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19
前面说过，责任导向的道德还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这里面有真知灼见，但同样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让我们首先谈论一下积极的特征。康德的道德哲学认识到，道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需要从他人的眼光看世界，包括看待自身的行为。我们需要跳出自身的窠臼，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就此而言，康德与功利主义甚或耶稣的“黄金法则”相同，尽管后两个道德准建立在欲望的可普遍化基础之上，而康德的道德法则则建立在理性的可普遍化基础之上。
所以康德没有问：“如果每个人都像那样去做事，你会怎么想？”他并不真正关心你喜欢什么，相反，他会问：“如果每个人都那样行动，理性和尊严的标准还保持得住吗？”人们因为认识到要求自己成为普遍法则的特例是不合理的，而被迫放弃主观主义和自私自利。康德的原则是揭露他人或自身是否伪善的好工具。如果某人未经我的允许就拿走我的财产是错误的，那么我未经许可就拿走另一个人的财产也是不对的。如果我声称你拿走我的音响是盗窃行为，而我拿走你的却仅仅是财产的重新分配，我就是个伪君子。康德是正确的。如果你拿走我的音响是错误的，那么在所有相关条件都等同的情形下，我拿走你的也是错误的。
但是康德理论存在的问题与其优势相同。他的观点有些太过绝对主义。假如有个全副武装的疯子，口吐白沫，问我是否知道苏·史密斯在哪儿。我意识到如果他找到她，他就会杀了她。我的道德直觉告诉我应该撒谎——事实上，说出事实是不道德的。然而康德认为我即便对一个蓄意谋杀的疯子也必须说实话，理由是说谎背后的原则不能够被毫无矛盾地普遍化。
康德的批评者已经指出了某些与规则功利主义相联系的东西，即有可能产生被普遍化的修正过的规则，例如：“当说谎将会拯救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人们就应该说谎。”康德驳斥这种修正，理由是它们破坏了规则的可普遍性，使其更受制于环境。但是，许多批评者发现这个论辩并没有说服力，并且指出，康德认为死罪就应该判死刑，因此康德自己就修正了他反对杀人的禁令。确实，我们似乎只有从原则上接受修正康德普遍规则的可能性，我们才能够使他的道德哲学免于荒谬。
康德认为，其准则不能被普遍化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够使我们承担道德义务。按照之前提到的理由来看，这个准则似乎是正确的。提示一下：当你做出某个行为，如果它被宣称为坏的，那么在所有相关方面都一致的情况下，当我做出这个行为，它必定也是坏的。这与下述情形完全一致：如果当你画这个图形的时候是三角形，那么当我画的时候它必定也是三角形。但是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如何才能得出与康德的心灵相近的责任概念呢？当然，我们没有道德义务去做所有其准则可被普遍化的行为。我看见鸟儿就喜欢笑。这个行为背后的准则也许是：在美好事物面前表达喜悦是好的。这个准则可以被毫无矛盾地普遍化，但是很难相信因此我们所有人便需要有对鸟儿微笑、在暗处吹口哨或者在搔鼻子前先清清嗓子的道德义务。
康德同意以上看法。他没有争论说，我们有责任去做所有其准则可被普遍化的行为，相反，他认为只有这种行为是道德上所容许的才可以。赋予行为以道德价值的不仅仅是该行为可以被普遍化，还在于它被选作道德行为。我们的责任不在于做出什么特殊的行为，而在于只选择那些能够被普遍化的行为。我们为了履行责任而选择这些行为，使它们具备道德特性。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 年）开篇写道：“在世界之中——事实上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设想为无条件的善。”
康德用“善良意志”表达某人履行责任的意愿。同样的行为——我们再以帮邻居装车胎的行为为例——可能是道德的、道德中立的或者甚至是不道德的，这取决于行为的动机。在此我们看到了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之间巨大的差异，前者的本质是后果主义的，后者则是非后果论的。也就是说，对于康德而言，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由它的结果，而是由它的意图所决定的。如果我的动机是欺骗她，使她认为我是个不错的人，从而对我青睐有加，我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我帮助她是因为同情她，这个行为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在康德看来，仅仅是情感永远不能够成为道德的基础。
只有当我做出某个行为的动机是履行责任的意愿，该行为才是道德的。康德认为，在设定道德价值时，行动者的意图必须被纳入考虑，这当然是正确的。被纯粹贪婪所驱使的行为，即使碰巧能使许多人受益，也没有任何道德价值。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因为同情受苦受难的人而帮助受伤的陌生人，康德却认为他们所做的并非是某种道德行为；而如果某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即便憎恶人类，却依然出于责任感帮助了某个人，康德就认为他是个有道德的人。这个教义的核心隐含着一丝冷酷。或许情感不能够成为道德价值的唯一标准，但从很大程度上讲，情感确实是一个基本标准。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必须对同类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不过幸好，我们能够在不损害康德关于可普遍化洞见的同时，忽略他道德哲学的冷酷一面。
所以康德没有问：“如果每个人都像那样去做事，你会怎么想？”他并不真正关心你喜欢什么，相反，他会问：“如果每个人都那样行动，理性和尊严的标准还保持得住吗？”人们因为认识到要求自己成为普遍法则的特例是不合理的，而被迫放弃主观主义和自私自利。康德的原则是揭露他人或自身是否伪善的好工具。如果某人未经我的允许就拿走我的财产是错误的，那么我未经许可就拿走另一个人的财产也是不对的。如果我声称你拿走我的音响是盗窃行为，而我拿走你的却仅仅是财产的重新分配，我就是个伪君子。康德是正确的。如果你拿走我的音响是错误的，那么在所有相关条件都等同的情形下，我拿走你的也是错误的。
但是康德理论存在的问题与其优势相同。他的观点有些太过绝对主义。假如有个全副武装的疯子，口吐白沫，问我是否知道苏·史密斯在哪儿。我意识到如果他找到她，他就会杀了她。我的道德直觉告诉我应该撒谎——事实上，说出事实是不道德的。然而康德认为我即便对一个蓄意谋杀的疯子也必须说实话，理由是说谎背后的原则不能够被毫无矛盾地普遍化。
康德的批评者已经指出了某些与规则功利主义相联系的东西，即有可能产生被普遍化的修正过的规则，例如：“当说谎将会拯救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人们就应该说谎。”康德驳斥这种修正，理由是它们破坏了规则的可普遍性，使其更受制于环境。但是，许多批评者发现这个论辩并没有说服力，并且指出，康德认为死罪就应该判死刑，因此康德自己就修正了他反对杀人的禁令。确实，我们似乎只有从原则上接受修正康德普遍规则的可能性，我们才能够使他的道德哲学免于荒谬。
康德认为，其准则不能被普遍化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够使我们承担道德义务。按照之前提到的理由来看，这个准则似乎是正确的。提示一下：当你做出某个行为，如果它被宣称为坏的，那么在所有相关方面都一致的情况下，当我做出这个行为，它必定也是坏的。这与下述情形完全一致：如果当你画这个图形的时候是三角形，那么当我画的时候它必定也是三角形。但是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如何才能得出与康德的心灵相近的责任概念呢？当然，我们没有道德义务去做所有其准则可被普遍化的行为。我看见鸟儿就喜欢笑。这个行为背后的准则也许是：在美好事物面前表达喜悦是好的。这个准则可以被毫无矛盾地普遍化，但是很难相信因此我们所有人便需要有对鸟儿微笑、在暗处吹口哨或者在搔鼻子前先清清嗓子的道德义务。
康德同意以上看法。他没有争论说，我们有责任去做所有其准则可被普遍化的行为，相反，他认为只有这种行为是道德上所容许的才可以。赋予行为以道德价值的不仅仅是该行为可以被普遍化，还在于它被选作道德行为。我们的责任不在于做出什么特殊的行为，而在于只选择那些能够被普遍化的行为。我们为了履行责任而选择这些行为，使它们具备道德特性。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 年）开篇写道：“在世界之中——事实上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设想为无条件的善。”
康德用“善良意志”表达某人履行责任的意愿。同样的行为——我们再以帮邻居装车胎的行为为例——可能是道德的、道德中立的或者甚至是不道德的，这取决于行为的动机。在此我们看到了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之间巨大的差异，前者的本质是后果主义的，后者则是非后果论的。也就是说，对于康德而言，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由它的结果，而是由它的意图所决定的。如果我的动机是欺骗她，使她认为我是个不错的人，从而对我青睐有加，我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我帮助她是因为同情她，这个行为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在康德看来，仅仅是情感永远不能够成为道德的基础。
只有当我做出某个行为的动机是履行责任的意愿，该行为才是道德的。康德认为，在设定道德价值时，行动者的意图必须被纳入考虑，这当然是正确的。被纯粹贪婪所驱使的行为，即使碰巧能使许多人受益，也没有任何道德价值。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因为同情受苦受难的人而帮助受伤的陌生人，康德却认为他们所做的并非是某种道德行为；而如果某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即便憎恶人类，却依然出于责任感帮助了某个人，康德就认为他是个有道德的人。这个教义的核心隐含着一丝冷酷。或许情感不能够成为道德价值的唯一标准，但从很大程度上讲，情感确实是一个基本标准。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必须对同类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不过幸好，我们能够在不损害康德关于可普遍化洞见的同时，忽略他道德哲学的冷酷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