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今年1月，温籍青年旅京学者阿袁笺证的《鲁迅诗编年笺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约六十万字。
书中，阿袁根据鲁迅诗歌背后的事实和诗歌本身的内在要求，厘清众多纷繁芜杂而又易于混淆的说法，为读者理解鲁迅诗歌提供了多样的视角，读者未必都同意其观点，但书里丰富的史料和笺注，对我们走进一个智者的世界，很有帮助。《人文周刊》为此邀请阿袁撰文，和读者聊聊他撰著《鲁迅诗编年笺证》的前后。
——编者
成就一件好事，大抵极其需要良好的机缘遇合；我在撰著出版《鲁迅诗编年笺证》的过程中，便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就在出版了《唐诗故事》《宋词故事》等书后，我继续深入研究唐诗宋词，期间偶然看到一本名叫《郁达夫诗词笺注》的书，深为其中错误百出而惆怅不已。心想同样也是爱好郁达夫诗，我何不自行笺注以正本清源？
在寻找资料正要笺注郁诗时，来听我关于中国名家诗文课程的几位资深研究员获悉这消息，他们说，在学诗过程中很想详细了解鲁迅先生的诗歌（以下简称鲁诗，主要指旧诗），问我能不能笺注鲁诗以便有效学习诗词。对此，我当即答应了；因为我也热爱鲁诗。记得早在1994年于广东清远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诗词研讨会上，我就跟如今已故的饱学而宽厚的长者宋谋玚教授，一同谈起各自热切喜爱鲁诗的情形，认为鲁诗诗味醇厚，格调高雅，蕴涵深广，而又风格多样。
有些关于鲁诗的注释一看就知其谬误得离谱
真正要为鲁诗作笺注时，我却陡然发现鲁诗的内涵颇为不易领会。不说鲁诗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博，就是其中的意象，大多也因各种情况所致而其题旨特别含蓄，一时难得正解。面对那些鲁诗解说或注释，我发现其中说法颇多自相矛盾，甚至就是互相对立；而有的则一看就知其谬误得离谱——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觉得那些原以为早已理解了鲁诗的，其实却也未必。
比如，在鲁诗研究领域里作者自谓所著“称得上较有水平的一本”，而我也认为其中某些资料也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一本题为《鲁迅旧诗探解》的书，据我粗略统计，其中颇为明显的知识性错误至少就达260来处！该书如解鲁诗中“无赖春风”的“无赖”为“骂人的话，指不讲道理与人纠缠的人”；又解“两间余一卒”中的“两间”为“指敌人与革命战线之间”，如此等等，真乃不胜枚举。其实这些都是望文生义、以今律古和不知诗词固有用法所导致的笑话。对此，我征引杜甫、李商隐等著名诗人的十来个与鲁诗用法相同的诗例来证明前者不是“骂人的话”，而是“形容春光可爱”；而后者意谓“天地之间”，除了征引《宋史·胡安国传》等比较早的语源之外，其实，鲁迅本人早期所写《文化偏至论》中的“充塞两间”“生存两间”，这“两间”也一样只是“天地之间”的意思。
此外，其他关于鲁诗的注解或赏析比较有名的约一二十种书，尽管其中一些作者的名头着实不小，但知识性“硬伤”却也时时在眼前闪现。如其中某本书的作者是全国颇具声名的老辈学者，但甚为遗憾的，其中的谬误令人难以置信地纷纷展示。对鲁诗《惜花四律》中的“素心”解释，该书注说：“陶潜《归田园居》：‘素心本如此’”云云。我知道鲁迅终生喜好陶渊明的诗集（《鲁迅日记》记载他曾几次购买陶潜的各种版本的集子），因此我早就通读过其全集，觉得陶氏应该没有这句子，但也想不起它究竟是谁的诗句。后来我诵读《文选》发现，这是南朝人江淹的诗句，诗题应作《陶徵君<田居>》（一作《拟陶潜<田居>》），而且诗中“本”应作“正”。我一时觉得还拿不准，又取读了其他版本的江淹诗集，证明这“素心正如此”——“正”乃无误；又因偶然翻阅《辞海》，我惊异地发现注解者原来是搬用了《辞海》之误所致，但《辞海》还没有弄错诗句，可见该注者在误引时又进一步改错了。
而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近年出版的一本关于鲁迅诗歌的小册子，尽管“执笔人员”阵营堪称豪华，却竟然把全篇仅有两句是五个字的“骚体诗”《祭书神文》乱行定为“五言诗”！又把鲁迅当年在南京就读的“江南陆师学堂”说成“南京陆所学堂”！像这样每页至少有三四处明显错误的现象，真令人不堪卒读。面对这种委实太多的误人自误的鲁诗说解者，痛心之余，我奋然下决心要为正确笺解鲁诗尽上一份绵薄之力，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诗学素养跟知识浑灏无涯的鲁迅先生相比，其相差固然也不可以道里计的。
由《自题小像》的“遭遇”探究鲁诗为何常被误解
事实上，作为现当代写白话文的作家中公认首屈一指的大诗人（虽然其小说和杂文等品类的文字似乎更为世人所知），鲁迅先生仅仅70余首新旧体诗的数量，固然不能算是很多。但就这个诗歌数量，自其面世以来，近百年间对其诗意的理解，却也颇为纷繁。鲁诗使用了为数不少的典故，这在当时文网特密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目前所见许多鲁诗的解释或笺注，其中所找的词语源头或说典故有许多也并不准确，或竟一直就未曾找出来过，从而就把鲁诗的蕴涵搞得似是而非甚乃支离破碎。
这里且举著名鲁诗《自题小像》的“遭遇”，想来当可说明一些问题。
关于该诗“首先发表”的时间与出处，就连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的《鲁迅全集》（共18卷）亦仍是沿袭旧有讹误；不难求证，此前其他有关此诗的著作自然也都讹误着了。它们都一再说那是出于鲁迅好友许寿裳1936年12月19日所写的《怀旧》一文，该文发表在1937年1月的《新苗》第13期。事实上，该诗最早应见于许先生1936年10月27日所作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不是指后来与此名目相同的书，虽然该文也被收入其中），该文发表于1936年11月《新苗》第11期，比《怀旧》早了两期。由于当事人许先生的一再误记误说（多篇文章均一再误予提到），使得此后所有关于该诗的注释几乎没有不以讹传讹的。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自题小像>并非<怀旧>中“首先发表”》的论文（该文曾发表于2009年《鲁迅研究月刊》）。这是其一。
许先生对于此诗典故理解的纰缪，使得全诗几不可解。因为他说首句中的“神矢”是使用了所谓的“异域典故”；于是，此后多数论者就认定这是“爱情之典”甚乃“引申”为所谓的“爱国之典”，以致连诗中的“灵台”，也因误引《庄子》而解释为“心”（即便最新版《鲁迅全集》等权威版本也是如此），从而使全诗的内蕴竟云山雾罩起来。这无疑就完全背离了绝句诗的基本作法。这样的说诗方式，不说鲁迅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定将不能答应，就是作为后学的我们委实也是不能赞同的。其实，该词语的正确典源，应该是比《庄子·庚桑楚》还要早些时候的《诗经》——《诗·大雅·灵台》！因为只有这样征引语源，全诗才解释得通。这是其二。
而关于该诗的写作时间，自己也很喜爱该诗的鲁迅早已说得很明确了（曾多次明确提到），证以其行实，自可信从。但由于许寿裳先生的一再误记，使得目前除了极少数学者主张鲁迅本人的说法（当然，其确证的理由似乎尚需补充以及其论点尚需修正），至今仍有许多论者祖祧许寿裳的错误说法，一再为之寻找那些与诗艺应是全不搭界的所谓“证据”，致使原本可解的原诗竟然也因这东拉西扯的解诗方式而越发难以理解。这是其三。
关于这些，笔者均有小文予以论证（为方便读者核查，请参阅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附录部分），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鲁迅先生诗作的原有意蕴。
2009年11月19日，我用心撰写了一篇几近16000字的长篇论文《鲁迅<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
矢”正解和作年及其他》来指明目前“鲁研界”广泛认可的关于该诗的几乎是“定论”——“1903年写于日本”和“首先发表于《怀旧》”等说法——的谬误。我根据诸多论据，指出目前
似乎广泛认可的关于《自题小像》的系年、创作地点和诗意理解大多不确，最后论定鲁迅这
“首先发表”于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的《自题小像》，是鲁迅1901年1月20日至3月15日期间在故乡绍兴所写的著名诗篇。
鲁迅先生一些诗作之所以久久得不到确切的理解，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论者未能确切明白诗作中的词语源头所蕴含的意义，以及鲁迅先生自身与此相关的文章；再就是先生的亲属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说法未能得到有效参照。当然，这些史料尤其是其亲友的说法也有不足为据的，如先生的终生好友许寿裳的许多说法尽管有其特别的价值，但几处较大的误解却也正是出自其人本身，致使人摸黑走错了路。这可真的使人太遗憾了！
研读大量书籍纠正关于鲁诗的多处错讹
我一边通过仔细研读鲁诗，一边仿照唐人李善注《文选》和宋人任渊注《山谷诗》的做法来求其语源，而重读《尚书》《诗经》以降直至民国以前的大量诗词和古代笔记小说；在笺证过程中，我偶尔也翻阅一些经典工具书，看看自己所笺注的内容是否稳当。同时，我还需通读《鲁迅全集》，将其中与诗意理解相关的内容摘抄出来以冀相互印证。此外，还广泛搜罗鲁迅亲友对某些诗歌的理解与阐释，以期读者加深对鲁诗的理解与赏会。
现在，据我不完全统计，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明确纠正了鲁迅自身笔误（最新“人文社”版《鲁迅全集》未曾指出）20余处，纠正了最新版《鲁迅全集》及《鲁迅年谱》《鲁迅诗稿》《鲁迅书信集》等权威版本之误约30余处，纠正了鲁迅亲友记述之误40余处，纠正了时人明显错讹者60余处；《鲁迅诗编年笺证》还纠正了《辞源》《辞海》《康熙字典》《幼学琼林》《全宋诗》《文选》和《文选考异》等30余处。此外，我注出了以往注解者未曾涉及的词语源头更是不胜枚举。
那些原本声名卓著的学者或论者何以以前未能发现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大抵跟鲁诗解释中某些颇为“权威”的说法一出，此后其他注本便跟着一误再误有关。而且由于人们把鲁诗动辄往政治上“贴靠”的解证立场或不作深入思考就随手抄录的利用原则，使得许多诗尽管被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其实不着边际。此外，它大概还由于一些并不具备起码的诗学素养的论者由于某种利益驱动（比如为评职称，升职当领导甚或就是为了挣钱，等等）使然，以致争相出版关于鲁迅先生诗歌方面的书。我们只要看看有关鲁迅先生诗歌注解的一些书，便发现其中一些作者其实就在不分是非地照搬早些时候错误的说法。这其中以不明词语源头或说典故最为明显，因为旧诗是很讲究“语典”的，一旦单个的词意理解错误了，往下的整首诗意那就别想还能够幸运地得到正解。当然，由于所引各种资料良多，我也不敢必保对鲁诗的理解丝毫无误；而这，自然是有待于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了。
简述了拙著的撰著缘起及其成书经过，我还想简单说几句关于出版的话。《鲁迅诗编年笺证》书稿撰成后，我电话联系曾责编过鲁迅皇皇大著的人民出版社兼东方出版社的文化编辑室主任刘丽华编审，在听了我对“笺证”书稿的概况介绍后，她当即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期待。时隔不久，仅见到四五千字样稿的《笺证》就幸运地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认可而拍板决定：从速出版！回想起来，此前我跟人民出版社所有人都不认识，而且也没有人介绍的情况下，出版社这种毅然决然迅速出版学术著作的风概，特别使人感动！
现在，这一大册60余万字的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终于有幸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我在深表感激和幸运之余，也很是惴惴然等候着读者诸君的裁判；而我对往后的“鲁学”研究因之尤其不敢有所懈怠。此外，若要说撰著这《笺证》的感想，我觉得任何一门学问当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的。上文提到的一些书中尽管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们对我在笺证时的启发和提醒作用却也不能一概抹杀。对此，我也很是感谢他们先前所做的那些大抵应属筚路蓝缕的艰苦工作 。
附记：此文曾刊发于2011年3月10日《温州日报.人文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