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求这篇文章的名称,也想知道那个军阀是谁,他好像是杭州那边的总督,也是个文人出身,文章说他这样做也是文人风骨的体现。但是以为这些事情可能众所周知的,所以也没有保存。这个故事对我们了解民国时代的情况很重要,因为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应该很民主,那些军阀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可恶,从这个故事上看,他们甚至很可爱,他们尊重言论自由,他们尊重学者,支持学者,从他资助鲁迅办杂志这件事儿上就可以看出,而且鲁迅在杂志上大骂这个军阀(好像是个总督,而且挺出名的,就是现在想不起啦了),批评他的政府,后来鲁迅经费不足,又来信找这个军阀要钱,这个军阀很生气,但是还是寄了200块给鲁迅(200块大洋很多的哦),还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要来要了(我感觉这是撒娇....)。所以,就这个故事来看,北洋军阀时期应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和恐怖,言论是自由的,批评政府是受鼓励的,人们是受尊重的,所以我们推崇的五四是发生的那个年代,当时学生知道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他们很容易知道真相,他们烧了政府要员的住宅竟然也没有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抓起来
所以,我想在这个社会中,品味下那篇温馨可爱的文章,欣赏下那个军阀的政治家风度
鲁迅与蔡元培的微妙关系
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我看到的材料,对此研究不多,不知道是不是为尊者讳的原因。
以鲁迅的性格,很不易与人相处,所以他的真心朋友并不多。在鲁迅一生的朋友当中,许寿裳算是一个知己。靠着许寿裳的推荐,鲁迅接触到了同乡蔡元培。蔡元培以他在知识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关系,扶持了他所赏识的这位同乡。鲁迅在教育部、在北大的饭碗,都是蔡元培给的。鲁迅在教育部,“沉沦下僚”,当了14年科长,后来因为女师大事件与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大闹一场,被“炒了鱿鱼”,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跑到南方教书,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还是处不好人事关系,跟林语堂、顾颉刚闹得不欢而散、一塌糊涂,不得己带着许广平到上海,想靠卖文为生。但上海也是“居大不易”的,写稿的收入毕竟是不固定的,而且杯水车薪,难以养家糊口。所以,这时的鲁迅,其实是处于失业状态。生存是第一需要,现在生计成了问题,况且新婚,用钱的地方多,所以即便是鲁迅,也不免焦虑。他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说:“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然而在这个时候,又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
蔡元培对鲁迅的赏识和帮助是“没世不渝”的,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当年蔡先生任教育部长,鲁迅蜗居绍兴老家,任师范学堂的校长,这是1912年,辛亥革命刚过,绍兴的情境正如后来鲁迅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失望之中的鲁迅正寻求机会走出绍兴,恰在此时,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而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当时的这个“京”还是南京,鲁迅与许寿裳一起跟随蔡元培,当然工作努力。不过后来蔡元培北上与袁世凯谈判,部务由次长景耀月主持,鲁迅与景次长的关系没有处好,差一点没有被除名。多亏蔡元培看到裁员名单后及时制止,带鲁迅北上来到北京,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科长,我想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再后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与他在教育部一样,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又向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鲁迅于是又多一条挣钱的门路。并且,靠着蔡元培,又把老三周建人的工作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弟兄三人把老母亲接来,在北京安下了家。
不过,这回到了1927年,十几年过后,已是时过境迁,鲁迅与蔡元培这位前辈同乡,在思想上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据《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著,广西师大版)一书中所说,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样的微词和怨言,恐怕是与事实不符的。
然而就是这位“气味不相投者”,又向鲁迅投来“赏识”的眼光,并继续伸出援助之手。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浙人瞩望,惟求一杯羹。正愁饭碗的鲁迅也不免心中酸酸的:“饭乃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还是老朋友许寿裳从中牵线帮忙,蔡元培准备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这可是名符其实的美差,不用上班,研究可做可不做,纯粹照顾性质,月薪300元,实在诱人!在与许广平谈恋爱时,鲁迅就设计过自己的理想职业:“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现在如果能得到这个“特约撰述员”的聘书,则拿着官奉写自己的文章,岂不更舒服!
不过这事一波三折,不是太顺当。且看这时的鲁迅,其表现很有意思。
听说此事后,鲁迅先是致信江绍原:“季弗(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特约撰述员”这事“与兄相宜”,其实意思是说与“我”也相宜,而且这事就像天上掉馅饼,好得让人不敢相信:“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自己写文章批评过蔡元培,蔡元培还会把这美差给自己吗?鲁迅有点惴惴不安。
又十天之后,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焦急难耐,几乎有点失望,致信江绍原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这段话恐怕是言不由衷,故作清高之态,“不想去吃”是假的,嫌聘书来得慢是真的。
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现在开始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了,而且一肚子怨气,指斥蔡公“无聊”。
此事又拖了一个月,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称“太史”,这里对于蔡元培已经骂出口来了。
到了12月,再也等不下去的鲁迅开始直接写蔡公写信了,不过不能直说,得委婉一点。于是他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向蔡公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葵藿向阳之意。本来鲁迅对这个学生并不太明白底细,推荐信可写可不写,他写这封信与其说是推荐荆有麟,不如说是试探着推荐自己。信中说他这位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其实是自喻;至于“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哈哈,如此谦虚,哪得见前面给朋友的信中的清高和怨气!为了饭碗,他不敢骂蔡太史是言而无信的“傀儡”和小人了。
终于,12月8日,聘书来哉!鲁迅心安理得地端起这个“无聊”的饭碗,一吃四年多。直到鲁迅出席“左联”,“党国”忍无可忍,以其在此岗位上“绝无成绩”被大学院裁撤。有人统计,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
“特约撰述员”被裁撤时,蔡元培曾设法阻拦,但没有成功。
还有值得一记的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于次日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送挽联:“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在鲁迅葬礼上,蔡元培亲为执绋,并为之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1937年3月,《鲁迅全集》编定,蔡元培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请其亲自审查,放关出版印刷。后许广平希望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慎重地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文,并欣然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鲁迅全集》20卷本出版后,蔡元培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蔡元培,赠送一套纪念本。其实,蔡元培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人将一百元钱退还蔡元培。蔡元培坚持将钱交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一封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许广平收信后,只得遵从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钱,以作“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用。
蔡元培写文章大骂吴佩孚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北大学风之盛一时无两,学校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真应了北大那个“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校训,同时学生运动众多,蔡校长作为老国民党人,加上做过教育部长,也经常写些文章骂北洋政府,段祺瑞,吴佩孚都中过招,一次吴佩孚被骂得体无完肤,正在发作时,收到蔡的信,心中暗喜,以为蔡及时醒悟,写信致歉,打开一看,原来是来要大学经费,愤怒不已,然后提笔一挥,给北大继续拨银子。
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我看到的材料,对此研究不多,不知道是不是为尊者讳的原因。
以鲁迅的性格,很不易与人相处,所以他的真心朋友并不多。在鲁迅一生的朋友当中,许寿裳算是一个知己。靠着许寿裳的推荐,鲁迅接触到了同乡蔡元培。蔡元培以他在知识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关系,扶持了他所赏识的这位同乡。鲁迅在教育部、在北大的饭碗,都是蔡元培给的。鲁迅在教育部,“沉沦下僚”,当了14年科长,后来因为女师大事件与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大闹一场,被“炒了鱿鱼”,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跑到南方教书,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还是处不好人事关系,跟林语堂、顾颉刚闹得不欢而散、一塌糊涂,不得己带着许广平到上海,想靠卖文为生。但上海也是“居大不易”的,写稿的收入毕竟是不固定的,而且杯水车薪,难以养家糊口。所以,这时的鲁迅,其实是处于失业状态。生存是第一需要,现在生计成了问题,况且新婚,用钱的地方多,所以即便是鲁迅,也不免焦虑。他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说:“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然而在这个时候,又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
蔡元培对鲁迅的赏识和帮助是“没世不渝”的,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当年蔡先生任教育部长,鲁迅蜗居绍兴老家,任师范学堂的校长,这是1912年,辛亥革命刚过,绍兴的情境正如后来鲁迅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失望之中的鲁迅正寻求机会走出绍兴,恰在此时,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而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当时的这个“京”还是南京,鲁迅与许寿裳一起跟随蔡元培,当然工作努力。不过后来蔡元培北上与袁世凯谈判,部务由次长景耀月主持,鲁迅与景次长的关系没有处好,差一点没有被除名。多亏蔡元培看到裁员名单后及时制止,带鲁迅北上来到北京,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科长,我想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再后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与他在教育部一样,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又向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鲁迅于是又多一条挣钱的门路。并且,靠着蔡元培,又把老三周建人的工作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弟兄三人把老母亲接来,在北京安下了家。
不过,这回到了1927年,十几年过后,已是时过境迁,鲁迅与蔡元培这位前辈同乡,在思想上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据《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著,广西师大版)一书中所说,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样的微词和怨言,恐怕是与事实不符的。
然而就是这位“气味不相投者”,又向鲁迅投来“赏识”的眼光,并继续伸出援助之手。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浙人瞩望,惟求一杯羹。正愁饭碗的鲁迅也不免心中酸酸的:“饭乃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还是老朋友许寿裳从中牵线帮忙,蔡元培准备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这可是名符其实的美差,不用上班,研究可做可不做,纯粹照顾性质,月薪300元,实在诱人!在与许广平谈恋爱时,鲁迅就设计过自己的理想职业:“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现在如果能得到这个“特约撰述员”的聘书,则拿着官奉写自己的文章,岂不更舒服!
不过这事一波三折,不是太顺当。且看这时的鲁迅,其表现很有意思。
听说此事后,鲁迅先是致信江绍原:“季弗(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特约撰述员”这事“与兄相宜”,其实意思是说与“我”也相宜,而且这事就像天上掉馅饼,好得让人不敢相信:“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自己写文章批评过蔡元培,蔡元培还会把这美差给自己吗?鲁迅有点惴惴不安。
又十天之后,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焦急难耐,几乎有点失望,致信江绍原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这段话恐怕是言不由衷,故作清高之态,“不想去吃”是假的,嫌聘书来得慢是真的。
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现在开始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了,而且一肚子怨气,指斥蔡公“无聊”。
此事又拖了一个月,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称“太史”,这里对于蔡元培已经骂出口来了。
到了12月,再也等不下去的鲁迅开始直接写蔡公写信了,不过不能直说,得委婉一点。于是他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向蔡公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葵藿向阳之意。本来鲁迅对这个学生并不太明白底细,推荐信可写可不写,他写这封信与其说是推荐荆有麟,不如说是试探着推荐自己。信中说他这位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其实是自喻;至于“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哈哈,如此谦虚,哪得见前面给朋友的信中的清高和怨气!为了饭碗,他不敢骂蔡太史是言而无信的“傀儡”和小人了。
终于,12月8日,聘书来哉!鲁迅心安理得地端起这个“无聊”的饭碗,一吃四年多。直到鲁迅出席“左联”,“党国”忍无可忍,以其在此岗位上“绝无成绩”被大学院裁撤。有人统计,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
“特约撰述员”被裁撤时,蔡元培曾设法阻拦,但没有成功。
还有值得一记的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于次日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送挽联:“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在鲁迅葬礼上,蔡元培亲为执绋,并为之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1937年3月,《鲁迅全集》编定,蔡元培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请其亲自审查,放关出版印刷。后许广平希望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慎重地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文,并欣然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鲁迅全集》20卷本出版后,蔡元培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蔡元培,赠送一套纪念本。其实,蔡元培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人将一百元钱退还蔡元培。蔡元培坚持将钱交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一封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许广平收信后,只得遵从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钱,以作“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用。
蔡元培写文章大骂吴佩孚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北大学风之盛一时无两,学校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真应了北大那个“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校训,同时学生运动众多,蔡校长作为老国民党人,加上做过教育部长,也经常写些文章骂北洋政府,段祺瑞,吴佩孚都中过招,一次吴佩孚被骂得体无完肤,正在发作时,收到蔡的信,心中暗喜,以为蔡及时醒悟,写信致歉,打开一看,原来是来要大学经费,愤怒不已,然后提笔一挥,给北大继续拨银子。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21-01-08
《范爱农》,军阀是王金发,拿了钱骂军阀的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并不赞同学生的行为。
原文: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原文: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参考资料:
第2个回答 2012-03-19
楼上几位都没认真看过鲁迅全集,我虽然只粗略扫过一遍,但我对这个故事还是有印象的,那个军阀叫,他其实不算军阀,而是参加过的革命党人,后在那个地方任职,至于是不是杭州我就没在意了,鲁迅恰好也在那个地方教书,几个学生就鼓动他一起办了个杂志,当然由于鲁迅的威望,当时陈炯明是给了赞助费的,后来陈炯明当官当久了,有点变质了,那几个学生就写文章抨击陈炯明,陈炯明就给了这个杂志社钱去收买他们,在鲁迅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些学生就收了这个钱,但还是接着骂,陈炯明对鲁迅很恼火,以为是他指使的,事后鲁迅问起,那些学生说:给了我们赞助费就算股东了,股东有什么做的不好自然要骂,但是股资(钱)也要拿。自此以后,鲁迅就感到心寒远离了那些学生和那个杂志社,恰好此时,陈炯明彻底变质了,鲁迅觉察到了这一点就离开了,后来鲁迅听说那个杂志社被陈炯明查封了,而鲁迅的好友之一(是范爱农还是的我忘了,他没走,他留在了那里)也溺亡了,鲁迅就怀疑有其他的原因。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12-03-16
你要是真的看过鲁迅的书就明白了,鲁迅只骂军阀,而不骂某某军阀。
你要是真的看过鲁迅的书就明白了,你要是真的知道历史就明白了,军阀只是半殖民时期某些势力的狗而已,谈何风度?更谈何政治家?
你要是真的看过鲁迅的书就明白了,你要是真的知道历史就明白了,军阀只是半殖民时期某些势力的狗而已,谈何风度?更谈何政治家?
第4个回答 2012-03-16
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