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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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11-15
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第2个回答 2011-11-14
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禁书》、《<五老小简>》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禁书》、《<五老小简>》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