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
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照名义，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可是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这在唐代已讲过。到宋代又变了。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成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漕”是转运使，掌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复。“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
宋朝路的设置可以说有效的规避了这两种极端现象。表面上看，宋朝的路和唐朝的道，甚至和西汉的刺史部都是很相似的，法理上似乎也是这么回事。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决非如此。除了《禹贡》九州以外的历代，行政区也好，监察区也好，军事区也好，都会有一个机构（或是一级政府，或是一个官职）来履行其职能。宋朝的路却没有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每路设四个司：转运使司，简称漕司，长官为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长官为提刑官（《洗冤录》的作者宋慈即任此职），负责一路刑狱；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长官为常平使，负责一路的仓储；经略安抚司，简称帅司，长官为安抚使，负责一路军事。而这四个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也就是说，路无方伯！这样一来，路的财、政、刑、兵等权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掌管，也就不会对中央形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了。需要说明的是，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此路一级一直被视为监察区。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四个司已经基本含概了一级政府的主要行政职能，它不同于纯粹作为监察区的西汉“刺史部”和唐朝“道”，作为一个监察区多少有些牵强，应该算做“非典型行政区划”，至少也是“行政性的监察区”吧。
终宋一代，行政区划很少变迁，也是其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