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我国的封建社会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秦汉以来这种唯君独尊、集全国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君权不断地神圣化，整个社会形成了以帝王为基础的、首足倒置的金字塔建构。
《原君》作为整个明夷待访录的开篇，它“论君的本源演变趋势，何为君的问题”，奠定了黄宗羲的感情基调，统领全书，亦黄宗羲启蒙思想的纲要。黄宗羲在其中提出的“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实质上是批判君主制制度的檄文，以反封建君权为宏旨。
在《原君》中，黄宗羲的破立的起点之高和目的之鲜明，是空前的。他能够居高临下，和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的最高教义“存天理，去人欲”针锋相对，在提出“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原则的同时，把君与民的关系重新恢复到“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明亡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这种深刻的认识是黄宗羲特有的人生轨迹和家国情怀积聚和沉淀的结果。《明夷待访录》以“原君”、原法”、“置相”等为主要内容,其基本根据在于对晚明皇权腐败的批判。
【君权发展史】君权发展史的中国史中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整个中国君权史来看黄亲羲的中心思想，才能认识他独能击中封建要害的崇高地位。中国君权思想史大致归纳如下，关于君权问题主要有崇君、选贤、让贤、虚君和无君等思想流派。
主张对所有君主都必须尽忠尽礼，如孔子；主张以天下为公，贤者为君，如墨子；主张无为而治的虚君，如老子等；主张贤君，反对暴君，如孟子等；主张中央集权君权者，如韩非、董仲舒等；反对封建君主的民权主义者，如孙中山等；主张君主立宪，如维新派等。
【君权神授】“君权神授”是贯通整个封建社会的核心思维模式，它具有神秘性、宗教性、权威性、合理性、合法性、神圣性。它阐述的是君权的来源问题，向臣民昭示着:君权受命于天，帝王是天的宠儿，帝王为天子。可以说，“君权受命于天”为君王的存在与君王对臣民的统治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宗教外衣。
历代统治者都充分利用神权来强调君权的不可质疑性和无可取代性，更强调君权合法性建立在天恩眷顾的基础上，宣扬君权乃天所授，君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间，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君主的权威具有绝对神圣性；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之间的尊卑伦理秩序是绝对不变的，由此论证了君权符合天命。
《明夷待访录》在君权起源这个问题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摒弃传统的“君权神授”论，黄宗羲从理论基础否定了君权的必然。他指出:君权只是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的代表。将君主的起源归于世俗的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黄宗羲的《原君》彻底否定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仅仅把君主的出现看成是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需要，并不是像传统儒家理论所提倡的“天命”。
【三代之君】本章开篇之初，即从人类社会起源的角度，探讨了君主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历史的切入角度，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这是启蒙时代最典型的特点。黄宗羲从全人类的宏大视角出发，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
托古改制和神秘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数改革家采用的一种积攒社会凝聚力的方式。尤其在明清之际封建君主专制极强化的情况下，改革家们运用这些手段尤为普遍。黄宗羲和当时初具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不把“三代”作为一面大旗举起。他以“三代之世”为模版，倡导托古改制，以三代、上古为辞，发论、立论,以“后世君王”为主要批判对象，为后世设计理想之国的蓝图。可以说，黄宗羲以“三代之世”、“圣人为王”的信仰。黄宗羲把“三代”加以美化，使之成为富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旗帜，从而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从远古社会的“公”、“私＂之辨开始。那时，人们生存的空间是一个各私其利的世界。自然状态下的无君是无法解决大规模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灾难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的「君」就出现了，他的职责是为群体解决公共利益或集体灾难问题，这些人君，诸如尧、舜，“他们作为人君的职责是单纯的，就是为人民谋利，因而他们的辛劳是远远过于人民百姓的。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因此，最初的君一面承担起天下为公之责，责任非常大，而另一面他的行动也受到集体的制约，权力相对小。这就是儒家所言三代时期的君。
【后世之君】随着时代的演进，后世之君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可见，后世之君用个人之私来取代天下之公，并将社会秩序从天下为主，君为客，转变为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这次历史变革，被黄宗羲称为家天下。君的权力状况发生这样的转易以后，君、臣、民的关系也随之生变。
【鞭挞封建专制】自封建社会产生之时起,专制作为伴生物就深深地扎根于封建制度的土壤中。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专制统治也愈来愈烈。
在《原君》中，黄宗羲不惮以最激烈、最彻底的言词，描述和痛斥专制君主们的所有罪恶。在淋滴尽致、历数罪状之后，他愤然判定：“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坚信：一切专制君主，都是独夫民威，“天下大害”，制度所致，概莫能外。这是黄宗羲的批判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他破立相济，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治改革方案。这表明：黄宗羲既没有像古代为数不少的思想家那样，陷入颂古非今的泥潭而不前，也没有像先秦儒家那样把政治改革把一切寄托于道德劝谏上。
他已经把批判的矛头深入到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黄宗羲从现实的角度批判了君主制所带来的危害，君主制的存在妨碍了个人权利的实现。更重要的是，黄宗羲论证了一个伟大的命题：君主专制已经成为中国的万恶之源，向人们揭示了反对封建主义必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这个真理。这对以后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黄宗羲的“君害”论是思想史上的伟大的创举。可以说，黄宗羲的这种思想，使以往一切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批判的理论黯然失色。黄宗羲竖起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大旗，建立起启蒙主义的思想体系，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是全面、深刻、尖锐，空前的。
他痛斥封建帝王是“使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进而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断，希望社会结构可以完成从“君王为主”到“天下本位”的转变。可见，黄宗羲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黄宗羲明确地指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万民之苦，天下之乱皆因君主“家天下”的结果，视君主专制制度指为一切罪恶之根本。
黄宗羲沉痛而深刻地控诉历代专制君主利用封建特权霸占天下、奴役人民的罪行，呼吁恢复上古三代时期“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伦理关系，使君主重新回复“天下本位”的本分。“这种君民关系的新解释和主客地位的再颠倒，是对君贵民贱，‘屈民伸君’的传统观念的大胆否定。”
可见，黄宗羲将专制君主作为人民的对立面来加以揭露和否定，撕开了君主借宗法伦理观念掩饰其罪恶本质的面纱，从此，君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君父”，而是“天下大害”的根源。黄宗羲提出“君害论”，在王权主义至上的封建社会里无疑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举，显示了其过人的勇气与智慧。
相较于儒家传统民本思想而言，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超越。传统民本站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立场，倡导“有道”明君，反对暴君。而黄宗羲针对君主的斗争锋芒并不仅仅局限于桀纣之流的暴君，而是直指三代以后的所有君主，包括传统民本所指的“明君”。
三代以下不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有为君主，但黄宗羲指出，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开始，秦汉至明清二千年来的所有君主都“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无一例外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统治者。
因而黄宗羲不仅否定了明代的统治，还直接否定了秦汉以来的一切专制君主及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将批判的视角由一代政体的得失转向对整个封建政体的解剖，实现了对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总纲式批判。
【天下为主，君为客】 黄宗羲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用君民之间现实的利害矛盾戳穿了所谓“天生蒸民而立之君”,“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之类的神话,进而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思想。黄宗羲认为，“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要做到这一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确君主的职公君主之责就在于为公众兴利除害，将天下之利益返还于民。因此，君主在经营天下大业时要兢兢业业。
显然，黄宗羲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他把人民提升到国家的主体地位，确认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人君是由人民请出来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客人。在这里，黄宗羲申张了“天下利害之权”在民不在君、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主旨。“天下为主,君为客”政治命题中的“天下”,指的就是天下万民。其中包含了三层政治涵义:
一、“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
二、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作主,而非由君王一人垄断;
三、君与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地为民服务。
显然,这种君民关系的新解释和主客地位的颠倒,是对君贵民轻、“屈民伸君”的传统观念的大胆否定。这既是对儒家传统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也蕴涵着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而非君主一家私产的“民有”观念。
【还原君主】黄宗羲认为，君主是因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而被人民推举产生的，君主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天”授予的。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是万民请来的客卿，是为公众办事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黄宗羲认为，君王应该是以“圣人”的状态而存在，道德高尚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君主是要承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在“公天下”的原始社会里，首领的职责就是克制个人私欲，坚持“天下本位”的施政道德，一切政治行为都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最终目的，他们也做到了牺牲“小我”、“天下为公”，因此被先秦儒家及黄宗羲尊为“圣王”。
黄宗羲的君权起源说要求君主“明乎为君之职分”，表面上是落实三代之法的古义，本质则是托古改制——约束君主权力，才能改善政治生活，并使整个社会跳出那“不幸福”的悲剧宿命。这不仅是对广大民众的教化，更是对统治者的教化：无论通过自律还是他律，最高权力都应该有所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