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玉渊潭位于北京西边，毗邻钓鱼台，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一个公园，公园里又有“八一湖”，其东面是隶属中央政府的钓鱼台宾馆。那时，玉渊潭曾被看作是北京郊外的一处游览场所，游人很少，藏有一种野趣的美。这里算是无名画会的“发源地”。同道相知，赵杨结下终生画缘由于后来的无名画会画家们常常去玉渊潭写生，所以早期人称作玉渊潭画派。直到1979年第一次公开展览北京美术家协会要求其登记正名，经过再三讨论无论什么名字都无法代表这个绘画群体，有人开玩笑起名“惊蛰”，有人说“等待戈多”，后来赵文量说“星期天画会”，因为每周日各自去画画，当天晚上赵文量、杨雨澍去石振宇家，赵文量说：“任何名字都不能代表咱们，干脆就叫无名画会”。 赵文量生于1937年，父亲是石油部的俄文翻译，1956年，赵文量画出了自己写生的处女作——《大树麦田》，画面很简单，就是一片麦田和一棵有着300多岁明代的大树。
“那画的背后可以感觉到1956年北京的宁静、平和。”赵文量感慨。从那天起，赵文量就没有放下画笔。
后来，在熊唐守一开办的熙化美术补习学校赵文量认识了小他七岁的杨雨澍，从此两人成为终生的同道，也成为无名画会真正的中坚。
从1959年赵文量与杨雨澍结识，到1973年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加入之前，这是无名画会的早期阶段。早期阶段中，“无名”艺术家们不仅到玉渊潭、钓鱼台，也经常到更远的远郊香山、十三陵、八达岭等地写生，后来渐渐转到紫竹院，以及在东煤厂胡同5号赵文量的家附近的什刹海。这种从近到远再回到近处的过程，表面上是一个选择写生“景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一种反抗。
为何一直坚持以北京的风景为题材做画，杨雨澍的解释是：在特殊的年代里，特殊的材料、特殊的题材形成了特殊的风格——“清气灵气正气”。他强调绘画是他们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途径。 苦中作乐，画画就是生存方式谈起无名画会在“文革”岁月的户外写生，马可鲁至今仍十分兴奋。上世纪70年代，马可鲁还在小吃店工作，为了白天有画画的时间，他必须上夜班炸油糕。夜里，困得实在难以忍受时，他甚至用筷子沾热油烫胳膊来保持清醒。后来，马可鲁又做了机修工，他早晨5点从鼓楼出发，骑车去紫竹院画晨曦，1个半小时后再骑车赶回去上班，下午下班后再去玉渊潭画夕照。一天的时间基本分三段：上班、画画、睡觉。
无名画家们基本都是像马可鲁这样，千方百计在艰苦的工作之余投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艺术的真谛。画家王爱和曾说：“那是当年我们的生存方式。”所以，在这些经常去写生的地方，无名画会的画家们不约而同总会碰见。
有人会问，风景写生这些没有题材的绘画能不能被看作是前卫艺术呢？看上去，无名画会画花草，画风景，但他们的作品勇敢地表达个体对艺术的执着立场就是对那个压抑个性的年代最有力的反抗。
郑子燕说：“我们画北京的风景是借景抒情，抒发的是我们心中的某些情感，可贵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作品记录的不是城市业已变迁的表面风貌，我们的作品是对北京精神的理解，是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精神追求。无名画会艺术家作品的境界应该已经达到“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瑞士思想家阿米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