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思想史，是有关中国人思想发展的记录。、《汉书》有《儒林传》，有《文苑传》，《宋史》有《道学传》，分别记载当时的学术人物，但还不是专门的思想发展历史著作。中国最早的思想史专著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比较全面论述中国人思想发展历史的著作应是胡适的（1919年）。而近代正式用“思想史”为题的学术著作可能是梁启超的（1923年）。哲学史与思想史基本上相同，但是也略有不同之处。哲学哲学史侧重分析思想家的代表观点，而思想史则侧重国民思想的变化过程。
春秋时期，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道家的老聃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剔除“天命”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易传》，《春秋》，，《论语》是了解其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课题。孔子会针对不同的弟子与不同的时机来讲述“仁”的真谛。大抵来说，孔子的“仁”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二字而已。孔子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在告诉我们“仁道”就是真诚踏实，切忌浮夸不实而违逆正道。
“礼”的社会秩序：
礼，就是“节制”，宋明儒者也解作“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有：“礼以节人，乐以发和。” 孔子对于礼的阐释：
《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
礼，也是“真情”，而且在上位者必须作为人民的表率。所以孔子接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礼，不是浪费铺张，而是真情流露；宁愿节俭简陋，也不奢侈浮夸。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礼，是对天地万物的尊重。借由对礼法的好问，来表达自己对于天地的敬意
《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虽为诸子之一，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前推行黄老之术而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巩固了孔子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主轴地位，恢复六经的正统地位，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邵雍指出，“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这就是说，孔子整理“六经”，对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来文化的进行综合，所谓集大成也。国学大师柳翼谋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钱穆亦认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宋儒朱熹曾叹曰：“天不生，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国国父所著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孔子学说在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尤其是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可谓现世之见孔子之真者。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