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熊十力与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民国新儒家代表，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近日读熊十力在1948-1949年间写给徐复观等人的书信，理解其处境，体会其心情，感慨生乎凝神冷思之际。
熊十力像(摄于1947年)
在1949年，对于这些服膺儒门的学人而言，走还是留，的确是个大问题。其时，身在广东番禺、年纪已经65岁的熊十力对于政治局势有冷静的观察。1949年4月，发生了两件大事：国际上是北大西洋公约的成立，国内则是国共最后一次和谈。于此前后，南北分治之议，甚嚣尘上，而熊十力始终怀疑其可行性。在3月28日写给徐复观和陈雪屏的信中，熊十力对国民党政府能否维持半壁江山心存疑虑，其论调则是一贯的高标、尖锐、任性：目前国内之局，如当道真能革心易面，另作良图，保持半壁，自是佳事。如心犹已往之心也，面犹已往之面也，欲收已溃之人心，而支此残局，绝不可能。则不如老实投降，无以战火毁苍生，较为心安理得。
1946年9月返汉口经上海时在学生朱慧清家与学生牟宗三等合影留念。由右至左为 :丁实存、熊世菩、徐复观、朱霈(男童)、熊十力、高纫秋(后立)、 朱宣琪(女孩)、张立民、朱雷民、牟宗三
作为一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老党人，熊十力对国民党的基本心态是恨其不争，而又将根本的问题追溯至清末民初以来学风士习的浅薄不诚、精神无归。至于共产党，他几乎视之为洪水猛兽，故对于共产党之图南有黄农虞夏之胄真完了的担忧。这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民国时期的新儒家那里非常典型。国民党声称孙中山、蒋介石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共产党则继承了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双方在文化问题上呈现出尖锐对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民国时期的新儒家在政治上大多是亲政府的，虽然其政治立场未必与国民党一致，且其言论仍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熊十力
致徐复观信札
1948年写本
1通1页 纸本
18.5 25.5 cm
熊十力、牟宗三
往来信札
1949年写本
2通2页附1封 纸本
于是，走还是留，对于熊十力等人而言，既是一个涉及政治理念和文化信念的公共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个人出处、身家性命的个人问题。在这些书信中我们看到，熊十力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过几种出走的设想：去印度、去香港、去台湾、去美国。去印度之议是由谢幼伟提出的，估计是考虑到熊十力在唯识学方面的造诣，拟在印度的大学为他谋求一教职。牟宗三在给熊十力的信中转达了这一提议，但这一提议似乎从未具体落实。去香港之议可能是牟宗三等人提出的，但熊十力不甚措意，认为香港并不容易住，只愿意在危急时考虑去。熊十力最不想去的是台湾，理由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认为共产党肯定会攻打台湾，台湾肯定守不住。如在4月10日写给徐复观的信中，熊十力主要从安全问题考虑，劝徐复观不要把家眷送到台湾：
你眷赴台，吾觉不必。大战不能久延，轰炸不能避，城市离之半步，台人必加害，此必然也。即大战稍缓，而当道人心全失，台湾决不能固。兵败如山倒，古语可玩。胡适不留其间，他也聪明。日人似已在运动台人，前天报上有此消息。
熊十力
致徐复观信札
1949年写本
1通2页 纸本
此后的书信中，熊十力几次重申不愿赴台的意向，即使在8月同意赴台之议，亦是想以台湾为去美国的中转：赴台暂时可安一会，将来或谋赴美教书，不知能否?若想安于台亦不可能也。
虽然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以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看待1949年的变局，但对于留下，熊十力倒没有特别害怕，而是保持了一份内在的安定：我就在此听天由命，亦无不可者。年已到此，拿定听天，心亦自安也。熊十力和弟子们讨论过去上海、去重庆、去北京等不同方案，更是多次谈到想回湖北老家，有一次则说，若不能回乡，则赴台，其心境却是：不如出游一番，随时随地死了算事。
然而，疑虑乃至恐慌的时候总是有的。熊十力也多次谈到，如果留下，他必须考虑面对死的可能。如8月13日他写给徐复观、牟宗三、程兆熊的信中说：吾欲嘱艮庸买点安眠药，留在身边，万一太不堪，即作了计。犹可忍当然忍住，候自然了结，别无可说者。又如9月7日他写给张丕介、徐复观、唐君毅、钱穆、牟宗三的信中说：中共既决定某国路线，民族之命难知。士者以亡以为乐，又何话说!老夫本可速了，但亦愿得苟全性命时，也如武侯之苟全，看看世事浮云苍狗之变。如义不容苟全，则亦自了而已。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9月19日他写给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张丕介的信中所发的关于世道至于无死道，而人道乃真穷的一段议论，其弘道之坚定与内心之凄苦对比鲜明地跃然纸上：
熊十力
致徐复观、牟宗三、程兆熊信札
1949年写本
1通1页附1封 纸本
19.3 29.5cm
世道至于无死道，而人道乃真穷矣。船山、亭林、念台诸公，或生或死于明季，皆易为。我辈今日，乃真无以自靖，老夫真苦矣!然老夫自定有不易之矩焉。将来学校不能容余说所欲说之话，而或容吾说其勉强可说之话，吾当教书，冀存一分种子也;如必迫吾说所不可说之话，则必不入学校，或饿死亦听之安之。如可容身社会，过苦日子，随大化迁，则亦无不可。如不容为此，则亦死耳!死为自靖之事，当有义在。是则老夫所早自计，所必持而决不易之道也。
熊十力
致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张丕介信札
1949年写本
1通7页 纸本
39 29.5cm
1962年10月，董必武与熊十力先生在北京民族饭店交谈
熊十力最终没有走。面对1949年的政治巨变，面对一个以彻底的反传统主义确立自身、主张全盘革命的新政权，他迟迟不行，最终留在了大陆，说不上是真正心甘情愿的积极选择，也说不上是完全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而他的弟子们大都选择了走：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都走了，牟宗三更是恓惶，不得不舍下家人，孤身出走。后来的故事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了。新的国家建立以后，熊十力又返回北大任教，也得到共产党当局的礼遇，也写出了一些新作品，然而他最后的形象还是定格在了1967年遭批斗之后的那个广为人知的情景：
批斗结束后，熊十力常独自到街上或公园，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
而他的弟子们，在港台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之后，也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生活，在港台的大学里任教，教出了不少的弟子，写出了平生最重要的著作，成就了新儒家的学术事业，也为港台当地的文化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次我去拜访周辅成先生，谈到1949年赴港台的这批民国学人时，周先生不无动情地说：他们到了港台，虽然开始时环境也很艰苦，但总还能放得下一张书桌，所以著作一本接着一本。我们留在大陆，则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苟延残喘，乃至于今。
对于今天的儒门服膺者，这种巨大的反差必然会引出一个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应该如何重新看待1949年的大变局?这个问题之所以尖锐而复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后来的历史，另一方面，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新中国的新世代，我们不可能淡然地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对待建国后的这段历史。我们常常看到的，倒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两偏，乃至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来自一些被称为或自称为民国范儿的人，他们怀着强烈的痛与恨企图在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理解中把共产党及其时代彻底否定。这种痛恨的情绪其来有自，也有其正当性，但由此种情绪笼罩而形成的历史理解既浅薄又不严肃。另一个极端来自一些被称为或自称为毛左的人，他们像红卫兵一样被人间天堂的幻象所蛊惑，逐渐进入迷与醉的状态，对新中国的历史毫无反思，连文革一起全部狂热地肯定，其中不乏对共产主义逻辑有深刻洞察者甚至以文革为最值得肯定者。这种迷醉有其病理学根源和思想史脉络，可恰当地追溯至现代以来肇始于西方、又获得中土文化资源的推波助澜而形成的政治弥赛亚主义，或者说是在中国思想界仍未经过彻底检讨的启蒙的辩证法。
如果轻易地否定和盲目地肯定都不是合适的态度，而是缺乏反思的表现，那么，理性的中道又在哪里?若从我们的情绪出发谈起，谁都无法否认，文革是我们集体记忆中的一种巨大的痛苦。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痛苦，就既不能无视这种痛苦的存在及其意义，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让这种痛苦把我们的理智烧掉。在我看来，要具备比较健全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必须放在文明更新的宏大视野中看待现代中国的建立，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意义，她过去是、未来也应当是一个文明的承担者，用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说法，中国过去是、未来也会是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无可否认，在走向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中国一直向外探索，逐渐从原来的主动学习变成了被动模仿，以至于经历了彻底的自我否定，其后又在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的矛盾中挣扎、前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作为文明承担者的中国走向了彻底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那么，在民国新儒家身上，恰恰以最典型的方式体现出了中国文明的苦恼意识。由此我们可以恰当地定位民国新儒家的思想史意义：他们代表了在儒教文明的自我更新过程中中国文明的自我意识恢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熊十力、牟宗三
往来信札
1949年写本
2通2页附1封 纸本
亨廷顿的重要性在于揭示出，在当今这个以民族国家为法权主体的世界格局中，如果一个文明缺乏一个核心国家，则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更遑论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了。这里隐含的文化政治意识一言以蔽之即是文明与国家的互相需要。就这一点而言，构成我们肯定1949年的理由：辛亥革命以地方独立开始，意味着君主制中国的解体，到1949年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新中国。也就是说，以文明更新的宏大关切看待现代中国的历史，1949年的建国行动是儒教文明复兴的一个必要步骤，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成果。因此，对于具有文明意识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当下的儒门服膺者而言，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就在于能否在文明更新的高度上充分肯定1949年的建国行动。
那么，那个尖锐问题的另一面又如何处置：一个儒门服膺者如何去肯定一个以彻底打倒孔家店而自我确立的政党国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以其教化含义为首要，肯定这样一个新中国将置这一经义于何地?对此，我们仍能从文明更新的视野获得一个可能的解决。建立一个有文明担当的新中国，其前提是打破传统形态的旧中国。革命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获得其充分的正当性。用尼采的话来说，只有重建才能为破坏提供正当性。这样，辛亥革命和己丑建国，都是一个文明国家自我更新的不同政治步骤，而政治的更新与文化的更新注定不能同步，因为政治的更新必然会受到旧有形态的文化的阻碍，从而必须将其破坏才能获得成功。换句话说，既然政治形态与文化形态紧密相连，政治更新必然意味着文化破坏，那么，文化更新也必然以旧的文化形态的破坏为前提，也必须考虑与新的政治形态相适应。这显然是一条从革命到重建的道路：革命是为了重建，重建并不是复古;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疏离到回归的道路：疏离是为了回归，回归并不是守旧。
熊十力
致徐复观信札
1949年写本
1通2页附1封 纸本
39.5 29.5cm
熊十力
致徐复观、陈雪屏信札
1949年写本
1通9页 纸本
然而，这个可能的解决思路并不能够让我们感到轻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更新与文化更新到目前仍远未完成。中国的方向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无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除了能够抱着文明的信念合理地期待之外，作为服膺儒门的学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澄清我们应有的文明意识，深化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理性认识，而不是被一些迎合性的流俗之见所左右。在熊十力的书信中可以读到他对名士、名流的多次猛烈批评，我认为在当下仍有警醒的意义，兹录如下，与有识者、有志者共勉：
中国自汉以下有名士之风，一为名士，其学不求真知，其人全习世故，其行全是虚浮。顾亭林、王船山皆恨文人与名士，而船山骂之尤甚。盖船山亡国之恨，比亭林尤真也。吾眼见清代以来名流之造亡，故骂之毒。
吾敢断言，咸同诸公不同今人。而今之知识分子，无论为左为右，对根本切要之各大问题，同不注意，同不说半字。或空呼民主而外倚，或顺从危乱之政府，或漠然无感觉，一切不关心，还想现局可安，不会有事。北平学界如此，全国学界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