子。于是太伯死后便由其弟仲雍继位。
仲雍，是吴国的第二代君主，太伯亲弟，名雍，因为是周太王次子，所以史称仲雍，又称虞仲、吴仲。仲雍继承兄长遗志，与民并耕，也为万世所景仰，历来被奉为吴地和常熟的始祖。今江苏常熟市虞山东麓有仲雍墓。
仲雍死后，葬于虞山，其子季简即位。季简死后，其子叔达继位；叔达死后，其子周章继位。此时周之句吴已历五世，而原在岐山的周族，已在武王的领导下成功灭商，并四处寻找太伯和仲雍的后人。终于在吴地找到周章，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则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也列为诸侯，建虞国，其后人便以虞为姓。仲因此而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如此看来，是一个大团圆似的结局，
但是，太伯、仲雍是心甘情愿地走吴吗？ 其实按照《史记》所载，太伯、仲雍不但没有即位，甚至连储君都未曾被立过。但是《左传》的记载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这么说来，太伯未继承君位是因不从父命。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太伯遵从父命，便可以继父君位。
是这样吗？可能真的如此。
《史记》所说“以传昌”是、而“立季历”非。根据殷礼，太伯、虞仲与季历均有依次继位的权利。只是最后由谁得大位，古公有自己的想法：依次传弟，最后由季历传位于“圣”孙姬昌。“大伯不从”正是这后一点，他与虞仲不愿做过渡式的君主，便一起出逃，连君位也不愿继承了。
由此可知，太伯、仲雍之走吴，或许是不甘，而非情愿。而各国正史又怎么会污蔑自己的先祖呢？周人不会记载太王逼走了太伯、仲雍，吴国也不会记载开国之祖是被迫走吴，于是各自书史之时，便无约而达成默契，也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