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5-03-30
胡若望在广州信了基督教，18世纪初跟着传教士前往巴黎。其实胡若望去法国是有计划的，他想要了解欧洲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他到了巴黎后，发现自己根本不能适应那种状况。
我很喜欢康熙，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很灵活，这个灵活性一直吸引着我。
我在英国长大，在英国剑桥大学学历史，特别是宪法史。后来到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必须学各种各样的课程，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中国的历史。随后，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有许多东西都吸引着我，不少还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当然我运气很好，遇到很好的老师，有一些名师给了我指点。
我对康熙这个历史人物很有兴趣，记得当时在台北故宫（还没有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封存的档案中，看到康熙的朱批奏折，一边是奏折，旁边有红笔字迹。我感觉自己很想了解康熙这个人。要了解的只是一个皇帝，但同时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曹寅。曹寅就是曹雪芹的祖父。于是我做了一些研究，写了博士论文。我很支持历史的偶然性，而这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
在研究康熙和曹寅的过程中，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康熙怎么处理以前已逝去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后来又怎样影响了整个清朝的发展和走向。
比如，康熙皇帝是年纪较大后才好好学汉语的，朱批上面，康熙有时候还会写错字，再把它抹掉。举个例子，康熙经常把密折的“密”字写成蜜蜂的“蜜”。
所以，做历史就是从理解一个很具体的人开始——这个人是皇帝，那就从这儿扩散开来。当然，从这样一个环境里慢慢产生的，还有曹寅的家族。我也读了《红楼梦》，对我来说，整一个都是学习的过程，也是理解当时历史环境的过程。
我研究康熙后，有机会接触很多材料，这就让我从一个问题引发到另外一些新问题。康熙日常要处理一些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像三藩之乱，其中还牵扯到康熙当时做的一些决定，有的决定是一种冒险。
比如，康熙收复台湾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派军队去跟俄国交锋也是，他做这些决定不一定能想到后来的结果。再如对西藏的处理，牵扯到整个中国疆域的关系，这些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的。
由一个问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我通过康熙，对当时整个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些过程当然最后写在书里面。我在书的一开始就说：曹寅是满洲的一个家奴，可是他很有影响力。他是内务府里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家奴，并从这里头扯到整个疆域的发展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研究的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最后让我理解到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它也越来越吸引我进入中国历史。
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苏联专家，很多外国人可能都带着好意，想来“改变中国”，但他们到底解决问题了没有？
从研究康熙处理外交的方式，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写了《改变中国》一书。《改变中国》即将出版，它之所以还没出版，可能是因为出版局觉得史景迁先生想要改变中国，所以要多审审。后来他们觉得是利玛窦要改变中国，而不是史景迁要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一直讲到20世纪，像早期的利玛窦、南怀仁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后，生活在中国，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后都用汉文来书写、表达自己的意识。他们生在中国、死在中国，但这些人到底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再后来经历了不同的皇帝，到了清朝末年，有很多外国专家、顾问来到中国，试图帮助中国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真的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吗？这都是很大的疑问，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比如说，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曾教中国人世界语，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再如，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后，帮助过各个不同地方的实力派，他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后来我也研究西方人怎么看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这里面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还蛮复杂的。
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从康熙开始，有各种各样外国专家顾问来帮助中国，可中国基本上都拒绝了这样的“帮助”。这是一种抗拒的状况，或者说不接受，或者是当时的整个发展没办法让中国按照西方这些外来的压力改变。从早期的外国“顾问”，甚至一直到1950年代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最后他们都离开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从研究康熙开始，我同时也会想到它的相反面——另外的一个极端会是什么，可能是很穷、生活在很下层的一些人。因为偶然性，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就是清朝人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里面有一些审案子的事，其中有一份我写过的“王氏之死”这个案例的验尸报告，记录的都是很具体的东西。我突然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事件，我在想象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位女士连名字都没有，在山东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当时的社会情境是什么。
胡若望的疑惑，其实是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疑惑。
我写过的许多东西都跟宗教有关，这当然是因为中西文化碰撞所引发的一些议题。康熙接触过很多的西方传教士，我从康熙写到利玛窦，此外还写了《胡若望的疑问》。
胡若望在广州信了基督教，在18世纪初跟着传教士前往法国巴黎。其实，胡若望去法国是有计划的，他想要了解欧洲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他到了巴黎后，发现自己根本不能适应那种状况。这个广州人到了巴黎，所有的行为都是很奇怪的。他不会法文和其他欧洲的语言（当然现在一些温州人到了巴黎，他们不会法语也可以过得很好，但你要知道，这当中隔了好几百年），接触的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东西，最后被法国警察当成是一个疯子，被送到疯人院里去了。还好后来法国当局认为这个人也没犯什么罪，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还是把他送回中国。
胡若望的疑惑，其实是他这个人让我觉得很疑惑：胡若望的整个经历里，到底反映了怎样一种中西文化碰撞的经历。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我这一辈子就在干这个。材料在那里让我碰到了，我假如不去思考，不就浪费掉了吗？
所以，我所讲的历史写作、历史书写、历史想象当中，有很多材料是大家也都看到的，可是我看了以后，会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我会注意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人物，他们是社会上的走方道士也好、贩夫走卒也好，等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掌握以后，我再联系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开展研究。可以说，有些细节是别人不那么去注意的，但联系到比较大的、宏观一点的背景，然后与大家都清楚知道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这样，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小的事件就变得很有意义——它丰富了我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我很喜欢康熙，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很灵活，这个灵活性一直吸引着我。
我在英国长大，在英国剑桥大学学历史，特别是宪法史。后来到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必须学各种各样的课程，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中国的历史。随后，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有许多东西都吸引着我，不少还是以前我不太了解的。当然我运气很好，遇到很好的老师，有一些名师给了我指点。
我对康熙这个历史人物很有兴趣，记得当时在台北故宫（还没有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封存的档案中，看到康熙的朱批奏折，一边是奏折，旁边有红笔字迹。我感觉自己很想了解康熙这个人。要了解的只是一个皇帝，但同时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曹寅。曹寅就是曹雪芹的祖父。于是我做了一些研究，写了博士论文。我很支持历史的偶然性，而这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
在研究康熙和曹寅的过程中，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康熙怎么处理以前已逝去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后来又怎样影响了整个清朝的发展和走向。
比如，康熙皇帝是年纪较大后才好好学汉语的，朱批上面，康熙有时候还会写错字，再把它抹掉。举个例子，康熙经常把密折的“密”字写成蜜蜂的“蜜”。
所以，做历史就是从理解一个很具体的人开始——这个人是皇帝，那就从这儿扩散开来。当然，从这样一个环境里慢慢产生的，还有曹寅的家族。我也读了《红楼梦》，对我来说，整一个都是学习的过程，也是理解当时历史环境的过程。
我研究康熙后，有机会接触很多材料，这就让我从一个问题引发到另外一些新问题。康熙日常要处理一些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像三藩之乱，其中还牵扯到康熙当时做的一些决定，有的决定是一种冒险。
比如，康熙收复台湾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派军队去跟俄国交锋也是，他做这些决定不一定能想到后来的结果。再如对西藏的处理，牵扯到整个中国疆域的关系，这些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的。
由一个问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我通过康熙，对当时整个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些过程当然最后写在书里面。我在书的一开始就说：曹寅是满洲的一个家奴，可是他很有影响力。他是内务府里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家奴，并从这里头扯到整个疆域的发展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研究的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最后让我理解到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它也越来越吸引我进入中国历史。
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苏联专家，很多外国人可能都带着好意，想来“改变中国”，但他们到底解决问题了没有？
从研究康熙处理外交的方式，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当时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写了《改变中国》一书。《改变中国》即将出版，它之所以还没出版，可能是因为出版局觉得史景迁先生想要改变中国，所以要多审审。后来他们觉得是利玛窦要改变中国，而不是史景迁要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一直讲到20世纪，像早期的利玛窦、南怀仁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后，生活在中国，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后都用汉文来书写、表达自己的意识。他们生在中国、死在中国，但这些人到底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再后来经历了不同的皇帝，到了清朝末年，有很多外国专家、顾问来到中国，试图帮助中国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真的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吗？这都是很大的疑问，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比如说，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曾教中国人世界语，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再如，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后，帮助过各个不同地方的实力派，他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后来我也研究西方人怎么看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这里面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还蛮复杂的。
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从康熙开始，有各种各样外国专家顾问来帮助中国，可中国基本上都拒绝了这样的“帮助”。这是一种抗拒的状况，或者说不接受，或者是当时的整个发展没办法让中国按照西方这些外来的压力改变。从早期的外国“顾问”，甚至一直到1950年代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最后他们都离开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从研究康熙开始，我同时也会想到它的相反面——另外的一个极端会是什么，可能是很穷、生活在很下层的一些人。因为偶然性，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就是清朝人黄六鸿的《福惠全书》，里面有一些审案子的事，其中有一份我写过的“王氏之死”这个案例的验尸报告，记录的都是很具体的东西。我突然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事件，我在想象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位女士连名字都没有，在山东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当时的社会情境是什么。
胡若望的疑惑，其实是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疑惑。
我写过的许多东西都跟宗教有关，这当然是因为中西文化碰撞所引发的一些议题。康熙接触过很多的西方传教士，我从康熙写到利玛窦，此外还写了《胡若望的疑问》。
胡若望在广州信了基督教，在18世纪初跟着传教士前往法国巴黎。其实，胡若望去法国是有计划的，他想要了解欧洲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他到了巴黎后，发现自己根本不能适应那种状况。这个广州人到了巴黎，所有的行为都是很奇怪的。他不会法文和其他欧洲的语言（当然现在一些温州人到了巴黎，他们不会法语也可以过得很好，但你要知道，这当中隔了好几百年），接触的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东西，最后被法国警察当成是一个疯子，被送到疯人院里去了。还好后来法国当局认为这个人也没犯什么罪，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后还是把他送回中国。
胡若望的疑惑，其实是他这个人让我觉得很疑惑：胡若望的整个经历里，到底反映了怎样一种中西文化碰撞的经历。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我这一辈子就在干这个。材料在那里让我碰到了，我假如不去思考，不就浪费掉了吗？
所以，我所讲的历史写作、历史书写、历史想象当中，有很多材料是大家也都看到的，可是我看了以后，会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我会注意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人物，他们是社会上的走方道士也好、贩夫走卒也好，等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掌握以后，我再联系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开展研究。可以说，有些细节是别人不那么去注意的，但联系到比较大的、宏观一点的背景，然后与大家都清楚知道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这样，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小的事件就变得很有意义——它丰富了我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