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安徽省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安徽商人。
代表人物: 最出名的莫过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
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
人称"红顶商人"。
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
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另有其他: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
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
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
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
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
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
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
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
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
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
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 *** 、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
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
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
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
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
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
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
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
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
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
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
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